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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国变法前的概况及列国形势
战国时代自齐魏马陵之战，齐国将魏国击败后，造成秦国东出的机会，已详述于前面的《齐国称霸中原》中了。下面将秦国兴起状况概述如下：
秦的祖先非子，赢姓，以善养马事周孝王(公元前909年至前895年)，因之封为附庸，邑于秦亭(今甘肃省陇西县秦亭)，号曰秦赢。三传至秦仲，周宣王以之为大夫，使伐西戎，战死。秦仲有子五，长曰庄公。周宣王以兵7000，派庄公昆弟五人再伐西戎，破之。宣王并将大骆、犬邱之地(按《括地志》：秦州上邽县西南90里，即汉代的陇西郡)赐之，使为西陲大夫。庄公卒，子襄公立。适值周幽王之乱，以勤王有功，始获封为诸侯而有丰岐之地(今陕西省岐山县鄂县一带)，使御西戎。襄公卒，子文公立，伐西戎败走之，遂尽复周遗民所居之地至岐(今凤翔县岐山县一带)。文公将岐以东之地献于周王。文公卒，子宁公立，徒都平阳(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46里)。宁公卒，子武公立。武公的第13年，就是齐桓公初立之年。武公四传至穆公，用百里奚、蹇叔、由徐、公孙支等而致强盛：三立晋君；西灭西戎12国，广地千里，遂霸西戎，详见前面的春秋系列各篇中。穆公以后，国势稍衰。经14世传至献公。献公立志图强，于周安王19年，公元前383年，将国都由雍(陕西省凤翔)东迁至栎阳(陕西省临潼)。屡次与魏国争夺河西之地。周显王7年，公元前362年，秦兵破魏军于少梁(陕西省韩城)。该年秦献公卒，子孝公立，时年21岁。秦自春秋以来，都被屏斥为戎狄，不得参与中原的会盟。孝公初立之时，正当三晋魏、赵、韩自相攻伐，然魏国霸业尚未衰坠；齐则当威王之时，渐臻强盛；楚则自吴起强楚之后势力复盛，也曾北侵中原。这时关东的六国中除魏、齐、楚外，赵、韩两国也方兴起，足以自振。只有燕国远居东北。所以《资治通鉴》说：“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宋、鲁、陈、蔡、邹、薛、滕、小邾、许、曹、单、徐、萧、钟离等国，此外不著名者尚多)。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至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与黔中，皆以夷狄遇秦，屏斥之不得与中原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这就是孝公初年的各国概略形势。
2、秦孝公与商鞅
秦孝公于周显王7年，公元前362年即位。孝公秉承献公遗志，怀穆公大业，英年奋励，以图富强。即位的第二年即下令求贤，其文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基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扰，未边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疆，徒都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容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读孝公的求贤令，即可知其抱负的不凡了。
商鞅是卫国的庶孽公子，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而病逝，时为周显王8年，即秦孝公元年。魏惠王因公叔痤之病，而亲往问疾；及见其病危，乃问继相的人选。公叔痤说：“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黯然。惠王将去，痤又密进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复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荐子，王色不许。我乃先君而后臣，劝王不用则杀之。王许诺而去，子必速行矣”。商鞅回答说：“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卒不去。惠王离去后，果然对左右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这时，适值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闻之，乃西入秦，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大悦，遂作为左庶长而定变法之策。
商鞅所好刑名之学，即为法家之学。刑名法学之学始于何时，难于稽考。大致人类原始群居之时，即有简单的规章以相互约束。法家学者多言始自黄帝，这就是说黄帝时代，已有简单的法家思想与制度。其后经历唐虞三代，自有更多的发展。至春秋时代，管仲治齐，子产治郑，实已具有法治的规模。待至战国时代，各国因兼并的结果，国土广大，各种政制，渐臻完备。而政治制度，也已由春秋的贵族分治，而趋于君主集权，即由简单的礼治而渐趋向于法治。所谓礼治，就是凭道德约束；而法治则凭法律刑章来治理。所以法家思想，可说是滥觞于管仲、子产，而发展于战国初期，其著名者，即：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是也。人群相处必须有共守的约束，国家的规模才能确立。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产生，与法治制度的建立，正是说明我国政治思想的一种进步。
商鞅的政治思想既渊源于法家，故其于变法时。首先就揭示其政治革命的理论。他说道：“三王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时而立法，因时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循其宜，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这种思想，是以现实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当深受管仲、子产、李悝的影响。兹就商鞅在秦变法所采取的政策加以分析，以明其精神所在：
(1)重农：商鞅说：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则其国贫危。凡治国者，患民散而不可搏也。民避农，则轻其居；轻其居，则不为上守。圣人必令民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2)重战：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于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言将连坐)，民固不欲战，又不得不战，是为重战。
(3)重刑：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同也。国皆有潜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也。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刑重者民不敢犯，则无刑矣。
以上三者是商鞅施政的着眼点，实为当时富国强兵之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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