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王德威在“引领”什么风气？

200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被聘任为复旦大学的讲座教授，领衔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对这件事，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评论说：“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它对于提升我们学科的品质，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创建一流学科，直接起了推动的力量。”他称赞王德威的“卓越见解引领学术前沿风气”，“为当代学术界确立了一种人格风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对王德威也评价甚高。在《重新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的文学批评论》中，陈晓明说：“王德威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及研究领域影响之深广，在欧美学界中应该说是无人可及。”

能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南北二陈”的一致褒扬，王德威先生的“卓越见解”想必是令人信服的，“人格风范”当然是令人敬仰的。但研读过王德威的学术著述后，我得出的印象与他们的结论却截然不同。

王德威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首先应该具备的，是学术的良心，就像牛学智先生所说的“有'耻感’是文学批评的底线”。如果“二陈”是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称兄道弟时说这样的话，我们大可不必当真，只当是一种互相恭维、酒精刺激下的社交游戏；但堂而皇之地将这样的话写进学术专著、论文，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要么是他们缺乏文学鉴赏的天赋，没有真正的学术判断能力，要么是丧失“耻感”、指鹿为马，故意制造学术混乱，因为我实在看不出王德威到底“引领”了什么样的“学术前沿风气”。

挥之不去的“仇鲁情结”

在陈思和与王德威主编的“新传·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中，有王德威的一本学术专著：《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可以说，他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中颇有建树。奇怪的是，在谈论沈从文时，王德威竟然把鲁迅先生拉出来作为“参照物”，暗指鲁迅造假：

鲁迅对头与身体、身体与心灵的对照描写，果然卓显他的文学才具。而他自述一九〇六年亲睹幻灯，愤而弃医就文的经过，实已极具戏剧张力。较之说部创作，亦不遑多让。学者李欧梵等业已指出，由于缺乏实证，这场幻灯经验有可能出自杜撰，本身就是一件文学虚构！到底鲁迅是否看过那张改变他一生的幻灯片，恐怕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无头公案。

把猜测当作事实，以戾气和偏激来做评判，这可不像是一位有“人格风范”的学者的风格。王德威这么做，自然是有其道理的。要知道，他师承著名学者夏志清，而夏志清对鲁迅先生的看法，也被他全盘“师承”过去。比如，夏志清认为，《阿Q正传》虽然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艺术价值而论，它“显然享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言下之意，《阿Q正传》的艺术价值并不高。到了弟子王德威这里，更是将夏志清贬低、妖化鲁迅的学风“发扬光大”。

在《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一书中，王德威仍是以褒扬沈从文来贬抑鲁迅，大有把鲁迅踢出文学史的汹汹之势：

当多数写实作家视涕泪飘零、义愤愧怍的修辞为描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惟一选择时，沈从文坚持以抒情的形式来叙述他的对象。他的坚持其实有一刀双刃的批判性。沈的这种批判式的抒情叙事暴露了“呐喊”、“彷徨”式风格、主题的片面性和排他性；它也揭示出露骨的写实主义（hard-core realism）在执行其使命的同时，已耗尽底牌。

从鲁迅的砍头情结来判断，真正使他着迷的是身体和头颅的象征力量。他的文学修辞力量毕竟肇始于身体的政治学，也必将对身体施以影响，犹如砍头和刑罚仪式在过去的威力。《山鬼》讲述一个癫子的故事。沈从文对“疯子”的一般含义，显然不愿视为当然。

沈也不像鲁迅那样，仿照摩罗诗人或尼采的超人形象，创造他的狂人。他对笔下的那些精神病症的例子，既怀有临床医学的、弗洛伊德式的同情心，也怀有一种神秘的沉醉之情；后者有可能源于他对神秘楚文化的向往。

在王德威看来，以鲁迅为首的作家“底牌”已经耗尽，其文学性来源于身体的政治学，并且是模仿国外的摩罗诗人和尼采的超人形象，缺乏原创性。王德威嘲讽说：“在二三十年代，当多数作家正襟危坐地继承了鲁迅的砍头情结，视他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巨头’时，正是性情平和的沈从文，展示了如何砍下这个'头颅’，从而打破了砍头文学的符咒。”这样的话说得多了，难免会让人心生疑窦：王德威写沈从文的醉翁之意，难道是为了把鲁迅比下去？

