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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任评说:《大秦帝国》背后的商鞅变法

 百合 2014-11-25
 没有看过连续剧《大秦帝国》的人,似乎不理解它为什么会未播先热。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人们这样的共鸣?  也许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秦国雄视天下的强国姿态,习惯了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我们对秦的了解也多限于寥寥的“商鞅变法”、“焚书坑儒”、“孟姜女哭长城”等历史片断。

 

 

  没有看过连续剧《大秦帝国》的人,似乎不理解它为什么会未播先热。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人们这样的共鸣?

  也许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秦国雄视天下的强国姿态,习惯了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我们对秦的了解也多限于寥寥的“商鞅变法”、“焚书坑儒”、“孟姜女哭长城”等历史片断。但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秦国陷入四面楚歌之绝境,辎重耗尽,兵源匮乏,国力虚弱。而六国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分秦。当一心要富国强秦的年轻君主赢渠梁,遇上誓要一展抱负的法家士子商鞅,一幕改变秦国、甚至影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上演了。

  孝公张榜招贤士 商鞅入秦展雄才

  商鞅,本姓卫,因是卫国皇室之后,又称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才被称为“商鞅”、“商君”。

  商鞅自幼研读法家刑名之学,学成之后,来到当时的强国魏国,试图大展雄才。魏国丞相公叔痤很赏识他,任命他为自己的家臣。但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荐举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

  这时,魏惠王来探病,问:你一旦过世,谁可以当丞相?公叔痤就说:“我的门客公孙鞅虽然年少,却是一个奇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让他担任丞相,魏国必然大治。”魏惠王听后不以为然,所以含糊其词。公叔痤看出魏惠王决不会重用商鞅,于是屏退左右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就杀了他,不要让他被别国所用,以威胁魏国。”这大概算是战国时代的“人才观”——要么重用你,要么杀了你。魏王许诺而去,一出门就说:“公叔看来是病糊涂了,竟让我把国政委任给一个年轻小子,太荒谬了。”

  魏王走后,公叔痤招来商鞅,实情以告,劝他赶快逃命。商鞅胆识确实不寻常,他沉着地说:“大王不能听你之言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之言杀我呢?”

  事实证明,商鞅是正确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没有杀他——他根本没有把商鞅当成一个人物。

  此时,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国势日衰,民生紧迫,士无斗志。刚刚继位、年仅21岁的秦孝公,面对咄咄逼人的六国,愤然说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张榜招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强秦的决心溢于言表。

  壮志未酬的商鞅,终于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对秦孝公大讲“帝道”,劝他要“顺天而成”,秦孝公几度瞌睡,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五天后,商鞅又向孝公推销“王道”,类似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他依然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极力宣扬“霸道”,终于合了秦孝公急于富国强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国变法谈何容易,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就是跟列祖列宗过不去。于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当场辩论。

  商鞅面对责难,慷慨陈词:礼制、法度都是因时而定,政令要符合实际需要。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打破古人的条条框框。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了,不法古的汤武能成就大业,而不改变礼法的夏商却灭亡了,那么变法也就没条件可讲了。

  在论辩中大获全胜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一场壮怀激烈的变法就此展开。

  劓太傅动用酷刑 行新法秦国大治

  商鞅拿出了最现实又最速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农战”二字,并以国家意志来强力推行,手段之强硬、态度之坚决,亘古未见。

  司马迁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具体如下: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但如何让新法得以推行呢?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来试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推行新政,赏必重赏,罚必重罚,态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固抵制,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来树立威严。

  太子触犯新法后,因是国家储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新法实行四年后,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这等于是向商鞅认错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将这些人全部发配远方,从此以后,秦国再没人敢批评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 遭车裂作法自毙

  商鞅的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贫弱偏僻的二流国家,一跃成为强国,却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他重新确立的等级制度,使大量靠世袭、资历、行贿等途径成为贵族的人失去特权。

  而新法中最让人争议的就是“连坐法”。这种制度是建立户籍制,把百姓置于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并使他们互相监视、监督。告发奸人,予以重赏;隐情不报,予以重罚;藏匿奸人,刑罚更重。在同一个社会组织里,一人有罪,则人人受刑,甚至株连三族。至于酷刑,什么腰斩、凿顶、抽肋、锅烹,哪一样都让人心惊胆战。商鞅实际上把“告密”行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处处都有监视的眼睛,结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后,已经酝酿了20年的风暴骤然来临。对商鞅恨之入骨的贵族们乘机告发商鞅谋反,失去后台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关,想住客店却没有证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连坐之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后,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数英雄论成败 古今谁能说明白

  变法是使秦国富国强民的良药,也是商鞅给自己酿的苦酒,他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宿命。

  商鞅执掌秦国朝政19年,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后人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商鞅的严刑峻法归结为他的“天资刻薄”,这也成为后世评价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据。即便国富民强,试问又有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制度中呢?

