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之三
□罗志田
孔子对他所处时代政治和文化秩序的紊乱非常不满，据说他修订《春秋》的目的，就是要以对人和事的褒贬来使违背秩序的乱臣贼子畏惧。但他的撰述方式不是以抽象的言论来表达意见，而是要把看法表现在往昔的具体“行事”之上——通过对人与事的记载与否和怎样记载，来达到褒贬的目的，以判定朝廷的作为是否体现了“天命”。这样，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诠释。史学因而负有监督和证明的重大责任，直接影响着君主统治的合道性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春秋战国（西元前770-221年）期间，各诸侯国日益独立，政治秩序紊乱，而文化秩序却开始集中。那时最显著的现象是百家争鸣，诸子皆“思以其道易天下”。这固然是思想解放的表征，同时也揭示出大家都“以天下为己任”，并不以思想家个体所在的“国”为思考和关注的重心。“天下”是一个伸缩性相当大且常被误解的开放观念，如其本义所示，它既可以是地理意义的世界，也可以是全体人类的社会，但又往往侧重于作为“天子”的君主实际统治的地域，更多的时候是三者都有所兼顾。 在孔子弃世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国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真正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司马迁已记载，西元前221年的秦统一，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新气象。秦汉一统与此前的夏、商、周的根本不同在于：以前虽然也有周人表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但天子更多是被尊为共主，其政教之所及，往往是象征多于现实、文化重于政治；秦统一使天子由共主转换成唯一的治主，教化所及便意味着具体治理之所及，故政教所及的意义，也因此而由虚入实，渐从更多是文化的变为主要是政治的。 到汉武帝时（西元前141-87年在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争鸣中脱颖而出，被确立为独尊的思想，其学说也就成为具有正统意识形态地位的经典，全面指导着国家、社会和日常生活。经过孔子诠释的“三代”，被推崇为黄金般的理想社会，而孔子也被尊为集大成的圣人。他的确体现了历史的转折——经过孔子的整理，此前的思想成为一个体系；而此后的历史，也常以他所整合的思想为起点。若没有孔子，中国历史会很不一样；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会很不一样。 汉代确立的经典成为所有读书人的必读文献，学习和阐释经典的士人也确立了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其他三民是农、工、商）。历代士人都以作“天下士”为目标，他们的关怀或广及“天人之际”，而其始终想要澄清的“天下”，仍是这众生所在的人世——他们要让“三代”的秩序重现于当世，变无道的社会为有道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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