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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人书法理论 元代书坛复古风盛行，与书坛尚古理论的引导是密不可分的。书论多以赵孟頫“结字因时相传，笔法千古不易”为理论核心，重拾被宋人抛弃的书道传统矩范。其理论篇章数量上远不及唐宋，然在法度的深掘上远胜前人。赵孟頫虽为书坛盟主，并无理论著作传世，其主张大多散见于其在前人法书的题跋之中，在此不作赘叙。
郝经（1223—1275）元初名儒。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郝经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自幼喜好诗文，家学渊源深厚。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1256年受诏于忽必烈。1260年，赴南宋议和，被权臣贾似道秘密囚禁16年，即著名的郝经南囚，时人称之为南国苏武。1274年赵宋崩溃之际，郝经被救，北归后的第二年七月便去世。作为政治家，郝经反对“华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主张天下一统；作为思想家，郝经推崇理学，希望在蒙古人汉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来影响他们，使国家逐步走向大治；作为学者文人，通字画，著述颇丰，收于《陵川集》中。 郝氏重视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内在修养的锤炼，且将充实学养的范围限定在理学思想之内。在谈到书法学习的对象和过程时，他提出了完全理学化的秩序。其《移诸生论书法书》一文认为：“今之为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道’之所在。尚友论世学古之人，其学问，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而后为秦篆汉隶，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颉本意，立笔创法，脱去凡俗，然后熟临二王正书……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出入二王之间，复汉隶秦篆皇颉之初，书法始备也。”阐明“道”即修养实为学习书法之内门功夫，而书技不过个人修为外化也。 而在其《叙书》中，郝经详叙书体源流，列举擅长各体的书家与名碑，认为“凡学书须学篆隶，识其笔意，然后为楷，则字画高古不凡矣！”并详叙各体审美标准，颇具辩证思想：“太严则伤意，太放则伤法。工而不巧，拙而不恶；重而不滞，轻而不浮；笔死则痴，笔缓则弱，笔疾则浅，笔侧则偏。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功夫到则自造微入妙，穷神知化矣。”此意为书出乎道，亦终归于道。 韩性（1266年—1341年），字明善。元代绍兴（今属浙江）人。浙东理学家。生于元世祖至元三年，卒于惠宗至正元年，年七十六岁。天资聪敏，七岁时读书数行俱下，日记万言。九岁为文操笔立就，文意苍古；及长博综群籍。以讲学为业，四方学者多受业其门。隶卒厮役，皆称韩先生。据说他曾收王冕为徒，授以《春秋》。荐为慈湖书院山长，谢就。及卒，月鲁不花请于朝，谧庄节先生。性文辞博达儁伟，变化不测，自成一家。著有《竹斋记》、《礼记说》四卷、《诗音释》一卷、《书辨疑》一卷、郡志八卷及《五云漫稿》十二卷，并传于世。《元史·儒学传》有传。 郑杓（生卒年不详），元代书法家，字子经，仙游人(今福建莆田)，一作罗源人，与陈旅为文字友。泰定中辟南安儒学教谕，能大字，工八分，精小学，著《衍极》，论篆籀以及书法之变，宣抚使齐履谦上之朝廷，上行"衍极堂"以藏其书。写法古奥，多用对话体，参用了杨雄的《法言》体制等。 《衍极》共五篇，由《至朴》、《书要》、《造字》、《古学》、《天五》构成，广涉书史、书体、书家、碑帖、笔法诸方面。因京口李齐（仲思）所作序文有延祐七年款识，大约成书于延祐七年（1320）前。《衍极》各篇无有严谨的逻辑关系，似无序次，许多观点言辞简古，晦涩难懂。故后有刘有定者，详加释注，始能明其意义，并加以拓展论述，该著才得以暂放光芒。《衍极》旨在恢复业已为人鲜知的古法，认为这一法则融合“不偏不倚”、“中庸之为德”的儒家理学，欲以“中之至”的理论纠正“时弊”，贬意尚法，力主人们回归晋唐，上追秦汉，期望学书者走上正途。其所推演的法则已非单纯之书道古法，而被引申附会到人伦道德的层次，重重打上朱程理学的烙印，是元代书法理论的典型。《衍极》深重影响元季书坛，终成元晚明代书学发展的理论障碍。 释溥光，元僧，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山西大同人。能诗文，精书善画。书工真、行、草诸体，尤善作大字。深受赵刮顷赏识，荐之于朝，特封昭文馆大学士，赐号玄悟大师。明人李东阳《怀麓堂集》中记：“赵松雪过酒肆，见廉字，驻视久之，谓：当世书无逮我者，而此书乃过我。”酒肆幌子上的大字，即释溥光所书，可见赵孟颊对释溥光大字的评价之高。 释溥光既是位书法家，又是书法理论家。他著有《永字八法》、《雪庵字要》(又称《雪庵大字法》)等。其中《雪庵字要》专论大字榜书艺术，涉及执笔、用笔、结构、形势、工具及审美诸方面。如论学习大字的途径：“凡学书大字者，必当学书小字端楷，而无偏促粘滞之病，然后自小而渐，可至于大也。”如论大字的审美：“威严雄壮最为奇，均称肥兼密更宜；大小浓淡精嫩病，若歪或散亦非为。”如论执笔与运毫：“先当身正次手直，肘腕功夫肩臂力；虎口凤眼大小推，仰阴笔分复阳笔。” 释溥光对榜书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工具使用的突破。在一次酒醉后，释溥光应朋友刘景之请书写“东山清致”四个大字，但手头没有足够大的笔笔，便将衣襟裹起而书，书后复视，“其字美甚，有苍劲古雅之趣，因此常以布书，日久而精妙入神，取以‘永’字为法，设其四式，名曰‘卒襟字法 ’也。”释溥光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尝谓“大抵四尺以下者，有草笔可以书之；五尺以上者，须用此布法而书之；然则自一尺至二丈者，皆可书也。”后代书大字有裹以绸、绢、布、绵纱等为笔者，皆受“卒襟”法影响。释溥光有“用布八法歌”、“卒襟五法歌”、“卒襟永字八法歌”等歌诀，凡皆经验之谈，有益于后学。 释溥光主张榜书当以神气自然为上。他说：“若论乎布置均称，收敛紧密奇巧者，此无难事。乃学力之所至与未至耳!至于筋骨神气苍劲清古者，人罕能之。有自幼至老而不可得之者，有之未久而变化中得之者，有学之久而积累中得之者，此皆出于笔力自然至妙，而非人力之所能也。古云：明理难，学书亦不易耳。”在此，释溥光提出了除天份以外，还有功力、学养与创新对大字榜书艺术的重要作用。其书法认识水平已远超当世，实在难能可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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