这种有迹可循的“仇鲁情结”，在他的《想象中国的方法》中，依然在发挥作用：

“五四”以后的作家，多少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的义愤。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有的故事找寻接头。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五四”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股脑地砍将下来。他的文采想象，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一个源头，而他对文字寓意的无悔追逐，不由得我们不点头。

以王德威的想象，如果不把鲁迅这个“五四”文学第一“巨头”的文学成就“一股脑地砍将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一摊烂泥。

不知所云的“忽悠大法”

当下有一类学者，善于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把复杂的问题说混乱，让谁都看不懂。王德威可谓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先生在《“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中指出，读王德威的文章“虽然不能获得两岸四地和北美地区更多不同年龄段'当代作家’的信息，却可以经常碰到卢卡契、巴赫金、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德里达、弗洛伊德、福柯……唐小兵、张旭东、杨小滨等二十多位西方学者与汉学家的大名，经常欣赏到王君对叙述与描写理论、狂欢理论、结构主义、结构论、诠释学、存在论、魂在论、心理分析，知识考掘、规训、疯狂、播散与延异、色情理论、暴力理论……哥特小说、后设小说、离散叙事、鲁迅小说黑暗面、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精神、现代性——不厌其烦的演练。”

王德威的“忽悠大法”就是，大量投放古怪生僻的“学术名词”，乃至一大堆洋名词和淫喻：

如果玩弄结构主义一些性与符号学的互换文字，我们可以说，男作家念之唤之的意义播散（disseminate；射精）危机，到了王安忆手中，竟有了重行“孕育”（conceive；怀孕）的契机。更进一步，王安忆不仅写作品如何再生历史；还写历史如何滋生（conceptualize）抽象意念。由是类推，她滔滔不绝的议论，就算无甚高见，却要以丰沛的纸质意象，填补男家史作家留下的空虚匮乏。

《无风之树》表现陈思和所谓的两种意识形态——庙堂的与民间的——之争。更重要的，小说也激发出两种美学立场——壮美（sublime）与丑怪（grotesque）——的对峙。李锐似乎有意借着叙述模式，由这两种美学立场中再找出一种抒情（lyrical）的可能。文字的审美试验是他念兹在兹的目标。遥想半世纪前沈从文批判式抒情风（critical lyricism），李锐的现实主义负担仍然嫌重了些，但后势还是看好。

枫杨树与香椿树构成了巴赫金（M. M. Bakhtin）所谓的时空交错（chronotope）的地缘背景；历史即社会力量在此交相为用，肇始了各色人间故事。

读这样的文字，真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谁能告诉我，王德威究竟想要表达什么？难道我是遇到了外星人？依他的高论，莫非当代文学的天空早已漏成筛子，而王安忆就是在 “补天”？谁能确定李锐写的是小说，还是学术论文？谁又会相信，苏童笔下的枫杨树与香椿树，居然可以与巴赫金的“时空交错”理论扯到一起？……这种江湖郎中胡乱号脉，貌似包医百病的“口头功夫”，对文学创作、研究只能是隔山打牛，毫无裨益，甚至越说越乱。

王德威还把严谨的学术当成娱乐八卦，以狗仔队的方式，添油加醋地胡编乱造，想当然地大抖“猛料”和隐私——

到了1988年，沈从文已经名列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名单上好几年了。这一年的文学奖，就我们所知，几乎非他莫属。但是诺贝尔的规定是只颁给在世的作家，而沈从文在那一年的夏天去世，来不及在10月接受加诸的最后桂冠。

根据诺贝尔奖评奖规则，评估结果必须保留五十年后才能对外公布，谁都不准泄密。王德威究竟通过什么高妙手段，获得沈从文即将获奖的绝密消息？

在北京，沈从文最初结识了一批浪漫作家，如郁达夫、徐志摩、丁玲和胡也频等。他曾与丁玲和胡也频一起，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后来又牵连到胡也频被捕和死难的所谓“五烈士”事件中。

