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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第七讲之第一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成了孔子愚民的证据？ 徐晋如：近代以来，孔子最为人诟病的一句话，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现在有很多人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把它给标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凡是这样标点的人，我一概定义为骗子。而且我认为，凡是这样标点的人，他的人格都是有问题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把这句话给标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人，都是那种“为人”的学者，他内心里面就存着一颗谄媚的心，存着一颗去谄媚大众的心。 这句话从汉儒到宋儒，他们的意见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汉儒郑玄，郑康成，他解释，他说“民，冥也”，那个后面一个“冥”是昏暗的意思，意思是说离大道比较远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庸众。“由”郑玄解释是“从”的意思，从那里开始的“从”，他讲的是王者推行教化，一定要让老百姓来遵守它。如果说这些庸众他们都知道教化为什么要这么做，知其所以然，下愚之辈，就会非常地轻慢它，就不太愿意去接受它。这种观点，其实是和道家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的。早期儒家和道家的很多思想其实是相通的，当然，更多的是互相的抵牾。老子也说，他把读书人，他把士分成了三个层次，他说上士呢，听到道以后，他就非常勤勉地去遵循它，去践行它。中士呢，听到道以后，若存若亡，下士听到道以后，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你跟那种蒙昧不灵的人、愚顽之辈，讲道的话，讲真理的话，他听到以后，他觉得是天方夜谭，他哈哈大笑，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知，却不知道无知的是他自己。他无知到以为自己非常有知，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现实。 到了宋儒，朱熹解释说民可使由是因为理之当然，而不能使知其所以然。北宋的程颐则这样解释，他说圣人推行教化并不是不要大家家喻户晓，但是你不能够让每个老百姓都懂得背后的道理，只能够让他遵从，只能够让他知其然，不能让他知其所以然。这是一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他们的智力不足以去接受“所以然”，只能够接受“其然”。所以程颐这里面就替孔子做了一个辩护。大概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宋朝是一个极具有怀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士大夫，从欧阳修开始，就有强烈的质疑经典的倾向。最早的怀疑《易大传》不是孔子做的，就是从宋人开始的。宋朝人怀疑经典的精神是非常非常地，跟现在这种科学精神很相近的。所以估计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对于孔子的这句话产生怀疑，所以程颐就来做一个辩解。他说圣人的心只是很清楚地知道，普通老百姓没有懂得所以然的能力，并不是不想让他们知道。他说，假如说我们认为圣人不想让人知道，就是后世的权谋之辈，他们的朝三暮四之术，这哪里是圣人的心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儒跟宋儒他们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意见其实是非常一致的，都认为孔子这句话是一个客观表述。表述的是“民”，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大众、庸众，他在接受教化时候的特点。 不过，对于汉儒和宋儒来说，他们教化推行的主体有所不同，汉儒认为是应该由王者，就是统治者去推行教化，而宋儒则认为是应该由圣人推行教化。我们要知道，从二程开始，宋儒就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应该由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的，士大夫他的作用是可以跟皇帝分庭抗礼的，所以在宋儒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朦胧的政统和道统的区分。你皇帝是拥有政权的，是一种政统，而士大夫呢，他是有道的，他担荷的是道统，道统是用来抗衡政统的。 原句当中有一个“之”，这个“之”到底是什么？按照现代的这些为人的学者，这些充满了谄媚大众的动机的学者的看法，这个“之”指的是大众。但是汉儒和宋儒都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之”指的是教化的内容。从宋儒以降一千年以来，我们大家对于这句话本来其实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起因就是西学东渐，西方的学术慢慢地浸润到中国来。所以有一位作家叫包天笑，他有一本书叫《钏影楼回忆录》，这个《钏影楼回忆录》里面，他就回忆他年轻时候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思潮。他说当时民主思想已经渐渐地深入人心，虽然不像后来新文化运动期间要打倒孔家店弄得那么轰轰烈烈，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在怀疑中国的经典了，尤其是儒家的经典。那么因为《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两句话，当时就有一个传教士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你们的圣人孔子怎么这么反动啊？他怎么提倡愚民啊？这句话呢，被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先进知识分子，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之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那批人，马上就觉得说，这个传教士说得真对，孔子真的是在愚民，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真的是太坏了。马上就有那些读经典没有读通的，但是同时又比较崇拜孔子的人，就跳出来说，这是宋儒标点错了，解释错了，它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包天笑先生就说到他跟合肥的一位大学者，这位老先生叫蒯光典，字礼卿——我看过他的文集，佩服得不得了——他跟蒯光典先生就说起这件事，蒯光典先生就哈哈大笑，他说：“这是孔子明白国家的政治，世界上各个国家，无论是哪国，号称民主也好，号称共和也好，都是民可使由”——你只能够去教他们——“不可使知的”——不能跟他们说明白其中道理的——“不必用句读为他辩护”。传教士来提倡反孔，来说孔子愚民，尤其可笑，蒯光典说，“你们的宗教本身就是一个'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大本营”。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宗教是会跟你辨析，我为什么要信仰上帝的问题，或者说我信仰任何一个真神的问题。你就是得信，没有为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读过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还是《论语精译》这本书，我不记得书名了。