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澳门只有四十多万人口，但庙宇之多，神灵之多，教堂之多，在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反映出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澳门政府对宗教的政策非常宽松，只要不违法，就不会被视为邪教，更不会被取缔。在澳门的人口中，中国人占绝大部分，超过九成，而大部分中国人信仰佛教和道教，只有小部分人跟随葡萄牙人信奉天主教，但是，澳门的天主教堂却数量众多，而且，都修建得富丽堂皇。
明朝时，以葡萄牙人为首的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也带来了天主教的文化侵入。  -- 华美的教堂 --工整庄严的教堂  -- 简洁的教堂 第一个踏足澳门的葡萄牙人奥维士于1513年到达澳门。当时葡萄牙已经吞并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王国，开辟了从里斯本到亚洲的航线。早期到达中国的那些葡萄牙人，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名声狼藉的。由于明朝的禁海政策，他们的贸易活动难以开展，他们于是在广东和福建沿海霸占中国的地方，甚至勾结当地的海盗，干了很多走私掳掠的勾当。 明朝政府为此对他们进行了多次军事扫荡，开始是广东东莞县屯门岛和新会县西草湾之战，后来是朱纨率领官兵扫荡其殖民据点——浙江的双屿港，直至最后将他们驱逐出去，葡萄牙人因此损失惨重。 
 现实，迫使葡萄牙殖民者改变其侵略手法。于是，被打败的葡萄牙人又陆续回到了广东沿海，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放老实一点，掠夺之心有所收敛，采取正常贸易和向广东地方官员行贿的方法，混进了澳门，其后上岸居住。 上帝与财神同行，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总是与传教活动一起进行的。为从思想上统治中国人民，葡萄牙当局于1555年派出名叫巴莱刀的天主教教士到澳门传教，澳门从此就变成了传教士的大本营和亚洲的天主教中心，受耶稣会派遣，先后有五百多位传教士经澳门进入中国内陆传教。在澳门，他们宣传教义，主持红白喜事，发展教徒，传播文化，逐渐修建起圣母望德教堂、圣安多尼堂、老楞佐堂，利用这三座澳门最早的教堂极力做好事，乐善好施，发展教徒，确实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当时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良莠不齐，有的借传教为名，充当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帮凶，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法国就是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广西被杀，而联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 而一部分却是真正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信念来传播福音和西方文化的，例如方济各·沙勿略，他是最早随西方人从海上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受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德·罗耀拉的号召和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最先到达印度和日本传教，吸收了大批的教徒。 耶稣会的传教士发现，日本的许多文化传统来自中国，两国的文化渊源源远流长，要征服日本必须先征服中国。1552年8月他抵达离澳门不远的台山上川岛，这次旅程是以偷渡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进入内陆，最大的愿望是进京觐见明朝的皇帝，宣布他的传道使命，但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海边通往内陆的每条道路都有警卫把守。他后来在岛上染病，因得不到药物治疗和食物于12月3日逝世。 虽然没有实现到中国内陆传教的愿望，但作为传教先锋，他一直受到天主教徒的极大尊敬，后人在澳门路环的海边建了一座圣方济各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 
针对中国人重视婚姻大事的特点，葡萄牙人1556年修起了圣安多尼教堂，供奉天主教的“婚姻主保”之神，与中国的花前月下的婚姻之神职责相同，澳门华人非常乐意前往，将此教堂称为“花王堂”，耶稣教徒则把它叫做澳门第一所“天王之屋”。
圣母望德堂是澳门最早供华人使用的教堂，贾内罗辅理主教1568年以此堂为基础创建了仁慈堂，成为一所慈善机构，专门赈灾济民，给流落到澳门的难民发放粮食，澳门难民蜂拥而至，将其称为“支粮庙”。 贾内罗辅理主教尝到了甜头，又以望德堂为基础，修建起贫民医院，还在望德堂后面开设了一所麻风病院，人们就把望德堂称为“麻风庙”。 无可否认，天主教通过慈善活动赢得了大批的信徒，抵消了中国人的抵触心理，是它的成功之道。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中国社会自古至今对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关爱不足，天主教的慈善事业为贫穷阶层带来人世间爱的希望，也让他们找到心灵上的寄托。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澳门未被日寇占领，大批难民涌来避难，使澳门人口达到空前的高峰，慈善机构不堪重负，但是教会还是竭尽所能，安置难民，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针对澳门多渔民和海员的情况，葡萄牙人颇费心机地修建起来老楞佐堂，供奉葡萄牙人航海的风信之神，与中国的妈祖有异曲同音之妙，所以这教堂又称风信堂。它的不远处还有著名的圣约瑟修道院和圣奥古斯定堂，此区是葡萄牙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教堂的分布较为稠密。