如此这般说沈从文曾与丁玲、胡也频一起，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这种煽情手法可是够恶俗的了。在现代文学史上，沈、胡和丁的“三角恋爱”传闻，一度出现在当年上海的街头小报上，称“他们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对此，学者凌宇在《沈从文传》一书中说，那实际上是他们三人共同租住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也曾解释说：“父亲跟丁玲和胡也频确实是住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合租一个公寓。到了上海也是。他们共同编《红黑》互相之间相互照顾，是住在一起的，但有些人就把'住在一起’理解成别的意思了，好像沈从文对丁玲有想法。”王德威对此事的理解似乎就是如此，且对这样的娱乐八卦津津乐道、百说不厌，这就实在有违学术伦理了。

与热衷“八卦”相映成趣的是，王德威还不时来一次“戏说”。他在北大课堂上说：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翻过这本书。这本书的来历特别有趣。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待外宾时感到需要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们中国人总不能一天到晚老送景泰蓝什么的，太没意思了，要送点有学问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就让历史博物馆去编撰一本礼物书；这个书不能太厚重，不要讲中国三千年吃人的历史什么的，要比较好看的，中外男女老少咸宜。于是最好讲衣服。所以这本书的缘起是作为一个礼物，这是一本“gift book”，用英文来讲，买来就送人的。（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对这件事，凌宇先生在《沈从文传》中写道：

1963年，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象（像）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插话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也当机立断：“好，那就交给他做。”

两相比照，我们就可以知道王德威文章的水分有多少了。

王德威会把学问做得非常“抢眼”，“标题党”伎俩运用得十分娴熟，颇能吸引书商、学界和读者的眼球。比如：《以爱欲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性，丑闻，与美学政治》《我华丽的淫猥与悲伤》《海派作家，又见传人》《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王德威的“学术专著”读得多了，我常常会对他的文学鉴赏和学术研究能力产生怀疑。关于王德威治学中的不严谨，只举一例：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中，第六讲的内容是闻捷、施明正、顾城的“诗人之死”，以及朱湘、陈三立之死，这与此书的研究领域——现代中国小说——毫不沾边嘛。

底线全无的“吹捧术”

在做作家研究时，王德威的文章往往是学术不足，“吹捧术”却花样迭出、底线全无。在《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中，王德威说：“贾平凹是当代中国大陆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海外也拥有广大的知名度。”“从《高老庄》《白夜》《怀念狼》到《秦腔》《带灯》等作，部部饶富新意。……近年贾平凹将注意力转至家乡风土人物的宏观纪事，《古炉》《老生》，尤其是《山本》，都显示出他经营地方历史的野心。”“贾平凹对《易经》一类知识的研究众所周知，更常在散文中表露出他对自然奥秘的好奇。他的笔名'平凹’两字暗含的图腾意义已经很有文章。对贾而言，山川地理，鸢飞鱼跃，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饮一啄，似乎隐隐都有定数。当他援引《易经》的卦象来阐述小说创作，也就有脉络可循。”

这里提到的贾平凹对《易经》颇有研究的说法，来自贾平凹和韩鲁华的一次长篇“对谈”；确切地说，是二人联袂表演的“学术双簧”。（多年来，贾平凹与其“粉丝团”中的孙见喜、穆涛、韩鲁华、王新民等，不知“上演”过多少这样的“双簧”。）贾平凹说：“现在都在说符号学，对符号学我有我的看法。譬如说《诗品》，特别是《易经》，就是真正的符号学。《易经》谈到每一卦都有一个象。整个有一个总象。对于文章，严格地说，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依据这番云里雾里般的信口开河，王德威却得出贾平凹对《易经》深有研究的结论，这就像用王婆的话，来论证王婆的瓜有多好一样不足为训，且滑稽可笑。贾平凹的本名叫做“贾平娃”，之所以改笔名为“贾平凹”，也仅仅是因为“凹”与“娃”在陕西方言中同音，并没有什么宏大高深的意义。即便是像孙见喜这样熟悉贾平凹的人，最多也只是或只能将“凹”说成是贾氏要“正视前途的崎岖和不平”，但到了王德威的笔下，芝麻膨胀成西瓜，大葱变身为象牙，被拔高为深得《周易》精髓、暗含图腾意义的当代神话。

