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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地处秦岭以南，山大沟深，属于典型的江南文化特征。从地理因素来看，商洛兼有东接中原之利，丹江东南出秦岭与汉江交汇，可南下湖广，有着极为明显的中原文化个性且兼有湖广特征，人多出汉口而不北上关中，受湖广的文化浸淫较深而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均在此有较深的根基，安康地接巴楚，以汉水东南向出湖广，在交通不甚发达的时代，安康仅以东出荆楚作为唯一的向外通道，这就决定了其地域的封闭性和文化的内省性，在表现形式上，以音乐和歌舞、民间宗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心理文化，多以幽怨，抒缓而错落有致的跌宕呈现出内省内敛式的心理铺陈，无明显的宗教意识和图腾崇拜，显示出其与商洛文化的绝大差异；同属汉江流域，汉中的文化积淀要比安康和商洛厚重得多，同时也显示出更加浓烈的传统文化色彩。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秦汉以来在这里演绎的中国历史壮剧，使汉中具有着比商洛、安康更为沉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因而其文化个性中多彩多姿也更为显著。 在陕西三大板块的文化底色中，关中以农耕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与此种文明相辅相成的儒家文化便作为其文化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形成了重本轻末，重农轻商和以“躬行家教为本”的个性，陕北则以游牧文化的底色杂以江南色泽，形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构成的强悍与粗犷，细腻奔放但不委婉，挑战传统而无传统的剽悍疏狂。而陕南三大板块均以渔猎文化作为其最基本的生存特征而具有鲜明的内倾性和柔韧品格。崇尚道义与信奉儒家文化，向往人的自由超脱而信奉道家文化，明显的山神崇拜，是陕南文化共有的个性。在这些比较中，不难看出作为三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开发和利用陕南文化的丰富资源，研究陕南文化的历史个性，对于重建积极的人文心态和弘扬优秀的地域文化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促进地域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下面我们将对陕南三个不同地域的文化个性分别论述。 商洛，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商洛，属于古商州，五代时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改洛州为商州。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因商鞅变法和战功，以商县东南15邑封于商鞅。秦末汉初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隐于商山，商州之地名又因商鞅被封为“商山四皓”而得名。唐代商洛的辖地相当于秦岭以南、洵河以东和湖北郧西县上津镇等地，为商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时期。宋时仍依旧制，明代洪武年间降为县，成化时复升为州，辖境与唐代相近，因李自成曾以商山作为根据地，南塬大战后溃散而猥集于商洛山积蓄实力，为后来再度起兵覆明创造了条件而被历代统治者所倚重，雍正初年升为直隶州，至民国初年改本州为商县。解放战争初期，中原军区突围部队曾以商洛为根据地，为中原我军大反攻创造了条件。商洛地区的历史延革表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从中国地形地理图中可以看出，商洛以其揽中原大地，俯江汉平原的有利因素和东依河南而占中原农耕文化之利，南沿丹江而南下荆襄使之得河川之便，因而在历史上，商洛看起来似乎很少与关中来往而仅以关中的蓝田蓝关古道作为南通中原的捷径保持着与长安的联系。由于这种地理位置的关系，商洛在历史上多与荆襄与中原保持着文化的联系和经济上的来往。在经济上，以丹江为重要的水路交通要道，保持着与荆襄的商业往来。位于丹凤的龙驹寨，至今保存完善的山陕会馆、湖广会馆，可以见证昔日商贾往来所形成的文化交流，以及这种商业交流对促进当地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在政治与文化上，商洛与长安虽无舟楫之利而隔山川之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长安在中国的政治地位，长安仍旧是商洛人向往的地方。 地理上的偏避和山大沟深，且受农耕文明的影响较深，使商洛文化中兼有渔猎文明、江南游耕文明的多重性质。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农业文明的思想基础，具有较为浓郁的伦理色彩；注重于个体的人格陶冶而呈现出重人本，重教化而偏重于个体的人格修炼的话，那么游耕文明和渔猎文明混合的杂色，则使得商洛的文化个性更呈现出除对儒学的信仰之外对山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土地的依恋和对自然神秘力量的颖服。