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当雾霾开始时不时席卷大半个中国时，寻找治霾良方俨然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寻找治霾良方，首先必须找出雾霾污染源。而围绕“雾霾污染源”这一问题，纷争四起，用《中国青年报》近日一篇报道的题目形容，“原本正常的学术争论一不小心成了舆论闹剧”。
争论源于2013年岁末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仁健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该论文判定，导致北京地区雾霾的6个重要来源中，汽车尾气所占的比例不到4%，远远低于工业污染、垃圾焚烧、燃煤，生物质燃烧等因素。这一结论急坏了肩负治理雾霾大任的环保部门，北京市环保局声明“张仁健的结论只是一家之言”。
即使在中科院学者内部，张仁健的结论也引发了极大争议。中科院甚至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汽车尾气不再是雾霾元凶”这一观点进行反驳，之所以用这样“正式”的形式进行观点矫正，用该院首席科学家贺泓的话说是因为“之前的研究结论对公众形成了误导”。
雾霾的真凶到底是谁？这一答案还没明确，我们又不得不从“找出雾霾真凶”引发的这一场争论中，继续思考，学术争论到底该不该进入公共舆论场？
但凡能够引发舆论关注的学术研究，都和社会热点密切相关。雾霾如此，转基因亦如此，因为它们都关乎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正因为这些学术研究离公众关切太近了，在进入公共舆论场前，也许应该更谨慎一些。依旧拿“汽车尾气不再是雾霾天主要元凶”这一研究结论为例，在学界尚未达到共识之前，它就莽撞地闯进舆论场，引发舆论沸腾是毫无疑问的事。
（资料图：2014年1月4日，北京遭遇今年首个雾霾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变差，属重度污染。图为外国游客戴口罩在雾霾中游览天安门广场。三羊 / 供图）
从社会情绪的层面看，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社会公众的情绪诉求。在雾霾来源本身就不确定的情况下，很多城市便开始一股脑地限车限购。与调整产业结构等其他治霾措施相比，限车限购是最方便最易行的措施，只是这样的治霾之举侵犯了有车族的利益，所以反对之声此起彼伏，限车限行也被舆论质疑为“政府懒政”。在这样的背景下，“汽车尾气不再是雾霾天主要元凶”的“科学结论”，当然可以拿来作为反驳政府之前治霾不力的重要证据。
人们总是试图从一个权威部门或者知名学者那里获取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以此来支撑自己遵从或抗拒某项政策的依据。但现实往往是，符合社会情绪的权威声音未必是正确的。人们也总是希望学术争论能更公开透明一些，一旦公开透明，学术争论很有可能会进入公共舆论场。转基因之争的专业性自不必说，即便是“雾霾真凶”这样看上去已被“普及”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它的研究过程还是相当专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会不会对研究的过程视而不见，只愿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研究结论呢？
从这个角度看，学术之争到底是不是越透明越公开越有利于得出正确答案，也许值得掂量。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纳斯（Paul Nurse）曾说，“科学的一个重要本质就在于要竭尽所能去证明一些东西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观察和试验的结果和一个想法并不符合的话，那么这个想法就应该得到否定或者加以修正”。在得出正确答案之前，学界也需要高质量的辩论，围观的人多了，参与的人多了，是不是辩论的质量就一定高了呢？
况且，诸如“雾霾真凶”这些和公众密切相关的学术争论在进入舆论圈后，也往往给习惯于热炒热卖的媒体提供发现“热点新闻”的可能。如果没有被媒体曝光，这样的争论或许还仅仅局限在学术圈内继续论证，进入公共舆论场后，熟知社会情绪的媒体知道如何表述更能激发公众的围观热情，平心静气的学术争论有可能被喧嚣嘈杂的舆论事件所取代。
从“雾霾真凶”这样的舆论事件中，我们也该反省一下，学术研究究竟应该和公众及舆论保持怎样的距离才是最为恰当的。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