王德威的许多“贾学”文章，似乎和陈晓明使用了同样的模板，喋喋不休地表述不清：

从《废都》到《山本》，贾平凹对中国城乡的蜕变有动人观察，但是只有当他将自身的“粘液质 抑郁质”扩展成为文明乃至天地的共相，黏黏糊糊，他才形成了自己的“场”。唯其有对现实现世的多思多虑，他乃有转投幽冥、一窥休咎的欲望。

贾平凹的风格也许不像沈从文，但他对文字的投入，还有他书法绘画、文物收藏的爱好，在在显示他对“符号”的演练，对“象”的追求，早已超出一般现实主义的范式。

这种神神道道的“太空文”，犹如巫婆的咒语，除了王德威，恐怕连“精通”符号学、擅长故弄玄虚的贾平凹，都未必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德威善于施展生拉活扯、牵强附会的“法术”，两位作家的创作不管有没有关系，他都会用“学术万能胶”将其联系上。比如对王安忆和张爱玲——

张的精警尖诮、华丽苍凉，早早成了三四十年代海派风格的注册商标。《长恨歌》的第一部叙述早年王琦瑶的得意失意，其实不能脱出张爱玲的阴影。王琦瑶的暧昧身份，可以看作是张爱玲“情妇”观点的新诠。

有趣的是，对这样强作解人的“硬评”，王安忆本人根本就不买账。她非常反感评论家拿她和张爱玲做比较，把她说成是张爱玲的“隔空弟子”。在《张爱玲之于我》中，王安忆毫不隐晦地说：“王德威教授就为《长恨歌》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张爱玲后又一人》，据说原来的题目是《张爱玲后第一人》，但觉得'第一人’的说法太重，独占鳌头似的，台湾的很多'张迷’也许会生气，所以就改成'又一人’。不论是'第一人’还是'又一人’，总之是将我和张爱玲联系起来，之前我从没有想到我和张爱玲有什么关系，这是王德威给了我一个褒奖。从此以后我就和张爱玲牵扯上了，我需要在很多场合，面对记者，面对读者，面对文学批评者，面对小说同行，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受张爱玲的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从此就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她申辩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是拒绝的态度，因为张爱玲似乎变成了一个阴影，尤其是我们同在上海的女作家，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喜欢张爱玲，我对她没有感觉。几乎是不可以的，有谁能逃离开张爱玲的笼罩，另有天地？这对我们造成一个压力，而且是巨大的压力，所以当有人提问这样的问题时，我总是断然地否定。”

对张爱玲和王安忆，王德威的观点其实也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出尔反尔、互相矛盾。他一面夸奖王是张的传人，称“张爱玲不曾也不能写出的，由王安忆作了一种了结。在这一意义上，《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一面又说，王安忆的文字其实并不学张。这种既收鬼、又放鬼的做法，可说是王德威的“标配”绝技。

在谈到王安忆的小说《遍地枭雄》时，王德威转而又将“板斧”向老舍先生一通乱砍：“作为写实小说家，老舍也必曾想过，他逼真的叙述到底是写出了祥子和他社会的病根，还是撒下了一个文字的天罗地网，成为陷祥子于不义的那个社会的代言工具。写实小说到底是社会的批判，还是同谋？”我不知道，写实主义究竟伤到了王德威的哪根肋骨，造成他永久性的伤痛，以至于让他大发脾气，咬牙切齿地死缠烂打，甚至把鲁迅、老舍当作假想敌，死死揪住写实主义作家不放，大加诋毁，刻毒嘲讽。

