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离合

两个故宫的离合
老故宫头号专家、与文物生死与共的人：那志良 

　　“两个故宫”是东亚近代史的产物。故宫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个故宫”的存在，串联了什么历史情结？《朝日新闻》资深记者野岛刚，历时五年，奔波全球亲身采访，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梳理了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写成了此书，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十七岁就进入故宫整理文物

　　1925年刚从高中毕业的十七岁少年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退位后，在紫禁城所设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北京政府为了清点及运用清朝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设的组织，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那志良在1925年元旦去拜访高中时校长的家。正好清室善后委员会希望校长推荐人才来整理清朝文物。校长说：“你的个性认真，这不正是个很适合你的工作吗？”那志良也没多想，第三天就开始到故宫上班。

　　那志良是满族人，满族在清朝是统治阶层，但那家并非出身于富裕之家，这个工作职缺只是个普通的办公人员。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集合了许多当时赫赫有名的人士，如汪兆铭、蔡元培、罗振玉等。因为《绍英日记》而出名的清朝官员绍英等人也名列在册，但是他从不出席会议，从他抵制设立故宫博物院的讨论行为，可以猜想在故宫筹备过程中，他应该没发挥太大的影响力。担任整理文物工作的那志良，当时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对于文物不关心，也一无所知。上班第一天，同事问他：“对古董感兴趣吗？”他回答：“看不出来和我家的茶碗有什么不同，不是都很像吗？”同事们听了笑他：“你家的茶碗一只三毛，这里的茶碗一只可是数千万元。”

　　那志良等工作人员整理清点告一段落以后，故宫博物院选在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开幕，第一天就有两万人以上造访。清室善后委员会在9月29日才决议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赶在十天后开馆，相当匆忙。那志良说：“想进展览室的进不去，想出来的出不来。”当天场面极为混乱。

　　紫禁城如其字面的含义就是一个“禁城”，自古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地方，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外公开，就是故宫博物院开放的那一天。这正是“革命的果实”，民众除了关心文物，应该是对于可以解禁进到皇帝的住所更感兴趣吧！故宫虽然成立，但当时的中国呈现军阀群雄割据的状态，北京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限。政府的预算一直下不来，那志良的薪资每月只有十五元，虽说本来还能维持生活，但是迟发薪水是家常便饭。那志良刚开始负责图书，后来负责古物。只有周一休假，周二到周六整理文物，周日对外开放时，就负责展馆的整理。

　　文物和他的命运被九一八事变改变

　　国民政府在1928年完成北伐，故宫博物院的运作也步入轨道。那志良负责“玉器”，他钻研玉器，留下许多专论著作。1931年，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以南满铁路被炸为借口镇压满洲，那志良曾写过一段话：“只拿到我国的东北地方，应该是不会满足日本人的野心。万一北京或天津发生战争，文物的安全令人担忧。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应该及早开始准备，离开危险的地方，搬到安全的地区。”

　　在这之前的1931年1月，故宫理事陈垣把那志良找去。当时那志良的职位是一等办事员。陈垣对他说：“国家灭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并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他。最优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因为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故宫里也没有装箱的专家。那志良这些毫无经验的故宫职员一筹莫展，于是决定请教在外面古董商旗下工作的专家。当时在北京“琉璃厂”这一带有多家古董商经营的店家，他们借助了这些人的帮助。刚开始，那志良等故宫人员都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搬家装箱作业，但从专家那里学到愈来愈多的做法以后，都觉得这项工作很不简单。有一次那志良对专家说：“装箱好像没那么难嘛。”专家们就请那志良尝试自己把喝茶的茶碗包起来，再拿起那志良包好的茶碗猛摔，打开包装一看，茶碗是破的。接下来专家们把自己包好的茶碗也相同地猛摔，却毫发无伤。原来专家的作业是有“绝活”的。

　　那志良说，这项技法称为“稳”、“准”、“紧”、“隔离”（每件文物都要隔开）。以最容易损坏的瓷器为例，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木箱内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紧置隔开，封箱就可以运送。这是相当有难度的技术。不过后来故宫的职员个个都成为专家，因为往后的日子，文物在中国各地移动，那志良等人得不断地重复捆扎装箱。

