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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任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鲁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当然孔子是辅佐国君行使司法权，没有独立的裁断权。关于断案，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一般理解为：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必须彻底解决纠纷，使人们再无纷争和纠结。也有人理解为：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根本不发生。
笔者认为，应当结合上下文和其他典籍来理解这句话。《论语》中，该句前面还有一句，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论语注疏》中引用孔安国的解释：“片犹偏也。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狱者，唯子路可。”片就是偏，听讼必须听一听矛盾两方的说法，再来断定是非曲直，偏听偏信一方就作裁断，只有子路做得出。因为子路的承诺不会等到第二天才兑现。这大概不是表扬子路，子路虽然嫉恶如仇，但性格过于率直，甚至有些鲁莽，有时听到一面之词就会下了结论，并动手实施。朱熹也说：“片言，半言。”
我们要注意折狱与听讼是有区别的，折狱只是裁断纠纷，相当于现代的一判了之。也有人认为折狱是处理刑事案件，听讼是处理民事案件。其实，我国古代民刑是一体的，很难把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截然分开。所以，从处理案件的性质看，折狱其实和听讼是一样的。孔子审理案件会和子路一样“片言折狱”吗？显然不会。现代庭审，听了原告的话，肯定要站在原告的立场上考虑一番，听了被告的话，再站在被告的立场上考虑一番，两个方面都考虑了，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最后站在法律的立场上考虑一番，才能做到依法判案。这才是“吾犹人也”的真正意思，这里的“人”指的是当事人。
所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把这句话解释为:“审理案件关键是不要有主观，听原告的话，自己就站在原告的立场。听被告的话，自己就站在被告的立场，以现在哲学的观点，这才是绝对的客观，然后再来判断是非…为什么要做到那么客观，因为我们判断是非的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大家没有纷争，都能心平气和、心安理得，合理地解决问题。”
《礼记·大学》里也有这句话。不过，后边还有一句解释或者补充：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朱熹解释说：“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意思是不让没有因由的人，或者说没有情由的人说出狡辩的厥词，从而使人民产生敬畏之心。在古代，人们是厌诉的，但也有许多诉棍，无理辩三分，孔子非常讨厌这种人。这种人在现代社会也不乏其人，法律术语繁多，法律原则抽象，法律程序复杂，很多人对诉讼搞不明白，一些人就钻法律的空子，庄严的法庭怎样才能避免成为这些人演练诉辩技巧的竞技场，怎样才能避免成为他们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是“法治”必须要回答的。因此，孔子认为实现无讼的根本在于通过案件教育人民，当事人感觉不占理的时候，就自动与对方和解了事，这样才能实现无讼，即孔子所说的：“必也使无讼乎”。
关于孔子断案，《史记》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消则消，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意思是孔子审理案件，撰写辞章（相当于判决书），有能够共同商量的人时，从不自己擅做决断。而写《春秋》，连子夏这样文辞很好的弟子也不让参酌一词。
孔子所著《春秋》实际也是对历史事件的裁断和评述，有“春秋大义”之说，故后世许多儒者以《春秋》为据裁断案件，称之为“《春秋》决狱”。同样都是裁断，孔子的处理方式为什么不同呢？孔子解释为：“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意思是后人知道我孔子，是因为《春秋》，讨伐我也是因为《春秋》。《春秋》要阐发孔子自己的政治社会思想，可能留下好名，也可能留下“骂名”，所以孔子不让弟子们参酌意见，而裁断案件会对现实当事人的未来产生影响。所以，孔子审理案件十分谨慎，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已经有点“合议”的意思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