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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榖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曰“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榖梁二家。”详细情况，可以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汉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榖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榖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科传授，即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即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榖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榖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弔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子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即鲁春秋或晋乘）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宜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懲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即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即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即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这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里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即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与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这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斗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雪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已鼎铭则“王九月”，敔毁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鐘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或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即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鐘铭云“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鐘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鐘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鐘”云云，楚王頵 即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顯）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伯敦、彔伯■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像之辞而已。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 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榖梁传于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榖梁传作者伪讬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榖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聪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华督殺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甯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这是甯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期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甯喜（即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殺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甯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甯殖，而罪卫献公，就是甯殖的“掩之”。这一定是甯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甯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也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殺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即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一称“殺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 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 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 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另外，清人袁榖芳春秋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即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宜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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