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 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 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身无用了，失却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 席卷中国的种种新潮流，在老屋子里看去，都是玻璃窗外的风景——缤纷多彩那都是别人的。 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血缘的线，身世的索，牵住了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别号廷重。他素以号行世，在后文中，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 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 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七岁就丧父，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来，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经历家国之变，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 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末世人物有他们割舍不了的精神寄托，但是就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这绕室徘徊的习惯，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走趟子”。这个词，充满了“无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诞感。 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当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耻食周粟？——“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 他只能当遗少。 当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这位寡母训子的方式十分怪异，甚至在亲戚间都有了孤僻的名声。她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了”，便故意给小张廷重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一时是消散不了的，它仍以无形之形，控制着这个老宅子。直到张爱玲幼时，还常听到家里人兴味盎然提起“我们的老太爷”（指李鸿章），男女杂役亦是口不离“相府老太太”（指李鸿章夫人），宛如当年。 在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自然也就跟这“走马楼”的气息一样，新旧杂陈。 一方面，他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并不抵制时新的观念。他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乐于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喜欢购买进口的名牌轿车，甚至，还买过大部头的《胡适文存》。 五四以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走红，张廷重也买过一本萧的剧本《心碎的屋》，在空白页上写下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张 这完全是西式的习惯写法，还取了一个很摩登的洋名儿。张爱玲后来在写回忆散文《私语》时，去翻阅父亲的旧书，才注意到这个细节。 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式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就缘于父亲这个嗜好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转型时期的人物，有着两面不同的人生相，这毫不奇怪。 文化之脉并不会因政治的鼎革，就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难道不是么？某些习俗，可以在某个角落里繁衍日久，迄今不绝。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结婚成了家。迎娶的女子黄素琼（后改名逸梵），也是一位名门之后，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这个女儿没见过爸爸，因黄宗炎上任不久便染瘴气而亡，留下一男一女双胞胎遗腹子。 黄翼升祖籍湖南，是正牌的湘军将领，曾与李鸿章一道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而且，据说论起来，黄素琼还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这样，两家的联姻便是“亲上加亲”。黄素琼嫁过来，显是媒妁之言、寡母包办，她本人并不情愿。 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就是张爱玲的母亲。 她后来成了张家族属里的一个异数。 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子，气质上很有乃祖之风，“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她后来对自己命运的大胆选择，证明了这一点。——母亲的不妥协性格，对张爱玲的成长影响也甚大。 黄素琼虽然出生在大宅门，没上过新学校，还缠过脚，不过却受到了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她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于男人。张爱玲在晚年谈到母亲时，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 由于黄素琼没上过学，所以反而是个“学校迷”，而上学的事，“在她纯是梦想和羡慕别人”。不过人生总有出人意料处，这个勇敢者后来不仅圆了上学梦，1948年的时候还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算是大大过了一把“学校瘾”。 在上个世纪初民智开启的大波澜中，像这样的女子，即使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也足可令人敬佩！ 张爱玲从小就听家人议论，说母亲黄素琼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 她为此感到困惑。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迁到湖南的，理论上可能会混有南洋血统，但她知道，黄家很守旧，就是娶妾也不会娶混血儿。为了探个究竟，张爱玲曾狠狠地翻过一些关于人种学的书，看史前白种人在远东的踪迹，但最终也没弄清楚。 从张家的老照片上看，张廷重的面相倒还庄正，并不颟顸，但略有一股浊世气。而黄素琼却是面容清秀，目光深邃，眉间神色凝重，一副志存高远的样子。 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如此不同，当然也就看不惯丈夫那种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过也干预过，但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张爱玲出生前后，张家住在上海，两口子闹别扭总还要顾及面子，不想在亲戚中丢脸，黄素琼就经常回南京的娘家，躲一时，是一时。 后来家搬到天津，黄素琼对张廷重纳妾、吸鸦片的恶习，再无可忍。在劝告无效后，她彻底冷了心，不再过问家事，只自己去寻一些乐趣来麻醉，花了不少的心思学钢琴、读外语、剪裁衣服。 与丈夫不能交流，她便沉默。现存黄素琼当年的照片，那模样都是闷闷不乐的，与她一身新潮的打扮极不协调。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很可能就是黄素琼的写照。 幸好小姑子张茂渊也是个新派女性，算是黄素琼在家中的同盟军。大概因为旧家庭女孩子不大受重视的缘故，当年李菊耦没给女儿套上太多枷锁，无意间让张茂渊呼吸到了较多的新鲜空气。 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张廷重的陈腐，与嫂嫂黄素琼意气相投，形同姐妹，多少缓和了一下家中的紧张气。 黄素琼酷爱剪裁，每次与小姑上街买了布料，回来总要对镜打量一番。张廷重却看不出这有何种乐趣，见了，便会没好气地说：“又做，又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夫妻俩便是如此，连小事也不能相容。而黄素琼这倔强女子由新潮书刊中得来的理想，却是始终没有泯灭。 后来在张爱玲四岁时，姑姑张茂渊要出洋留学，母亲黄素琼那年已经二十八岁了，借口要监护小姑出洋，自己改了一个非常新文艺的名字“黄逸梵”，就抛夫别子，也跟着远走高飞了。 这一飞就是间关万里，飞到英国去了！ 此去，正如古诗所云：“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对这样的女性，惟有以“勇敢”名之！ 远走只是想求索。哪怕一无所获，也强于在家中委屈、屈辱的一生。 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童言无忌》） 不错，这位坚强得有些冷漠的母亲，在张爱玲的生命史中，的确有神秘色彩——经常“缺席”，但又无处不在。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只能让人对小爱玲将来的成长担心。那些现在被人以欣赏心态渲染的“簪缨世家”之类，对一个孩子来说，怕是远不及小户人家的天伦来得温馨。 所谓的“贵族”种种，用张爱玲小说里一个很有特色的词，便可概括，那就是“霉绿斑斓”——未见得好。起码，没什么可羡慕的。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走马楼”。这房子，有李鸿章的印记；而张爱玲的身体里，也有着“八分之一”李鸿章的血统。 一个现代都市女子的传奇，就这样开篇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