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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文学评论家白烨所说,人们习惯于用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形,来看待一年来整个文学创作的实绩。以此标准来衡量,刚刚过去的2013年无疑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年”。在这一年中,除了有贾平凹、苏童、阎连科、余华等众多名家推出新作,也有不少新人的精品问世。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和评论文章,呈现2013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致状况。 □本报记者 吉祥 名家纷纷推新作,捍卫文坛“地位” 对于作家来说,长篇小说的分量无需多言。尽管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出现,让人们重新审视短篇小说的魅力,但在多数情况下,衡量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主要指标依然是长篇小说,一个好作家需要优秀的长篇小说奠定其在文坛的“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界均对长篇小说青睐有加。 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的估算,2014年原创长篇小说有4000多部,这一数字与前几年基本持平。今年长篇小说创作被广泛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众多已经成名的作家纷纷推出长篇新作。在《当代》杂志刚刚结束的年度五佳长篇小说评选中,贾平凹的《带灯》、林白的《北去来辞》、韩少功的《日夜书》、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苏童的《黄雀记》当选,贾平凹的《带灯》同时获得《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13年度最佳奖。 贾平凹的新著《带灯》在去年年初问世。在《带灯》中,贾平凹继续描绘着他的“乡村乌托邦”。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她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带灯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容貌美丽、孤芳自赏,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韩少功的《日夜书》通过几位“50后”知青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直指知青群体的精神困境,能够看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河岸》出版5年后,苏童重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如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苏童多数小说的故事都是围绕香椿树街展开。在新著《黄雀记》里,苏童讲述了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个人年少时候的纠葛,以及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际遇。青年文学评论家岳雯说,在《黄雀记》中,苏童重拾少年情怀,这部小说也充满了属于他的种种印迹。 作家叶开在解读今年长篇小说的“大年”现象时解释,这主要因为对于一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是他们创作的巅峰期。 《第七天》更像是“新闻串烧”? 去年,王蒙将尘封40年《这边风景》交付出版,给本已热闹的文坛增添了不少热度。《这边风景》是王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尽管评论界认为这部小说留有比较明显的那一时期的语言痕迹,但王蒙也强调,小说创作虽在“文革”背景下,但自己坚持不写教条、口号,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 “先锋派”作家代表马原和余华也相继推出新作《纠缠》和《第七天》,两人的新著均带有很强的转型意味。“借助社会新闻增强作品现实性。”白烨说,两人的尝试可以看出他们突变的努力。这种变化在读者中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纠缠》的争论较少,而余华的《第七天》则毁誉参半。 《第七天》距离《兄弟》已经有七年时间,出版社在推广这本书时打出宣传语——“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不过,这本书的口碑显然不如前两者。《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的魔幻故事,用荒诞的笔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白烨认为这部小说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颇有争议的是,在这部小说里,余华引用了大量近年来的热点新闻事件,其中甚至有不少微博段子,让很多读者认为这本书更像是一本“新闻串烧”。 题材雷同,作家偏爱转型期中国 《第七天》引发的争议很多,此后甚至引发了文学界的一场讨论,其焦点集中在文学作品应该如何记录和反映现实上。毕竟,这几年关注转型期的中国是很多作家热衷表达的议题。白烨也感慨,虽然去年长篇小说质量总体不错,但仍缺乏让人掩卷后难以忘却的精品,在题材上,乡土题材的写作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写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以及城镇化、全球化、市场化所带来的很多社会生活问题、矛盾,包括给人精神上造成的某些隐痛。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有着相似的感觉,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目前作家的写作议题“都太雷同了”,大家基本都是在写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施战军期待作家能在题材、故事或更高层面上进行观照,比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另外,大多数人所写的城市生活,都是鸡毛蒜皮、情感纠葛或者家庭困顿,如果作者能正视我们的生存处境、生活需求和盼望,而非写泡沫传奇,那是最好的。有一些超越性的努力,能够体现真正的城市生活精神强力。” 正因为有此感慨,施战军才不断呼吁作家要“深入生活的血肉”,少写那种“泡沫传奇”的小说。在一次与作家聊天时,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艳梅直言,多数作家不缺乏表现力,能够写出非常巧妙的故事,把人物刻画得很生动,但是缺少对历史、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性的独特发现和独立判断,“作家不能总是跟在生活后面,站在比生活更低的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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