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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籍考古学家吴金鼎意外发现山东龙山黑陶,轰动世界
时间:2013-09-26 09:43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李春颂
他将“龙山文化”写进考古史
安丘籍考古学家吴金鼎意外发现山东龙山黑陶,轰动世界
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他对山东章丘县龙山镇2.5公里处的城子崖遗址发生了兴趣,曾6次前往考察,经发掘、研究,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掘与命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等人撰写并发表的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揭开了中国远古文化根源之谜。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并得到了公认,为确立史书无载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一座丰碑。
他就是吴金鼎先生。
去平陵考古路过龙山 意外的发现史前黑陶
85年前,原本去章丘汉代平陵城遗址做野外考察的安丘籍青年学者吴金鼎路过城子崖,不经意地回头一望……就是这不经意地一回眸,竟改写了中国考古的历史!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景芝镇万戈庄人。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应求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潍县广文中学和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近代考古学开拓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学习人类学。
后在齐鲁大学任助教期间,吴金鼎时常利用假期在山东省内进行一些考古的实地考察工作。1928年3月24日,吴金鼎计划调查章丘县龙山镇镇东的汉代平陵故城。从龙山镇到平陵镇相距2.5公里,中间经过城子崖。这个地方处于武原河畔的一块台地上,地势隆起,宛如城垣,故称“城子崖”。
有关此地的民间传说很多。这地方有个规矩,新娘子的花轿不能从城子崖经过,因为此址太久远,里面住了很多狐仙。有一次一家娶亲,轿夫贪便宜走近路,穿过了城子崖。结果花轿抬到了新郎家,一挑轿帘儿,里面居然坐了一模一样的两个新媳妇。据说其中之一乃狐仙所变。这样一来,那男家谁知是喜是忧……
吴金鼎想着想着,倏地意识到先前几步间似乎曾有什么在眼角一闪,就在快要走出城子崖地界了,他情不自禁地回头一望,谁想这一望,其意义太重大了!原来,路沟边的断崖横截面拉直了他的目光,在阳光下一条延续数十米长的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可见!
10天以后,即4月4日,吴金鼎专程从济南来到龙山镇城子崖,经过勘察,认定“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
从1928年3月底到1929年10月,他接连五次来龙山,对遗址及龙山镇周围七八里范围内的古迹,作了全面的调查。试掘中,他采用了当时颇具水准的发掘技术,对现场处理得非常精细。遗址当时暴露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上面为东周文化层,依据文献记载,系春秋时期的谭国遗址。下面的文化层的性质开始时还不清楚。
沿着断崖进行多次调查采集,在此文化层中第一次发现了黑陶片,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对于这种非瓷非釉而富有美丽光泽的黑陶片,他曾怀疑是否为古代遗物。但是,依据这种黑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共存而没有例外的事实,他深信这是一种新的史前文化,并认为,“油光黑陶片或系龙山文化之特点”。特别是9月28日的第五次到龙山,续有所获,晚上兴奋得不能入睡,“于床上矢誓言: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将在鱼脊骨(指遗址)上凿百丈长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蕴。”
考古学家纷至沓来研究龙山文化,引世界关注
吴金鼎很快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的老师——被人称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李济先生。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正被几年前仰韶文化被发现、随之出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所困扰,考古学者们正想通过严肃认真的科学发掘成果,来解开中华远古文化之谜,吴金鼎在城子崖的发现,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于是,在1930年秋天迅速组织了对城子崖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有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和吴金鼎等。1931年梁思永、吴金鼎等作了第二次发掘。可以说,中国考古界的精英,大多数来参加了。这是中国人第一例独立完成了整个考古过程的史前遗迹发掘,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
经过对第一次发掘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吴金鼎于1931年写出了《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的文章,这是我国考古学者关于龙山文化最早的一篇论文。文章回顾了龙山文化发现的经过,介绍了对遗址发掘材料研究的方法,对龙山文化特征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差异作了讨论。同时,对龙山文化最富有代表性的黑陶,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黑陶之质料极为细腻,肉部亦极匀称,表面有时显平行之细纹。器之底部亦有逆表针向之螺旋纹,是当时已有陶轮。”
油光黑陶的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揭开了考古史上新的一页。
系统发掘之后,由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编著了考古报告集《城子崖》(1934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报告的大部分初稿是吴金鼎准备出来的,又独自完成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和第四章《陶片》。《城子崖》将这种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称为龙山文化,从此揭开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城子崖的发现,确认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存在。其文化面貌确实是与仰韶文化不同,它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当时考古界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从此考古学上又增添了一个令国人自豪的断代专业术语:龙山文化!
对于城子崖发现的意义,李济博士在《城子崖·序》中如此评价:“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老家,而且对于中国黎明时期文化的认识也得了一个新阶段。”
城子崖黑陶文化层的发现具有震撼的影响力,它与河南小屯出土的殷商文化,在年代的传承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龙山文化较之仰韶文化也更有进化。《城子崖》以科学的资料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很多学者将城子崖考古称为“中国考古第一案”。它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对于认识和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是硕果累累,龙山文化这一大公案中的许多重要课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它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之间,其后期这里的先民东夷民族已出现了文明社会的萌芽。这一结论,今天已写在了中学历史课本上,成为尽人皆知的常识。而当年吴金鼎先生在龙山镇的伟大发现,也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永不泯灭的丰碑。
英文著作成洋人研究 中国史前陶器参考书
作为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先驱,吴金鼎的贡献还不止此。之后,他又多次参加河南、山东等地的发掘工作。
1933年,他由山东省政府派往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留学。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主持的巴勒斯坦考古发掘。他对工作的勤奋努力和谨慎认真,得到了彼特里及同事们的高度赞扬。同时,他投入巨大的精力研究中国史前陶器,不仅观摩了数万件已出土的陶片实物,而且到伦敦高等工业学校实习过原始陶器的制作方法。在此基础上,他用英文写作了“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在伦敦出版)。该书因收入材料丰富,长期被外国人作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
1937年,吴金鼎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回到国内,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及重要学术机关内迁。他先在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组工作,后回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他与曾昭燏(曾国藩的孙女)、王介忱(吴金鼎夫人、原安丘市南流镇大尚庄村人)等,在云南大理地区进行考古活动,发现遗址32处。以他为团长的古迹考察团,开了“女性考古”之先河,连发掘工也是女的。吴金鼎主持发掘了其中的几处,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一书。该书得到中国考古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奠定西南方面史前考古学的基础”。
1941年春到1942年冬,他在四川彭山主持发掘汉代崖墓,并对这种四川特有的古代墓葬制度作了阐述。1943年,他又主持成都抚琴台前蜀高祖王建墓的发掘。这项工作,对研究唐末五代时期的艺术史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他激于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曾任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金鼎应母校齐鲁大学的邀请,赴济南主持该校的复原工作。但心里时刻想着野外发掘工作的他,在学校安定下来以后,即返回考古组。自1946年起,他任齐鲁大学教授,并先后兼任校长室外文秘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1948年9月18日,因胃癌在齐鲁大学逝世。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有其事迹介绍,称他是“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其—生著述,除上述外,还有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和《田野考古学大纲》；论文《平陵考古记》《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器概论》等。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颗考古学界的明星陨落9年后,他的家乡安丘市景芝镇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存。
长江后浪推前浪,安丘籍从事考古的学者一代新人在成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韩榕、西北大学的陈洪海、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岩、西北师大的李怀顺等,诸位才俊各有成就,谨以此告慰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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