  但也有人认为,商鞅之法,实为战争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私斗滥刑,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是必要的手段。而为了让被剥夺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让步,严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众议、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风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书斋中,面对商君一生事迹,泪湿衣衫,挥笔写下诗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商鞅被塑造成一个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终以身殉国的伟人。他的酷刑只因乱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政策,只为强秦政策得以实施;甚至最后,编剧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选择了让他与恋人双双饮毒酒自尽,而非逃亡后被车裂的悲惨下场。这自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加工,但也不难看出创作者对商鞅的厚爱。

  眼下,《大秦帝国》即将掀起第二轮的收视狂潮。有人读史,有人看戏,喜欢也好,争议也罢,在大量“戏说”和勾心斗角的后宫“秘史”的泛滥下,中国没有出现如此气势磅礴的历史正剧,久矣!

         

 

 
  链接部分:剧中的穿帮与穿越

  收复河西:剧中商鞅率军一战收复河西,秦国锐士天下知。但实际上秦国收复河西整整经历了五场大战。到孝公病逝,商鞅被杀,也没有完成。直到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任用公孙衍为帅,才真正收复河西。

  商鞅之死:剧中商鞅为护新法和铲除复辟欣然就死。但据《史记》记载,孝公死后,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出逃,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客舍主人拒之门外。后逃亡魏国,魏人嫉恨他大破魏军,自然不容。商鞅无奈返回封地商邑,欲起兵自立为王。最终被秦惠文王的大军打败,就地处死,而后车裂。

  人物:剧中有一场商鞅与孟子的儒法论战戏,但按照史书上的记载推算,商鞅周游列国时孟子才八岁而已。

  称谓:剧中君臣亲密无间,臣子直呼君王姓名,说到秦孝公的时候,直呼他为嬴渠梁,称呼秦太子为嬴驷,这在古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白:商鞅大婚后要去西巡,秦王嬴渠梁问他,“蜜月也不过了?”此外,还有“幕府”、“唱黑脸”等词也多次出现于剧中。

  道具①商鞅在查访某村时,路边堆放着一些玉米秆,而一般认为玉米是明末清初引入中国的;②战国时候骑兵没有马镫,而剧中出现的骑兵无一例外都有马镫;③剧中公主给秦孝公的密信竟然写在纸上,而纸是汉朝才发明的。

  中国历史上不得善终的改革者

  历史上每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组织,这也是改革遭到各方面阻力的真正原因。因此,变法者大多下场凄惨,要么郁郁寡欢度过残生,要么被迫流亡、死于非命。然而,当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面对不可确定的未来,“如何强盛”、“怎样前行”是每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

  王莽       

  公元9年1月1日,王莽代汉自立,正式即位称帝,改国号为新。他根据《周礼》设计改革蓝图,巩固新朝贵族的统治。又依井田制为模式,颁布了“王田令”,“私属令”、“五均”、“六管”等。但是,他的政治经济改革只是一些表面的文章,为了缓和内部矛盾,王莽决定发动对外战争,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反对。他加重赋役和刑罚,致使外患未除、内忧又起。最后,绿林军起义,王莽被一商人所杀,死无全尸。

  晁错        

  从提出削藩策开始,到正式宣布战争,再到七国之乱形势严峻,晁错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为汉朝,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他的学生景帝,呕心沥血,付出一个忠心不二的臣子该做的一切。然而,他却想不到,“吴楚七国之乱”最终的替罪羔羊就是他本人,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于东市。

  王安石       

  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变法改革势在必行。王安石在全国推广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改革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王安石虽坚持“三不怕”,却无法说服犹豫不定的宋神宗,改革半途而废。王安石本人也历经多次贬职流放,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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