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提到了这件事，他当时是看到有一个叫宦懋庸的人，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给点校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先生不像我说话那么口无遮拦，我是一概把这种人给定义为骗子，定义为人格有问题的人。杨伯峻先生只是很平和地说了一句，他说我恐怕古人没有这样的语法，没有这样的一种语言习惯，说老百姓认可，就由着他去，老百姓不认可，就要讲得让他们明白，没有这样的一种语法。杨伯俊先生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因为的确没有这种语法。你只要文言文多读一点，你就知道这是严重不符合文言语感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把“民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硬给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去谄媚大众呢？我们要看到，凡是这样提倡的传教士，都是受了西方启蒙运动影响以后的传教士；凡是这样理解的中国人，也都是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中国读书人。 这里面的最代表的人物还不是宦懋庸，而是梁启超。梁启超是一个思想的二道贩子，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这个人心气太浮，所以在学问上，在思想上，比他的老师康有为差得实在是太远了。但是，思想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真正深刻的、真正高远的思想，往往没有什么人认可，而恰恰是那种浅薄的平庸的能够煽动大众的这种思想，它非常容易风行。梁启超是一个代表，胡适又是一个代表。所以当时梁启超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孔子讼冤》，他说孔子是被冤枉的，这句话就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说法，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白话文来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说：君王要推行政令，如果老百姓认可，就立即实行；如果不认可，就应当开启民智，使他们认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假如开启民智以后老百姓还不认可怎么办？ 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受到了文革伤害、心灵上有着巨大阴影的人，他们又不敢直接抨击当时的现实，不敢抨击现实的政治，于是他们指桑骂槐地又一次地把脏水泼向了孔子。他们把这句话给点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照这句话的解释，那就变成了：老百姓听话，就由着他们去；老百姓不听话，我们就要教训到让他们明白。按照这样的一种解释，孔子当然是反动透顶、十恶不赦，但是孔子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所以这些人总是把自己情感上偏向的那种东西，就认为是古人希望的那种东西。 我不知道跟大家有没有讲过一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个云南大学文史哲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学生极其地聪明，他后来说为了挑战自己——他学文科的，云南大学文史哲实验班——为了挑战自己，就去考中山大学的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竟然还考上了。因为我在中山大学读博士嘛，所以我就跟他认识了。认识的时候，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整个人都便雷得外焦里嫩。他说我认为，我们未来的世界一定要回到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所说的，大众作主的时代，一定要是彻底平等的时代。可是马克斯·舍勒的书里面是怎么说的呢？马克斯·舍勒说这种时代是没落的时代，根本不是体现进步的时代，它恰恰体现了卑贱战胜了高贵，有用价值战胜了生命价值，体现了巨大数量对于质量的控制，体现了平庸的心智对于那些超越的卓越的心智的控制。这根本不是一种进步，而恰恰是一种没落。也就是说马克斯·舍勒是把现代社会的这种绝对平等、平面化、扁平化、堕落化的社会当成靶子去猛烈批判，可是我们这一位在智力上超乎常人的同学，他竟然读出了相反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内心渴望这样，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利令智昏”，利会让人的头脑变得昏聩。这是他们的欲望，欲也令智昏。 那么黄万盛先生对于这句话也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解释。他说：“‘民可使由之’强调的是民的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老百姓只能让他们按照他们的存在方式去生活。民的存在对于君王来说，就是最大的合理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原则了。这里所说的是存在所具有的合理性，这是任何统治者必须尊重的。而‘不可使知之’则是警戒君王，不要迫使老百姓去接受君王的意识形态，不要强迫他们接受你认为他们必须要接受的东西，这是企图改变老百姓的存在的合理性，蔑视他们存在的依据，这是断断不可的。”黄万盛这段话，其实也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文革的时候，它是不停地在强迫老百姓接受你的意识形态，今天要你接受“五·一六通知”，明天马上又让你接受“批林批孔”，就老百姓也无所适从，其实这些东西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永远要不停地政治学习。那个时候，我听人讲，就北京，他们如果双职工，双职工呢，下班以后还要从事政治学习，那就没时间回家做饭了，于是北京那种卖的大饼，卖的那种饼，炒饼，就特别特别地好卖，就买回去炒一炒就得，所以往往是那个时代，大家都被迫去学习。但是孔子会有那样高明的先见性吗？我表示怀疑。黄万盛先生说，他说他的思想是直接从《尚书》里面讲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样一个圣训开出来的，但是在我看来，黄万盛先生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免受启蒙运动时候民权至上的思想影响，我觉得孔子在当时恐怕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解释经典，我觉得要符合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符合小学的原则，就是你必须要在文字、音韵、训诂这些方面能够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证据来证明；第二就是你必须要符合上下文的逻辑关系；第三个你要符合整个思想体系，你不能在整个思想体系之内，内在是矛盾的。因为一个思想体系，它的内在一定要是自洽的，一定不能是矛盾的。所以，孔子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理解，其实就决定了你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儒家，多大程度上理解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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