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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精范孙过庭
文人书法发展到其鼎盛时代的中唐，各体俱已形成矩范，步入硕果累累的成熟期。如果说初唐四杰是楷书发展成熟的象征，那么代表书法最高境界的草书同样步入其书写规范及理论发展的成熟时期。孙过庭及其《书谱》当推为草书书写规范与理论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孙过庭（619-691），又名虔礼，生于吴郡富阳（唐代富阳隶属吴郡）。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陈子昂谓过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官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孙过庭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代著名的草书大家兼书法理论家，他博雅能文章，真行草书尤工。草书师法“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书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唐韦续《续书品》）。其更以草书擅名，尤妙于用笔，隽拔刚折，尚异好奇。他又善于临摹古帖，几可乱真而不易分辨。唐高宗曾谓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逼真可知。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书迹，比作魏的钟繇，可见对孙氏的书法造诣推崇备至。唐张怀瑾《书断》 称他：“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劲拔刚断”。唐《续书评》云：“过庭草书如悬崖绝壑， 笔势劲健。”《宣和书谱》说他：“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宋米芾称他“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所撰写的《书谱》至今仍有部分传世，其手迹不独为书论精品，亦为草书楷模。孙过庭流传墨迹，有《书谱》、《景福殿赋》、《千字文残卷》、《千字文第五本》和《孝经册》共五种。 《书谱》为历代公认孙过庭撰并书墨迹本真迹。书于垂拱三年（即687年），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阙30字，“心不厌精”下阙30字。《书谱》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二卷，下卷散失后，现传世只上卷。《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唐 孙过庭 书谱（局部） 细观《书谱》墨迹，孙过庭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旁采章草，融二者为一体，并出之己意，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然而又有所发扬、创新。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速去缓来，应规入矩，就象交响曲的引子，意和气平；中间写得兴起，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随逸兴遄飞而达到高潮，只见笔下生风，波诡云谲，尽情挥洒。首尾三千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真是“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达到了“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化境。看《书谱》的用笔，流畅婉转中又极富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映带俯仰，气脉贯通。笔端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刚中显柔，柔中寓刚，飞动轻继，意趣盎然。《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最具有特点的是横划、长点捺，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岩，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精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变细，从岩隙中急转而出。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拘无束，自然挥洒。其笔法、意趣、气韵颇近陆机《平复帖》和王羲之《寒切帖》、《远宦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晋人风韵宛在。《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燥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书论之精华集中在《书谱》之中，历代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为圭臬。在《书谱》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正途、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课题，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首先，孙过庭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自他们以来书法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古质而今妍”。二王父子的功绩，就在于他们走在这条道路的最前列，是当时人们审美观点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所以才成为书法大师。要学书法，就必须取法乎上，钟、张、二王的生花妙笔，正是人们师法的最佳范本。 其次，字中点画是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书家必须对此十分精熟，才能通过点画体现“形质”，用挥写来表达“性情”。尽管正、草书体有动静之别，技巧表现也各有侧重，但“形质”和“性情”总是显示书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为了更好地充实书法的活力，还必须从其它各种书体中去吸取新的营养。比如学习楷书与草书，应该“旁通二篆，俯贯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兼收博采，有容乃大。当然，书法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书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绪，工具、材料的优劣，以至天气季节的变化，都会产生影响。书写者应在最佳状态时挥毫，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理想的境界。融诸体之长，触类而旁通之，是书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历代书家概莫能外。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孙过庭分析了篆、隶、草、章的特点和长处，他说：“篆尚宛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使”，这是历来对诸书体最为简明精辟的论述，其具体含义是：篆书，特别是小篆，是用首尾藏锋、中锋行笔、均匀一致的圆线条写成的。圆线条具有柔和、婉媚、抒情的性格；转角宜圆曲，形体宜修长，这样张条才能贯通流畅，充分体现出婉柔流通的艺术特色。所以说“篆尚婉而通”。隶书改篆书的圆笔为方笔，方笔挺直有力，转角处也改圆转为方折，结体必然以严整代替“婉而通”，变长方为横宽，这样才能协调一致。所以孙过庭强调：“隶欲精而密”。隶书以方直为特点，易显呆板，故隶书使用“蚕头燕尾”，使方使严正的隶书显出飞动活脱之气。但不可多用，“燕不双飞”，多则失去了“精而密”的特点。草书书写时删并一些笔画，且须把笔画连通起来一鼓作气写出。其结果方白的楞角变成了弯转的圆角，出现了许多摆动而流畅的曲线，故曰“流而畅”。章草是隶书的草体，与今草相同处在删简和圆转；不同处在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燕尾”；作为隶书的草体，它不如今草那样连绵不断一泻千里，但比起隶书来却快速简便得多了，故曰“简而便”。一个好书者，能将篆之婉通，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简便，巧汇诸长于腕底，必成自家风貌。 接着，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所以有人也称《书谱》这《运笔论》）。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最后，孙过庭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即平正一险绝一平正。他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任何一位成功的书法家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前进的。 孙过庭对儒、道哲学是有很深研究的。因此，他认为书法同天文、人文一样充满了变化。对于“书之为妙”的掌握，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假令运用未周，尚亏工于秘奥，而波澜之际，已浚发于灵台”。意思是说，假若挥运转用还不周全，还缺乏功夫不能理解书之奥妙，而当其书法达到迭宕起伏的时候，此中的秘奥已疏通萌发于心胸，一定能够通晓点画所表现的情趣，全面明白书法产生演变的规律。可见，孙过庭是个学而知之论者。书法的秘奥只赋予那些勤奋的学习探索者。书法是创造的艺术，其构件就是虫篆、草隶、八分、飞白，诸书体都可借鉴，熔铸陶均，形成视觉美感。但这种创造又不是随意的、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这就是书法美的最高境界。一点、一字、一篇，万千变化发于一，五材并用，八法共施，书法的变化同天地自然一样，运转有序，阴阳和谐，美丽多姿。到这时，已不再追求察之、拟之的形似。因为不同的形态只不过“绛树青琴，殊姿共艳，隋珠和璧，异质同妍”。到这时也不再迷信于羲献钟张之书法秘奥，因为所有的法不过捕鱼获兔的工具而已。至此，孙过庭完成了他的心愿。《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大多少。孙过庭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 唐 孙过庭 千字文（局部） 除《书谱》以外，孙过庭写的《千字文》和《景福殿赋》也是书法艺术中的佼佼者。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说：“余观《千文》真迹，出入规矩，姿态横生，如蛟龙之不可方物，似从右军（王羲之）、大令（王献之）换骨来。”真迹已经散佚，现可见到的有余清斋、墨妙轩法帖刻本两种，余清斋刻本的《千文》，用笔纯熟而不露锋芒，颇有气派；其中墨妙轩本为宋人所书，托为孙书。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卷》墨迹，白麻纸本，包首锦为宋紫钤鸾鹊谱缂丝，纵25.7厘米，横82.5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卷书体以今草书为主，掺以章草，草法上下连接，甚为精熟。卷中钤有唐“龟龙麟凤”朱文印记、南唐李后主“建业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记、宋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记。此卷与唐垂拱三年(687)撰《书谱·卷上》面貌颇不一致，有学者认为非孙氏原作，而是以后的临仿本。孙过庭《书谱》与《千字文》的书法，脱胎于“二王”，从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王”法乳。而传世的《景福殿赋》（该墨迹原件现藏故宫博物院）则又是一番气象，面目与《书谱》差别很远，所以历来有人怀疑非孙所作。此帖用笔尖戏方硬，结体有章草遗意，别有一番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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