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
《道德经》作者老子曾做过周的史官，后去周退隐。这是史书、经书均已肯定的，且在学术界基本没有什么大争议。然而，老子为何辞周退隐却依然是众说纷纭。
据说老子是楚国人，在周朝做守藏室之史，这个官职不仅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还相当于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可能和老子的工作性质有关，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为日后成为中国哲学之父和智慧之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当了很长时间史官之后，老子竟然辞官退隐了。老子为什么要辞职，在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只是说：老子“历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隐去。”并未详述，但其中也隐隐透露出一些信息，老子眼看着周朝道德衰败，大势已去，所以才决定离开。
根据历史记载，周朝历代君主，大都无甚作为，从昭王开始，就出现了衰微之像，成、康时代的那种“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大好局面已一去不复返。穆王不听劝告西征犬戎，结果只“得四白狼、四白鹿”，大败而归。“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老子骑牛图厉王“好利”，闭塞言路，不听召公之谏，引起国人反叛。幽王荒淫无度，嬖爱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都城被犬戎攻破。平王东迁洛邑后，势力更弱，天子威信日益下降，本来天下共主的周王室渐渐沦落为中小诸侯国。
因此，从历代周王的情况来看，无论哪一位，都已经不像文王那样尊道重德、谦卑恭俭、修己度人、笃诚信义、爱民治国。也就是说，他们都已远离了老子理想之王的标准。既已如此，道降德衰已历历在目，周室已如夕阳西下，不可挽回，于是，老子便不得已而为之，乃去周退隐。这也是他思想中的“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古今圣贤之所同也。”
另外，周朝时天灾不断发生，造成庶民生活苦不堪言。老子在《道德经》中大声疾呼：要“以百姓心为心”，主张“爱民治国”、“少私寡欲”、“惟道是从”、“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并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王国：“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既然周已背道而驰，民不堪命，老子也只能认清现实，不得已去周退隐。
同时也有人认为，老子的退隐是他的必然之路，他的性格特点、基本思想、志趣、主张、处世哲学、理想等等方面，都决定了他最后选择了退隐的归宿。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隐君子也。”又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那就是说：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不张扬为宗旨。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百姓自然趋于“化”，清静不扰，百姓自然会归于“正”。这正像晚于老子的庄子一样。庄子曾为漆园吏，“其学无所不窥”。故楚威王闻其能，便“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然庄子得知楚使来意后，斥之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为什么楚威王给庄子以高官厚禄而庄子不受?因为庄子不是攀高慕禄之人，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而单以“游戏污渎之中”、“终身不仕”为快。
据说，老子辞职之后，骑着一头青牛，准备一直向西，到秦国去，或者去更远的西域。西去的途中需要经过一个关口，叫函谷关，这天，守关的长官令尹喜在城头上瞭望，突然发现从东边冉冉飘来一团紫气，他预感到当天会有一位圣人经过。因此，当他看到老子的时候，马上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老子在离去之前，留下一点儿文字著作。老子一生信奉无为，自然不肯，但令尹喜非常聪明，他提出若要出关，不留文字不行，被逼无奈，老子只好写了影响巨大的《道德经》。这才给后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