　　装箱的文物达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里面不仅有故宫的东西，一起搬走的，还有放在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颐和园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而国子监则是自元朝以来的图书馆。其中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宫的文物，其余六千零六十六箱则是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东西。然而文物决定南运之后，引发了群众的反对。“有文物才是北京，文物没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有人这么认为。

　　第一批运送队的出发是在1933年1月31日决定的。当天虽然成功地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再次从北京出发。那志良即将远赴南方，临行前他的婶婶抓了一抔庭院的泥土给他说：“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

　　搬运文物刻意选用日本制造的特别列车，优先于其他列车的发车时刻，在冬天的中国大陆从北京，南下郑州、徐州，来到南京郊外靠近长江河岸的浦口，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然而搬运的同时，中国的情势面临重大的转折。2月，日本拒绝国际联盟做出的满洲问题决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关东军司令部对热河发动攻击，热河后来也被划入满洲，成为它的一部分。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就意外地被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当局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和文物不得已，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后来当局决定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当时在法租界的旧医院大楼挪作保管场地，该大楼是七层建筑，全部提供给故宫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种类寄存于不同的病房。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从北京出发，接着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陆续运出。象征中华民族生命的文物南运计划悄悄完成，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无数次的千钧一发 

　　首次故宫海外展由军舰护送

　　1933年，文物南运到上海本应告一段落，此时正好有人提案说要送到英国展览。这是故宫文物首次的海外展览。当时欧洲受到清末流出文物的刺激，兴起一股中国艺术风潮。英国、法国、北欧等地商人纷纷开店，王公贵族竞相购买中国的陶瓷器。其中有些收藏家发起提议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向伦敦的驻英大使馆提出了故宫收藏品的出展邀请。这在国民政府内引起了众多议论。虽然有赞成者认为：“这是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最好机会！”但也有反对者担心：“如果在海上遇到事故或海盗怎么办！”另外因为国民政府向英国借贷高额借款，也有人担心故宫文物会被扣押。

　　最后是积极派坚持，提出使用英国军舰运送及故宫专家装箱护送的条件，英国方面表示同意。此间还曾经留下这样的传说，当时英国主办方曾问过莱斯保险公司的保险金额，结果对方回答：“超出本公司的能力”，不愿承保。英国方面很高兴用军舰运送，于是英国海军巡洋舰萨福克号从香港到了上海。此次英国展览的准备委员会召集人，由两国元首——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这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展览，拉高至两国政府的层级。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曾任国际联盟中国东北调查团团长的李顿爵士担任。展示作品也有来自英、法、德、美等收藏的中国艺术品。故宫的七百三十五件及其他博物馆挑选出共计一千多件，在1935年6月运抵英国。那志良等四名故宫职员并未搭乘萨福克号，而是从上海搭客轮前往英国。11月起故宫文物展开为期14周的故宫英国展览，受到极大的好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向西再向西的文物大迁徙

　　从伦敦和文物一起回到中国的那志良，紧接着又开始忙着把文物从上海搬到南京。南京的“朝天宫”是明代的宫殿，当局决定在此设置南京分院。当时已用最牢靠的钢筋水泥建好三层楼的文物仓库，该仓库装有换气及温度调节设备，还有地下仓库作为紧急避难之用，不怕炮弹攻击，是个非常适合保管故宫文物的场所。

　　当这些离开北京、辗转一千七百公里、历经三年流浪期的文物，正准备好要搬进去时，发生了震惊全中国的大事，那就是卢沟桥事变。8月发生了淞沪会战，江南一带情势极度紧迫，日军攻击首都南京的危险日增，文物必须再度搬迁。从北京南下的文物，这次不得不向西运送。这个阶段称为“西迁”，主要分为三条路线。曾运到英国展出的故宫精华文物八十箱，8月时首先被送达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那志良等人搭船从长江逆流而上到湖北省汉口（武汉），再走陆路进入长沙。从南京一起运到长沙的还包括政府重要文件。不过当时大部分的文物还放在南京的仓库，随着战况愈来愈吃紧，高层下达了文物全部疏散的命令。人在长沙的那志良接到要他赶回南京的急电。第一批送到长沙的八十箱文物也要继续往西送，并被分为两个部分。

