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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是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的诗歌代表作。 郭沫若（1892.11.16—1978.6.12），字鼎堂，四川乐山人，出生于地主兼商人家庭。童年时代即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熟读《庄子》和屈原、李白的诗。[日本时期，接近泛神论（Pantheism）后，郭沫若则重新发现了《庄子》的价值。[1]主要是《庄子》的奇谲恣肆、想象狂放的浪漫主义基质，以及“齐物我”“等生死”哲学思想与“泛神论”的相似；而屈原、李白诗歌“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雕龙·神思》）的创作思维彰显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特色。]戊戌维新之后，接触梁启超、林纾等人的著作。1913年10月，赴天津求学；1914年1月至1923年4月，在日本求学，期间广泛接受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熏染，尤其是泰戈尔、歌德、惠特曼和斯宾诺莎等人，他说“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2]1926年3月出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7月任国民革命军宣传科长，投身北伐；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次年2月流亡日本，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归国。解放后曾担任第一届文联主席、第一届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其20年代的诗歌代表作有诗集《女神》（1921.8）、《星空》（1923.10）、《瓶》（1926）、《前茅》（1928）和《恢复》（1928.3）。话剧作品主要有《三个叛逆的女性》（《 卓文君》《王昭君》《聂嫈》）（1926.4）、《屈原》（1942.3）、《虎符》（1942.10）和《蔡文姬》（1959）。 《凤凰涅槃》选自于诗集《女神》，最初发表于宗白华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时间为1920年1月底。《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部较为成熟的诗集，1921年8月有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收录从1916年至1921年间创作的57篇作品。 全诗共有“序曲”“凤歌”“凰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等篇章构成，就形式而言，诗人灵活地模仿了西方歌剧的体式，各乐章皆对应歌剧的各组成部分。 “序曲”如同歌剧里的“前奏”（序曲），展现了凤凰生存的空间情态，描画了一副由“枯槁梧桐”“消歇醴泉”“茫茫大海”“莽莽平原”“寒风凛冽的冰天”所构成的图画。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凤凰即将“集香木自焚”。“凤歌”“凰歌”则仿佛歌剧里的“咏叹调”（歌剧里的独唱篇章，抒发人物情感，是歌剧的核心），此二章的情感指向近似，只是诗人为区分“凤雄凰雌”而在情绪的激烈程度上有所差异，“凤歌”激烈、强烈和浓烈，“凰歌”幽怨、哀怨和怨恨，但都表达了对它们生存的世界的诅咒和控诉、指责和批判、质问和探寻。在凤凰的“咏叹”中，其生存的环境用“屠场”“囚牢”“坟墓”“地狱”来指称，且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皆是如此；于是，它们感叹着生命的“悲哀，烦恼，寂寥，衰败”，惋惜着年青时“新鲜”“甘美”“光华”和“欢爱”的“随风而逝”，追问如此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并呼喊出宇宙“为什么存在”的疑问。“群鸟歌”则类似于歌剧里的宣叙调（或称朗诵调，叙述情节的对话），它展示了一群“从天外飞来观葬”的凡鸟对“凤凰浴火”的态度，诗人再次巧妙地将各种鸟的生物自然特性与各自象征的人格进行对应：既有夸夸其谈、鹦鹉学舌的雄辩家，安于现状、惮于改革的保守者，也有自鸣得意、目空一切的自大者，小人得志、苟且偷生的市侩……“凤凰更生歌”则如同歌剧里的合唱或重唱（烘托宏伟浓烈气氛，使歌剧达到高潮），它一改之前景象，恰如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使整首诗的情绪（风格）由强烈的狠、深切的怨转变为明朗的欢快和高昂的乐观，先是“鸡鸣”的过度来预告“凤凰”“宇宙”和“光明”即将“更生”，再是“凤凰和鸣”用5节遍满反复、排比的诗句来高歌、宣泄按捺不住的欢欣和喜悦，表达对“新生”（新世界）的热情礼赞。而在“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的反复吟唱里显示了宇宙、万物、物我共存及和谐的“泛神论”思想。 《凤凰涅槃》的最根本的特点还在于借“凤凰涅槃”的传说之形，来传达诗人主体自我精神之神，而由形到神的具体方法则是“象征”（“托物言志”）。在诗歌中，“凤凰”是五四时期“由旧转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象征；“涅槃”则“象征着中国的再生”[3]——旧世界之毁灭及新世界之诞生的过程，也是是知识分子从旧到新的蜕变过程；而“凤凰”得以“涅槃”的媒介和中间物则是“火”，“火”则是五四时期革命精神、启蒙思想的火光，具体联系当时语境，则是西方文明资源以及反抗、破坏精神；而与“凤凰”对比而设的“群鸟”则是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及守旧人物的群像。 由此，可以看出，《凤凰涅槃》在情感内蕴上典型地代表了“五四”那个时代的狂飙突进精神，也洋溢着诗人自我积极的乐观主义气质。诗人通过“凤凰涅槃”的传说，抒发了对旧世界、旧文化的控诉及批判，对新世界、新事物的赞美和歌颂，体现了彻底的破坏精神和创新精神，洋溢着热烈的破旧立新、追求自由、创造理想的激情。 在艺术特色上，本诗体现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积极浪漫主义特点：奔腾的想象，急骤的旋律，宏伟的气势，英雄主义的基调，自由体的新诗形式。 1.依靠奇特的想象来构造全诗。清代学者黄叔琳在注解《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指出：“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观，或感物而造端，或凭心而构象”。此语虽意在强调文艺创作过程“联想”（想象）思维之重要，却也一语点破并区分了“身观”和“心构”这两种创作（构思）模式之差异，而细心比较古今中外之文学作品，我们则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倾向于“身观”的真实和客观，而“心构”的主观及虚拟往往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方式。本诗中，除却诗歌题材来源的神话传说色彩（“凤凰涅槃”本身即是非真实的事件），包括诸如凤凰生存环境的描写、凤凰更生之后场境的展现，都是想象性地对虚拟世界的描画，甚至包括“群鸟歌”中群鸟对凤凰集香木自焚的评说，虽然栩栩如生，但也是诗人的主观精神。而这一点，也正好是印证了郭沫若“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4]的宇宙观，或者说正是这种宇宙观的艺术符号。 2.运用诸如排比、反复、反问等修辞手法来抒发情感，彰显火山爆发似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精神气概，以此来增强抒情效果。郭沫若在评说惠特曼的时候说他“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5]并说在《女神》的创作时期，“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差不多是狂了”。[6]“在“凤歌”和“凰歌”里，诗人采用了一连串的设问和反问，强化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控诉情感；尤其是“凤凰更生歌”中，整章5节的结构都相似，以排比的形式构造，而在每一节里，具体的用词采用反复，这种排比和反复造成的磅礴、奔泻而不可阻隔的气势，不仅增强了抒情效果，同时也与“狂飙突进”的抒情精神内涵相得益彰，并最终使诗剧的情绪激昂到“发狂”的巅峰。作品为了达到对火山爆发式情感的宣泄，大量采用诸如排比、反复、设问和反问等手法。诗中充满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对凤凰更生的场景进行虚拟，运用一些具有极端性的色彩，把情感、感觉推向极端化。 注：待续；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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