葡萄牙人在澳门和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西方宗教是十分抵制，中国官员曾多次颁令禁止澳门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也多次拒绝葡萄牙人进入内陆传教的要求，一名多明我会士克鲁斯1556年到中国传教，遭到驱逐。在葡萄牙人在澳门落脚的初期，在澳门就曾发生香山县知县张大猷试图拆毁青洲教堂事件，因受到葡人以武力对峙而未果，后其继任蔡善继终于将教堂成功拆除。 中国各地反传教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皇帝因为教会未经批准就将中国划分为若干教区而大为不满，担心影响到其统治。在中国的土地上，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教案不断发生，中国人将反西方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泄在西洋宗教上，最终引发清末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因此，利玛窦神父当初在广东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也是困难重重，他因此不得不修改教义，将天主教本土化，改穿和尚服装，后来又改穿儒服，以迎合中国人敬祖尊孔的儒家传统观念。
在清朝康熙年初期，又发生了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被迫害事件。由于顺治皇帝去世，汤若望失去了宫廷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安徽籍大臣杨光先首先向西方传教士发难，混淆科学、宗教与政治的界线，攻击传教士散播邪教。汤若望在鳌拜等权贵的迫害下致死，直到康熙亲政后才获平反。
对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历史正面影响最深的有三个欧洲人：马可波罗、利玛窦和汤若望。 马可波罗传播中西文化的功劳不容置疑，但他却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位旅行家。他的一本《游记》，将中国元朝描述成一个繁荣富庶的大帝国，让欧洲人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帝国趋之若鹭，因此才出现后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向东方扩张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活动。
而利玛窦和汤若望则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神职人员。他们先是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然后才进入内陆传教。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天主教义“本土化”，消除中国人的敌意。另外，他们想方设法进入明清朝廷，接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并取得了皇帝的信任。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他们的个人品德和博学多才分不开的。
利玛窦是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一个高峰，受范礼安神父的邀请，他先到达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礼仪，然后与另一教士罗明坚进入广东传教。在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后，他在北京实现了传教使命的最大成功，万历皇帝也对他另眼相看，连当时知识界的名人徐光启、李之藻等都先后受洗入教。 利玛窦除了传教的成就外，还有他传播科学技术的极大功绩，我们今天中学的几何课本就是根据他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改编的，他还是第一个将世界地图带给中国的人，将外面广阔的世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以他的学识来说，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影响当时的科学界，开创了明末西学东渐和科学探索的新纪元。
他的后继者汤若望将他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几乎成功让当时清朝的顺治皇帝皈依基督，汤若望与顺治的关系非比寻常，这对耶稣会来说，是极大的好事。顺治得知南明王朝的永历帝及其皇后、大臣大都受澳门宗教界影响而加入了天主教，而汤若望与澳门宗教界的关系非同一般，颇有地位，顺治希望通过汤若望施加宗教影响而招降永历皇帝，这真是少动干戈的好事。汤若望和其他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发展了十几万教徒，是继利玛窦后的另一个高峰。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我相信，至少，心怀信仰的纯良，是不会在牛奶里放三聚氰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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