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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既亡，《春秋》作。 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三字经》这一段说，“诗既亡，《春秋作》”。“诗”即《诗经》。作为文学长河的源头，《诗经》文脉绵长，吟诵至今。那么，是什么亡了呢？ 《孟子·离娄下》里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意思是：圣王采诗的事情废止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孔子便作了《春秋》。在周朝强盛之时，周天子会经常委派一些官吏到各诸侯国考察民情，把各地的诗歌抄录后送到朝廷，以帮助周王室通过了解各地的现实情况。《诗经》正是从这些抄送朝廷的诗歌中编选出来的。可是，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周王室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朝廷也不再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了，乐师不陈诗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小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大雅》亡，诸侯不助祭而《颂》亡。由此，“诗既亡”本质上指的是与王权相始终的礼乐制度的崩坏。 再说“《春秋》作”。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14年，到了晚年回到了鲁国，主要从事教育讲学、著书立说。为了表达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治国理念，他对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进行了整理修订，“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写成了新的《春秋》。孟子为什么会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呢？如果从文化和历史的逻辑考量，就能找到二者之间紧密的关联性。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正因为周道衰败，身处春秋乱世，孔子以斯文自任，当仁不让地作《春秋》来“正王道”，把已经失道政治给扶正了，为天下正名，客观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以“惩恶劝善”的崇高理想。 这就说到“寓褒贬，别善恶”。在《春秋》中，孔子确立了著名的“春秋笔法”也就是“微言大义”“春秋大义”，以准确而特别的用字表达作者的褒贬好恶，“笔则笔，削则削”，“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所谓“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孔子将自己的一套礼义规范和是非标准寄托在了对史事的陈述之中，借此宣扬他所崇尚的伦理道德观念，秉笔直书、善恶必录，旨在探讨祸乱之根源，进一步赋予史学以“资治”功能。 接着说“三传者”。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解释的著作，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人物传记的意思。《春秋》的经文，实际上是孔子借史阐理的一部历史教科书提纲，只简要记载了各类事件，并没有交代事件的原委。孔子死后，传习《春秋》者因观点不同、角度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他们都尊崇孔子所作《春秋》为“经”，而把各类解读解释《春秋》内涵或补注《春秋》具体事件原委的作品，称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春秋》学，共有5家“传”传世，分别是：《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穀梁传》11 篇；《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后来，《邹氏传》与《夹氏传》先后亡佚，余下的三种，后人通称为“《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 《公羊》相传战国时公羊高受之于孔门子夏，其后子孙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由公羊高玄孙公羊寿等以今文书写成书，注重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理论阐释，采用对答体，逐句逐字，设问作答，层层推进，以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政治哲学涵义。从战国时期一直写到汉代初年，也叫《公羊传》或者《春秋公羊传》。 《左氏》相传由春秋时左丘明所作，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通过详尽的史实叙述，揭示了列国兴衰背后的历史规律，文字优美，影响甚广，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穀梁》，又称作《春秋穀梁传》，始传者为鲁国穀梁赤，传至何时，由何人写定成书，史无明文。其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但不限制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古人评《春秋》三传的特色：“《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汉代以后，《春秋》的流传及其政治作用的发挥，主要是借助《春秋》三传完成的。因此，出现了经传合编趋势，《春秋》经与《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逐渐融为一体，影响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政治伦理及观念意识等各个领域，是透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特殊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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