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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下旬，山东籍的年轻考古学家吴金鼎（1901-1948）到济南以东的汉平陵故城作考古调查，在4月4日途经与龙山镇（原属历城县）隔武原河相望的城子崖时，从路沟断崖上观察到这里可能有一个古文化地层。在以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先后5次到龙山镇，对城子崖遗址以及龙山镇周围七八里范围内的古迹进行考古调查。在城子崖下层遗址中，他发现了一种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而且这种陶片总是和石器、骨器同出。无疑，这是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 1930年1月，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遗址出土的远古遗物非常丰富，其中色泽漆黑、造型灵巧、器类繁多的黑陶最引人注目。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一种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和10年前发现的以红陶和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有显著区别这一发现非同寻常。仰韶文化发现后，国外考古学家根据其彩陶与中亚和近东的彩陶有近似之处，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而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东部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 对于初试锋芒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城子崖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寻找殷商文明来源的一个得意的成功之作，这个黑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殷墟文化更为接近从而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李济先生曾这样评价说：
就这样，龙山黑陶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由于其造型和工艺之精美为世人所折服，故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文化”。又因它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所以又称“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为4600-4000年。 梁启超次子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在早期龙山文化的发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遗忘，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的次子梁思永。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更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大师辈出，群星灿烂铸造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丰碑。如果说晚清的学术变革需要一批兼通中西.重在创新的思想家，那么到30年代，时代需要一批受过现代正规学术训练的专家，以搭建现代学术的主体构造。像当时许多著名专家一样，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的西学经历和国学素养，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以致他们分别在古建筑学、考古学以及后来的火箭发射等学科的创建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梁思永于1931年春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考古发掘工作。由董作宾主持的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的目标在于探求甲骨。在李济主持第二、三次殷墟发掘时，他与董作宾样持“殷墟淹没说”，认为地下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由于改进了工作方法，田野考古的水平大大提高。他否定了“殷墟淹没说”，并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首次判断出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的三个先后叠压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建立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对于文化堆积的理论，一般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并不难理解。在田野考古中人们发现，黑陶遗存是叠压在彩陶遗存上面的，这是彩陶时代早而黑陶时代晚的证据。从此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得到了个重要的断代标尺，那就是彩陶早而黑陶晚。又因为含有黑陶的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历史上的夏代，一些历史学家便迫不及待地将两者联系起来讨论。在当时便有学者给出这样的推理：古文献记载夏人尚黑，大禹用黑色器具作祭器，而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正是以黑陶为主的文化，所以龙山文化应是夏文化。这一推测给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极大鼓舞，莫非夏文化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931年秋季，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挖掘中发现了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墙事厚约10米的夯筑城墙，但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城墙的年代。 回溯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还得提到两城镇遗址。1934年在山东日照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这便是著名的两城镇遗址。1936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尹达先生主持了这个遗址的发掘。由于城子崖主要是居住遗址，而两城镇是由50多座墓葬组成的一片集中的墓地，它的发掘正好弥补了城子崖的不足。 城子崖和两城镇，是中国考古学家最早认识龙山文化的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不仅打开了探究龙山文化居民生活和死亡两个世界的大门，也开扩了后来者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视野。 