相对来说，商洛地区土地贫脊，山大山多而无江南丘陵地带的游耕之便，山大水少也无江南的大江大川，故而在其文化原色中，游耕文明的特质表现得并不充分而更多的是渔猎文化中常常出现的对山的崇拜、对动物、植物的隐秘图腾，向往儒化的人格方式，从而使之整体地呈现出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狭隘封闭的人文心态。 就历史地理而言，商洛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较为茂密的山林及属于长江水系的河川，但是，山大而无川，因而其回旋余地不大，没有游耕文明所具有地理和出产之便；山林虽多但由于该地区开发较早而无或片可供利用的有效森林面积；众多的河流除一条丹江曾在清代以前有过较为繁盛的商埠和舟楫之利之外，大多数水道已陷入无水或断流，致使已无可利用的水上交通，因而渔业在商洛已无优势可言，上述种种自然资源的枯渴给商洛带来的是数种文明的尴尬，也决定了商洛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困顿和发展的缓慢。由于地处南北分水岭，北方游牧文化对其造不成冲击，南方的游耕文化北上止于湖广，故而封闭且处于夹缝中的商洛保持了相对完整单一的人种优势而更呈现出一种地缘的与世隔绝，这就决定了商洛文化杂色具陈而形成不了其文化的优势，注定了商洛的文化必然是以一种倾力向外发展的外向型人格，人文精神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山是商洛发展的最大关隘，走不出去的大山既赋予了商洛人的沉厚诚勇和朴实，但也对人格心理的健全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一点，在从商洛山中走出的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潜意识表现最为明显。其早期作品中的《浮躁》、《火纸》、《天狗》、《黑氏》、《古堡》、《腊月、正月》以及近期的《高老庄》、《五魁》等作品中，对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中所产生的人文心态揭示得较为充分。如《浮躁》中对金狗形象塑造和田家、巩家两大家庭势力在当今政坛由历史的角逐到今日政坛的较力，对小水的性格刻划和雷大空的悲剧式观照，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历史的文化精神和现实和文化参照，对山的崇拜和对水的向往。《古堡》所隐含的对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道”而难道的神秘描述，都可以看出隐藏在商洛文化底蕴中的对自然的畏惧，对儒家文化的向往，对神秘的自然宗教的表现和多神崇拜及原始图腾韵味。在《浮躁》中的“看山狗”，在《古堡》中的古堡，在《火纸》中的“太岁”等，山的崇拜与水的崇拜，自然的图腾与精神的渴望交织成商洛文化在混沌中的希望，古朴中的向往。而在其长篇《高老庄》中，更多地揭示了土著的文化本色与现代文明，或者说是农耕文明与商洛混色文化交往冲突中呈现的迷茫。 构成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原色，其实质永远都是商洛混色文化与关中农耕文明及现代都市文明之间的困惑，交织得油水不粘的清亮，如其长篇《废都》、《土门》、《白夜》、《怀念狼》等。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潜意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只有在表现商州文化的纯色时便亮丽而充满机趣，写现代都市与关中题材的农耕文化内容时便成就不高而困惑重重。 商洛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轻盈流便而不具有厚重感。按说，商洛山大沟深，有漕运之利，应该属于厚重的一类。然而，同样受儒家农耕文化的浸淫，和其受中原文明的感染，其文化的特质应该更趋向于荆襄，中原文化的质朴和稳健。但是，我们从其文化表现的另一种形态——商洛花鼓中能感觉到的，却是轻盈、柔媚、婉约而无关中豪放慷慨的艺术感觉。同属荆襄和中原文化圈，商洛花鼓戏既无豫剧的劲健，也无楚剧、湖北高腔、汉剧以黄汉语言为主要行腔创调原则的个性，也无豫剧、楚剧、汉剧音乐风格上的大气与凝重。在作为戏曲剧种的选材上，前三者都重在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过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剧目，而商洛花鼓戏则更长于表现小故事、小人物，即便是有个别剧目的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为背景，但是其剧种特色也决定了它在表现形式上以轻盈巧笑的舞台结构展示出人物的另一面，即滑稽调笑的戏谑性风格。在音乐的素材上，商洛花鼓戏与楚剧、汉剧、湖北高腔同属于以民间小调为主形成的曲牌联套音乐形态，但商洛花鼓戏似乎较之于后者，更接近于原汁原味的民歌，后三者则在音乐的调性调式上接近板腔体而形成了楚剧、汉剧、汉调桄桄这一大的剧种体系，商洛花鼓显然没有，也不可能衍生出后者的家族体系。这就是说，较之于豫剧、楚剧、湖北高腔和汉剧，商洛花鼓由于其产生环境的地域因素，使她不可能有如后者那样宽广的流行、演变空间。