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的亨利四世林荫大道上原有一座隶属本笃会的女修道院。18世纪本笃会式微，修道院凋敝，1789年彻底毁于革命。1847年林荫大道扩建时，工人们发现了修道院原址的古墓地藏有大量石棺，时间可追溯到12世纪。消息传到圣主医院，23岁的住院医师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立刻以学术理由提出申请，他要担任施工现场的监管之职。?
原来布罗卡像当时不少科学家那样秉持一个信念，认为脑容量大小反映智力水平。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人类大脑的容量正在逐步增加。对修道院遗址中累积了七个世纪的颅骨进行测量，在布罗卡看来，无疑是确证这一信念的最佳途径。
经过15年的测量，1862年布罗卡提交了一份大规模的研究结果。报告中他测量了古墓地的118个颅骨，并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另两个墓地的颅骨进行了比对，结论的确就像他认为的那样，随着文明的进步，时间的推移，巴黎人的脑容量越来越大了。
即使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布罗卡的测量方法依然是高水平的。他设计了一台颅骨测量仪，叫做布罗卡立体像，原理类似于配钥匙的机器。机器钳住旋进两侧耳道的塞子，一个带铁笔的支架罩在颅骨之上，这样一个立体的颅骨型态就可以准确无误地绘制在后面的一张画纸上。不仅颅骨的周长，包括头前部与后部之间的距离、前额的高度与斜度、下颚相对于前额的大小等等，都可以尽量在不受主观因素干扰的前提下测量出来。布罗卡认为，千百次的精细测量，远胜于一个宏大的理论。他坚信，自己的任何成功都得益于此。
布罗卡的方法带有鲜明的统计学色彩。他将定量技术引入了体质人类学，并把统计学的思维方式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1888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人类学的标准化手册里，罗列了40种测量工具和方法，其中19种都要归功于他。今天，除了神经学领域常见的布罗卡区，还有布罗卡角、布罗卡面等术语记录着他的荣誉。
直到1981年，有人才在布罗卡的研究中发现了问题。演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注意到，布罗卡的一组颅骨测量数据与他的结论明显不符。那组数据的脑容量平均值分别为1426CC（12世纪）、1409CC（18世纪）和1462CC（19世纪）。也就是说，脑容量大小并不依文明程度存在时间上的排序。布罗卡本人用一套巧妙的说辞解答了一系列难题。比如，他以19世纪社会等级较高者（单人墓穴，1484CC）与地位低下者（合葬墓穴，1403CC）的脑容量差异为据证明，12世纪的脑容量之所以高，乃是因为当时惟有精英才可葬入石棺。同样，18世纪的脑容量平均值高于19世纪的合葬墓穴，也是基于社会等级的原因。总之，在布罗卡看来，尽管表面的数据显得很矛盾，但是在对各种具体因素的干扰予以“矫正”之后，人脑越来越大的结论不容置疑。
一位人类学的同行通过测量发现，德国人的颅骨比法国人重约100克，并以此为据反驳布罗卡把脑的大小与智力高低相关的理论。布罗卡就设计了一个更详尽的测量方案，对身高体重和年龄差异等具体因素进行“矫正”，再与德法两国的文明程度对照，结论依然是，人的大脑越来越大了。
如果说布罗卡是体质人类学的奠基者，那么龙勃罗梭就是犯罪人类学的创始人。差不多比布罗卡晚10年，意大利精神病学家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也开始从事颅骨测量的工作。只不过，他的测量对象不是古墓里的尸骸，而是监狱中的囚徒。他做过军医、大学教授和精神病院的院长。1870年，他在佩萨罗（Pesaro）监狱兼任狱医，收集了大量罪犯的人类学资料，并发表了犯罪人类学的奠基论文《对400名威尼斯犯罪人的人体测量》。1876年，他又在都灵一个专门关押未决犯的监狱兼任狱医，并修订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犯罪人论》。
在这本书里龙勃罗梭说，在对101个意大利罪犯进行测量以后，他再度确证了颅骨与犯罪的关系。意大利成年男性的平均脑容量为1551CC，而据他的统计，罪犯的平均脑容量为1466CC，明显偏低。其中比较起来，盗窃犯的脑容量更低，谋杀犯的脑容量略高。就凶残指数而言，短头型高于长头型，长头型高于中头型。另有一类叫斜头型，他们的颧骨明显比正常人宽，脑容量也更高，往往是既凶残又狡诈的匪首。
龙勃罗梭还发现，几乎所有的罪犯颅骨都有异常的特征，大约有43%的罪犯具有5种乃至更多的异常。他把具有此类特征的人称为“天生犯罪人”。他非常“审慎”地指出，罪犯颅骨的异常特征，与有色人种或低级人种的头骨异常多有吻合。他还直接引用了布罗卡的研究，按照有高到低的次序，把欧洲人、印第安人、黑人、中国人、马来人、南太平洋人、波利尼西亚人以及霍屯督人的平均脑容量列了一个清单，用来证明智力水平与道德水平的因果关系。
不管是布罗卡还是龙勃罗梭，他们的视野都笼罩在颅相学（Phrenology）的巨大阴影中。颅相学认为，大脑由一系列具有不同功能的器官组成，脑内部的大小形状与颅骨的大小形状直接相关。因此通过测量人的颅骨，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人格，包括智力水准和道德水平。尽管颅相学很快沦为炼金术式的伪科学，尽管布罗卡和龙勃罗梭都坚决否认自己的学问受此影响，但是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思维方式，包括运用统计学下结论的过程，都没有逃脱颅相学的引力场。
深究其中原因，还是在于人类普遍的心智模式——先有结论，它决定了我们对事实的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反过来又支撑着我们的结论。这种“邻人疑斧”式的观念循环鼓励我们忽略例外、矫正例外、合理化例外，最终导致偏见的长期孳生。在这种情况下，让统计学拎着自己的衣领从泥泞中超拔出来，几无可能。也许，是到了全面检讨认知结构的时候。
（原标题：观念循环，或邻人疑斧）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