令人遗憾的是，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先生在48岁时因胃癌而英年早逝，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梁思永先生也因病魔缠身，在50岁时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龙山文化更多更精彩的发现，也不知道他们的后继者在龙山文化的研究中开拓的领域是多么的广阔。 凡是兼具“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正像一提到仰韶文化就会即刻想到彩陶，欲把握龙山文化，黑陶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至宝。当考古学家将一片片破碎的陶片拼接复原后，那段被佚失了4000多年的历史也破土而出。如果说青铜器对解读商周历史隐秘有重要帮助，那么陶器就是打开被岁月尘封久远的史前文明之门的钥匙。陶器器形之发展、纹饰之演变、质地之改良、颜色之转换，都透露出清晰的时代特征。所以陶器类型学，就成了每一个史前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龙山黑陶的发现至今已70多年了，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充分。龙山黑陶的用料多为黄河淤泥。陶土需要反复淘洗，如制作蛋壳陶杯的陶土，是用多次淘洗的细泥，以达到其薄而匀的要求。陶工们还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进行科学配制。如制作鼎等炊具的陶土，要适量搀些砂粒，以提高其耐烧烤的能力。 陶器的制造最先是手制，进而一步步过渡到使用陶轮。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拉坯成形技术。利用陶轮机械的离心力双手拉坯，使陶器形状更加规整厚薄均匀，再装配种类繁多的耳、鼻、钉、条、突、饼等附件，可显示出黑陶典雅和谐之美。当然它还使制陶的效率大大提高。 陶器的颜色一方面与选择的陶土有关，同时也与窑内温度及控制条件有关。如选用含铁量高的陶土，烧制时在氧化焰气氛中，陶器多显红色；烧制过程控制在还原焰中，陶器呈灰色或黑色。若原料中掺和一些有机物或在烧制后期用烟熏法进行渗碳，会使陶器的结构更为致密，制出的黑陶会更光滑，坚实。 渗碳法的广泛应用是龙山先民的一项创举。陶器焙烧方式的演变非常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后来发展到炉灶式，最后形成陶窑。龙山先人已掌握了先进的封窑技术。制陶工匠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发现黑陶烧制到一定程度时，从窑顶往窑内慢慢加水，木炭熄灭后产生浓烟，而弥漫在窑中的焦烟碳粒在合适的温度下会渗入器体使其呈黑色。在浓烟中长时间进行渗碳，使烧制出来的陶器，不仅器表、器里，甚至胎心都是黑色的。凡是兼具这“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 数百上千年的积累，龙山先民们已掌握了魔术般的制陶技艺。面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的蛋壳黑陶，人们会承认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蛋壳陶杯是龙山文化独有的产品，其刻花精细，造型优美，有极强的表现力，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直到今天，许多陶艺家借用现代工艺，使出浑身解数，仍未仿制出得到考古学家们认可的龙山蛋壳黑陶。 但从考古队员发掘的陶窑看，其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在山东聊城茌平教场铺城址的中部居住区内有3座保存完好的龙山文化陶窑。面对这简陋的窑址，人们很难将精美绝伦的龙山黑陶与它联系在起，人们也猜测不出龙山陶工到底借助了何种鬼斧神工。 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1999年夏天，为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组织力量对城子崖透址进行勘探，并于1990年春天至19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发掘。 发掘工作由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张学海先生主持。此次发掘终于摸清城子崖遗址保存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3个历史阶段的城墙遗迹。而1931年挖掘时发现的夯筑城墙时代应属岳石文化时期（距今3900-3600年左右），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墙下新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堿墙，时间为距今4200年左右。 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东西宽430米左右，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现代足球场大小。城墙建筑方式是外挖内筑。外挖指在城墙外侧下挖形成壕沟，挖沟所取之土夯筑在内侧形成墙身，壕沟与墙身连成一体。此种建筑方式既便于就地取土，较为省工；又利于形成绝对高度，构成有效的屏障。 几百年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城址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础上内收修筑的，平面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本一致，面积相对缩小，约17万平方米左右。目前，人们从西和南两个方向看到高出地面3米左右的城垣主要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此时墙体夯筑方式较之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了很大进步，筑城的方式，首先在预定的地段下挖一宽约12-15米深约1.2-1.5米的圆底基槽，然后用生黄土层层夯筑。夯层厚12-15厘米，每层间有灰土隔层，以解决黄胶土粘夯的问题。以此种方式所筑城墙非常坚固，许多遗址历3000余年依旧保存完整，应该说是个奇迹。而距此之后1000年修建的周代城墙，由于其位于最上层，所遭受的自然和人为破坏最重，至今已残存无几。 一般人也许并不了解这3个叠压的城墙遗址的重要意义。但对考古学家来说，它们却含义深长。城圈重叠的事实说明，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而修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需要集中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这也预示着要有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机构存在的事实。在龙山文化时期，城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此次发掘结束后，张学海先生在他的《城子崖和中国城》一文中分析道：龙山文化时代，人们已经在掠夺与反掠夺的过程中发明了城，也就是在村落的周围筑起城堡式的土墙。那时城的出现，表明我国在夏朝之前，还有一个灿烂的部落方国时代。从城的规模来判断，它是那个时代比较强盛的方国，甚至有可能是那时某个部落方国联盟中的盟主国，其人口当时应在3000人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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