　　第二批文物在1937年12月上旬走水路从南京被运到汉口，运抵汉口的文物有九千三百三十一箱。第三批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是走陆路，到西安西边的陕西省宝鸡。南京是在12月13日被攻陷，所以可谓是千钧一发。事实上运到汉口或宝鸡都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搭乘的火车或船舶正好行经这些地方而已。情况危急，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在战乱时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难可想而知。七千二百八十八箱走陆路到宝鸡的文物，被安置在城隍庙和关帝庙两处。从宝鸡往东走就是大城市西安，而且不知道何时会变成日军的攻击目标。那志良负责护送陆路的文物，由于担心文物的安全，他将文物运到离西安更远的陕西省汉中郊外的宗营镇。虽然是战时，但那志良还是设法让地方政府调来二十台搬运用的卡车，将文物从宝鸡往宗营镇接连不断地运送。但是正逢冬季气候不佳，输送队伍常因大雪而无法动弹。由于走的是山间小路，人烟稀少，缺乏粮食，护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职的准备。运送过程本身的艰辛也就罢了，身后还有一路向西的日军追兵，文物也就被逼着一路往西再往西。

　　长沙的八十箱文物被运到贵阳，再被送到离贵阳约一百公里远的安顺洞窟。走水路到汉口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被运往四川重庆，走陆路到宝鸡的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经过汉中郊外再被送到四川成都。汉口被日军攻击，重庆也危在旦夕，重庆的文物只得再往西迁到乐山，成都的文物则再往西迁到峨眉，每条路线都是马不停蹄。紧急的避难行动和日中战争展开的节奏完全一致。重庆的文物从长江逆流而上来到长江支流的岷江，再运至乐山，而成都的文物都走陆路。那志良在成都每天奔忙于指挥运送、分配卡车及捆装文物。

　　当时所有的文物都处于“千钧一发”的险境，那志良回想道：“最后一卡车从成都出发不久，日军的战斗机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毁机场。天气晴朗，日本空袭机组飞得很高。”从成都到峨眉直线距离超过一百五十公里，但是道路崎岖险峻，载着文件的卡车也曾经半路跌落到小河里，幸好文件都没有被损坏。那志良说：这是一条最艰辛的道路，而且还要烦恼没东西吃。运送到峨眉的工作告一段落，那志良就被派去负责重庆到乐山的运送。护送队伍人手严重不足，本来随文物疏散的故宫专门人员就只有十多人，其中熟稔文物种类及捆装技术的更少。那志良等职员可说是过着不眠不休的日子。那志良诉说搬迁文物的辛苦之中，最苦的是“调度粮食特别困难”。在四川省想找米饭，就只有夹杂着砂和稻壳的灰色东西。

　　在文物疏散的最后阶段，还有更加危险的事情正等着那志良他们。走水路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文物运抵乐山郊外的安古乡，但因为河面很窄，必须从岸边逆流拉纤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等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与船相连的绳索断裂，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船没有翻覆搁浅，人命和文物都没有损失。为了保护文物，卡车都行驶得很慢，因此一百公里的路程有时要走上半天或整整一天，道路塌陷、轮胎脱落也是常有的事。即使走水路，分散于各小船的文物也经常遇到危险。不过虽然如此，这些文物在运送途中几乎没有遇到破损或遗失。从北京出发，历遍超乎常人能够忍受的困难，坚持护送文物的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在这个过程秉持着一个信仰就是——“文物有灵”。到现在故宫仍传承着这句话，不难想象，故宫职员在守护国宝度过每个危机的一瞬间，脑海里会自然涌出这句话。文物疏散工程结束后，那志良在峨眉的保管场与文物共同生活了七年。日军的攻击始终未到达峨眉或乐山，那志良等人得以暂且过着安宁的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1947年文物全数回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