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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书法起源初探 事物都是有起源的，文人书法自然也不例外。文人书法与书法的起源，是两个殊同的概念。简单的理解，文士与书法的结缘，便诞生了文人书法，文士乃其父，书法为其母。故文人书法，内涵文人之气质精魂，外赋书法之美妙形体，何其高贵，简直是艺坛至尊。 在此不妨先来探探书法与文人二者各自的渊源。 史家历来认为，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的自觉始于东汉时期，但其起源与汉字的萌生是同时的。迄今发现的与汉字有关的最早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契刻符号。但史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文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章法美以及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与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削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严格地讲，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式符号不具全这三种要素。迄今最早发现于1899年（即清光绪二十五年）的甲骨文，乃殷商时期锲刻于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其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有致，姿态生动，自然潇洒且富有变化，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内容主政论，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文人是跟着文学样式诗歌的诞生而诞生的，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所以研究文人的渊源，首先得探究诗歌的源头何在。诗歌的特质在于其抒情性，文人与常人不同在于文人比常人更长于抒情。可以这样说，诗歌诞生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因为快乐需要放飞，痛苦需要倾诉，二者皆必抒情。文人在体验快乐与痛苦时，能比常人更好地放飞与倾诉自己的感情。人类的抒情，在文字未有时表之以声，即歌谣；有了文字进而表之以诗歌。所以诗歌的前身就是歌谣。最早的中国诗歌文献是《诗经》。《诗经》的创作者是先秦的文人们，因为各作品其风格不一，不可能是一家之言，孔子不过是其收集兼整理者。
《石鼓文》产生于先秦这一诗歌繁荣的历史时期。它虽未入《诗经》，然其却是一首夹叙夹抒的上乘诗作。其它如上述几种钟鼎铭文，均以叙述议论为主，《毛公鼎》内容主政论，《大盂鼎》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散氏盘》铭文为政事纪录文书，以上三者内容不足具抒情性，绝非诗意文章；虽然史家已首肯它们的书法成就，在此尚不能将其列入文人书法行列。然《石鼓文》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所叙是秦君贵族们狩猎的宏大场景，气势雄壮，语言奔放，将贵族们尽情狩猎之乐抒泻得淋漓尽致，足具抒情性。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石鼓文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其神采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堪为最早的文人书法一点也不为过。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文人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文人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考察《石鼓文》创作主体之文人身份，史上传《石鼓文》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仅凭实物之诗文书法，其文人气质已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太史籀，史间资料多有争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周宣王太史籀著《史籀篇》，汉人名为“大篆”，详“大篆”条。其后列国分治，诸侯力政，文字异形，至秦相李斯乃同一之，汉人称为“小篆”，详“小篆”条。近人王国维则认为“籀”是诵读之意，原书首句“太史籀书”，便以“史籀”二字作书名。笔者认为，太史为史官名位，籀则人名，“太史籀”即以“籀”为名的史官；而以名或姓来命名其所创书体史见不鲜，或许此例是由此开先河也未可知。其实《石鼓文》作者是否太史籀，其作者之文人身份也是勿庸置疑的，以其作品如此之雅量，何用疑虑其创作主体的文士身份呢；更何况作品内容是为歌颂秦君狩猎而立碑树传，其身份也是可想而知，必非当时大文人莫属。 综上所述，文人书法始启于先秦周宣王太史籀之石鼓文。此后文人书法不断演进，发扬光大，历历辉煌昭史，浩瀚精深，隆起华夏国粹书法艺术的瑰丽大厦，巍然矗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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