相对的封闭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商洛花鼓只能以一种地域性的心理调适，在自己的活动区间内流动，并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艺术形态。 从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说，近30年来，曾在全国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商洛花鼓戏如《屠夫状元》、《六斤县长》、《泉水清清》以及最近上演的《月亮光光》，都以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较为引人注目的大事件，然而都以轻松、戏谑、欢快的喜剧样式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除《泉水清清》那样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展示商洛人民博大胸怀的剧目外，无一不是以智慧与狡黠，轻松与调笑的喜剧风格表现较为鲜明的主题内容的。即便是如《泉水清清》、《月亮光光》这样明显地带有歌颂性质，内容沉重得让人感到压抑的作品，在商洛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的剧作家，也决不是象关中、陕北作家那样写得沉重、压抑。可以看出，以区域的文化品格和背景培养出来的人文心态，是其文化表现样式的环境和土壤。在表现形式上，商洛花鼓虽然也强调演员的四功五法，但在表演和导演上却并无程式可循，有手眼身法步的协调动作作为表情、表意、表态的意象方式，有唱、念、做、舞而无打，有生旦末丑而无净。“做”也常处于以表情表意表态的意象方式而无梆子腔系统中的程式化表现，而以类似于沪、越、黄梅戏表演的轻柔、飘逸类的台步、手势来表情表意。在唱腔方面，花鼓戏多以民间小调和山歌作为自己的唱腔个性，幽柔而不激烈，圆润而不高亢；既无梆子腔的慷慨激昂，也无京评豫越沪黄的拖腔，从而形成了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在总体的文化个性上，这种柔而不刚，长于抒情和表现小人物、小事件、小环境的“三小”式轻歌曼舞，恰予商洛文化中独有的崇尚中庸、平和、向往儒家教化但有兼具道家心态自由的双重个性相吻合。 商洛有着走不出的大山，却有着能淌出的河；商洛有着大江大山大河，但却没有能适应于大面积种植农作物的河川耕地和如安康、汉中那样可资利用的水利资源、渔业资源。因而走出大山和依大山为生存所必须的条件，走耕猎与林产品互补的生活方式，就是商洛人所面对的现实。于是，从秦汉到近现代，商洛人只有北上西安，南下湖广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或者投身于仕途，或者从事个体经营和文墨生涯。他们无陕北人那样强烈地南下欲望和政治目的，也无关中人的守成与鲠直，生性滑而不狯，圆而练达，善于舞文弄墨且长于舞文弄墨，人种纯正而无或少杂色。因为任何一个外乡人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可能把自己生存发展的第一目的地选择在商洛，即使是在大的政治动荡和战乱频繁的年代，也不会有大批移民入主商山，贫脊且极少的可耕地和矿产资源广而不丰的地理环境，回旋余地小且不能提供大量必须的生活资料使得商洛不同陕北，也不同于江南那样具备揭竿而起，流动游击的条件，农耕文化的长期熏染使得他们重教化、懂礼义识人文，强调人伦关系，珍惜任何来之不易的机会，从而养成了商洛人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个人品德。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商洛人没有大的农民暴动和大股的土匪豪强，也未能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却涌现出了著名作家如贾平凹、京夫、孙见喜、方英文、陈彦和一大批从事文字生涯的文人墨客。然而作为人，他们是优秀的一族，作为中国人，他们也是在文坛上数得着的商洛文化的张扬者，但是作为陕西人，他们却始终融不进的农耕文化为主体的当代大都市。明显地共性特征和群体共性，使他们仍然难以走出渔猎文化的阴影而融入主流社会，于是，我们在上述作家、艺术家及他们的作品中，始终感受到的，就只能是商洛文化，那种地域色彩浓烈的另类生存形态、生存方式。而且我们也能从贾平凹、孙见喜、方英文、陈彦、陈正庆、田井制及他们的人格和作品中，感受到那种商洛文化中特有的乡土气息。尤其是在贾平凹那些充满着玄机与神秘的宗教氛围中，感受到这个群体亦佛亦道的信仰意识和嵌人骨髓的道教文化根基。 安康：渔猎文化的典型地貌 安康是陕西最南的行政区，与商洛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商洛不同的是，安康地处秦岭南麓，居汉江中游属陕西水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又因西康铁路、襄渝铁路、阳安铁路在此交汇而形成陕西除西安、宝鸡之外最大的交通枢纽和水运最为发达的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置西城县，历经汉隋唐宋，在元代并入金州，明代改为兴安州，清朝复撤州设县为安康县。这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似乎在说明安康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历代对安康的重视程度。 安康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个性是渔猎为主的文明形态。由于地处秦岭南麓，且跨秦巴两大山系，有着极为丰富的水利资源和亚热带气候条件，所以其远祖先民的生产生存形态就形成了依水靠山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资料获取来源。远在西康、阳安、襄渝三大铁路未开通以前，安康的闭塞和对外交通的不便使之仅能依靠汉江的水运东南向出湖北，这也就决定了它基本上属于荆楚文化圈而和秦中文化圈有着较大的区别。生活方式也基本属于游耕民族的一类而兼之以渔猎，汉江和秦巴山地的丰富水利资源、自然资料使安康人活得艰难但安逸。他们较少农耕文化的血脉而更多浸淫的是渔猎文化对自然的倚重，这就决定他们与关中人秉性的不同和与商洛人的差异。在安康人的心目中，山、水的滋润养成了安康使安康人对水的崇拜敬畏和对山的膜拜。因此，农耕文化中的伦理关系在安康不那么受到人们的推崇，而道教文化中的自然观念，自由观念在安康却有着较广普遍的社会基础。山高林密、河流密布而少耕作的条件，河流密而水量不丰和山高山大却无多少可资利用的谷地，决定了安康人生存的艰难。但安康人却享有着绝大的精神自由，同样属于“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传统文化死角，因此在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上，并无一定的信仰和追求，一切选取皆由对自己生活需要而决定。在安康大大小小的县域集镇中无文庙和敬奉孔子的痕迹，倒是布满了道教人物的遗踪和道教遗存。从而形成了乐山乐水乐自然的精神区间。安康的民间祭祖活动和村社活动多属于对自然神的供俸，山歌和歌舞则大多为内容俗而不放，细且婉约、热烈而细腻的柔婉，这就形成了与商洛、关中、陕北文化特质的绝大区别。民歌就是情歌，而无陕北民歌那种充满强烈政治意味的歌颂咏叹。而且这种情歌细腻柔婉且大胆热情奔放，绝无商洛民歌的含蓄、内致和扭捏。从历史中走出的安康，人们谨小慎微，无大作为也无小过失，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对社会的大破坏和大促进，无乱世之袅雄亦无治世之英雄，因为大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安康人的仁和智，也决定了安康人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自得其乐。 随着阳安、襄渝、西康铁路的开通和汉江安康水电站的建成，安康正从封闭的地域环境中走出，他们可西上重庆，南下荆楚，北上西安，更多地作出适应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选择。历史上的安康由于交通不便而带来的文化、教育、工业的不发达和物流的不方便，使安康多少保存了地域文化生态的完整性，因此，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这份文化生态，这份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景观，既是现代建设的需要，也是发展安康经济，使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我们欣喜地看到，安康市政府为了适应不断开放和发展着的新形势，以全新的姿态和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积极地发展、保护和抢救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如“八岔戏”、紫阳民歌和汉剧，在盘活这份民族遗产的同时，注重以艺术的表现来展示这份文化遗产，使之成为发展文化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的拳头产品，这既是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安康正从封闭中走出，正从地域和精神的自然形态中走出，把丰富的人文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 汉中：质朴厚重而狡黠的文化韵味 汉中因地处汉江中游而定名，且因其据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处于秦蜀之间而为历代兵家所倚重。早在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时就设汉中郡。秦末楚汉相争时刘邦曾被封为汉中王，东汉末年汉中人张鲁曾创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三国时汉中成为蜀汉政权与曹魏政权争夺的重点，魏晋南北朝时，汉中又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军事重镇，各朝各代屡缩屡减，屡增屡加，治所面积也减盈不止。汉中为陕南的物资集散中心和重要的工农业城市，因地处汉江谷地和秦巴山间，素有陕西小江南之称，盆地内物产丰富，是陕西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陕西境内最为典型的渔耕文化地区。 历史上的汉中，因卡由秦入蜀的咽喉要道而向为兵家所看重。中国历史的楚汉相争、蜀魏之争，使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褒斜栈道、子午道、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褒姒的传说、鲁班的传说、诸葛亮的传说、张良的传说、张骞、蔡伦等一大批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和文化遗存，使汉中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使汉中的文化个性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多姿多样的历史精神。 历代兵家之所以看重汉中，除地理位置的因素外，丰富的出产也使得他们把据汉中而扼巴蜀出关陇作为进退可依的桥头堡，诸葛亮六出祁山均以汉中为根据地，造木牛流马也以汉中为大本营，同时汉中还因出美女褒姒而闻名，西周王朝因褒姒而倾覆的历史故事，西汉时郎官张骞出使西域和开创丝绸之路的壮举，东汉蔡伦造纸术，以及武候祠、蔡伦墓、拜将台、张良庙等文物古迹和发明创造，使汉中具有了和汉唐长安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因此，可以说，汉中文化，具有着较之于陕北、商洛、安康更为重要的人文品德和历史文化个性，有着三秦大地除长安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文化价值。 汉中的文化个性，可以创天下伟业，奠历史功绩，探人间壮举来概括。因其地处秦巴山区间的谷地和受秦岭的阻隔，气候湿润且土地肥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资利用的土地，故而在“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封闭状态下仍可保持自身的自然经济，又绝少儒家文化关中农耕文化的保守和精神上的束缚而呈现出更大的自由。在信仰上，他们更多的是封建形态的自给自足和由此而产生的创造意识，并不局限于对某家某派的有意识追求，儒、道、佛三教的意识在汉中人的心目中较为淡漠而更崇尚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个人才能的施展。或者说，张鲁于东汉末年建立的无官秩尊卑的宗教王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汉中人崇尚自由的集体无意识心态而自然形成的文化基础，遂使汉中人有着关中和陕北人不曾俱备的心理积淀得到张扬。 可以明显地看出，杂各家各派的文化观念而各取所长，汇四面来风而创建自己的精神王国使汉中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积极奋发，占有天时地理人和的区位优势和能包容各种文化思潮，吸纳来自楚蜀秦三地文化精髓而姿肆发挥，是汉中虽处于相对封闭但并不完全保守的心态下可以自由展示人的本质力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自隋唐以后，汉中的封闭状况似乎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然而汉中的封闭并不象商洛、陕北和关中，没有较大幅度和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外来文化对其毁灭性的冲击和人种的流变这样的外部改良，又使得汉中一直以秦汉以来那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方式沿续下来。相对的化外生存环境和相对的文化守成，遂使汉中成为封闭中的流动、内循环式的内省而渐至于自我把玩中的孤芳自赏而瞧不起关中人和商洛人，自封为“小上海”、“小江南”便是明证。随着108国道、阳安铁路的开通，汉中人似乎又找回了秦汉时期的自我而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希望。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中，汉中人原来自以为良好的生存空间已不见得还能成为优势，传统的工农业生产格局在经济全球化的洗礼下已变得危机四伏，或者说封闭状态下的人文心态已被纷繁多姿的外部世界和外部文化所打破，于是他们开始走出汉中，走出汉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吸吮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而逐渐消除自己的无奈。那毕定是一个被汉中大得多、广阔得多的环境空间。 陕南文化作为三秦文化中颇具特色的重要板块，在发挥地域优势和文化优势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因此，认真研究这份文化遗产，以充分发挥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无疑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笔者占据资料不多，大而化之的言说或许不能概括陕南文化的全部和具体特征，但是抛砖引玉式的探讨和具有概括意义的评说，却是一种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笔者不揣冒昧，仅以此文就教于方家。(陕南文化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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