王德威谈论小说，几乎不谈小说的文学性，而总是逸出小说本身，去谈一些莫名其妙、自以为是的东西。在论述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时，王德威把鲁迅拉出来暗讽：“莫言以一个女性农民的肉体要求，揶揄男性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习惯。当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被'落实’到农妇苟且求欢的行为上时，五四以来那套人道主义写实论述，已暗遭瓦解。”莫言小说中那种不合情理、艺术性低劣的故事，与鲁迅的“救救孩子”哪有什么关系？王德威此论，完全就是极不厚道地拿鲁迅先生“祭刀”。

谈到余华的小说，王德威也不忘拿鲁迅来说事：“文学中的暴力描写当然非自今始，而余华的暴力写作也不必视为现代中文小说中的首创。在新文学的另一端，我们已经看到鲁迅如何借《狂人日记》夸张礼教与吃人的同谋关系。而鲁迅自述当年看到一帧中国罪犯为日军砍头的幻灯，因此弃医从文，更是屡屡被传抄的事迹：俨然在犯人脑袋咔嚓落地的震撼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陡然诞生。”这种对鲁迅先生阴阳怪气的冷嘲热讽和接二连三的连环扫射，使王德威的文章大失学人品格。难道鲁迅先生真的已成为王德威眼中必须拔掉而后快的一颗钉子？

'摸头不知脑'的中文表达

王德威的文章，常见的是夸夸其谈、海阔天空，各种毫不相干的理论密集地扎堆，但在具体谈到每一位作家的作品时，除了大而无当的比较、生拽活扯的“拉郎配”，往往都说不到点子上，甚至连基本的话语都表述不清：

这期间五龙与米店主人的两个女儿先后有了关系，所有的淫行劣迹无一不擅。苏童夸张变态的性欲，疯狂的野心，腐烂的身体，破败的家族，真是得心应手。小说“好像”要述说一个浅白的道德教训——玩火者必自焚，但吸引读者的正是那背德的反面教材。

明明是在解读苏童的小说《米》，怎么一下子说成是苏童“夸张变态的性欲”，乃至“疯狂的野心”“腐烂的身体”和“破败的家族”？导致王德威词不达意的原因，在于其句式杂糅。在这里，性欲夸张变态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五龙，而不是作者苏童。

事实上，王德威的许多文章，因为花里胡哨、左支右绌，遭到众多学者的鄙视和批评。早在2007年，王彬彬先生就对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提出批评。在《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一文中，王彬彬指出，此书“几篇读下来，便有些失望。一种感觉是卑之无甚高论，另一种感觉是作者汉语表达能力的欠缺。由于尚不能用汉语很通顺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王德威先生的文章读来疙疙瘩瘩，时有文理不通和晦涩难解之处”。

大概是不能熟练运用汉语表达思想之故，王德威的文章仿佛某些蹩脚的“汉学家”所作，疙疙瘩瘩，让人瞠目结舌，“摸头不知脑”。比如，他和余秋雨一样，把“致仕”理解成了“做官”：

这是《天香》取材的大背景。王安忆着墨的是明代盛极而衰的那一刻。沪上子弟就算在科举有所斩获而致仕，也都早早辞官归里。江南的声色如此撩人，退出官场不为别的，只为了享受家乡的一晌风流。

貌似满腹经纶、海阔天空的王德威，竟然连基本的文字都写不通顺：

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当他的好友丁玲终于皈依“革命文学”时，沈本人已出落成为一个抒情文体家，乡土主义者和政治上的“保守派”。

沈从文小说常常看来一如清水，没有深意存焉。而这样的表层结构很可能就是它的深层结构：它总是拒绝阐释学上的深文周纳，因为文字就是文字，除此别无其他。

在汉语中，所谓“出落”，是指女性身体和容貌变得越来越美。沈从文作为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出落”成一个“抒情文体家”？而“深文周纳”，则是指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条文，陷人以罪，与阐释学八竿子打不着。由此看来，王德威的汉语水平的确令人担忧。

就是这种素质的王德威，却受到陈思和、陈晓明们的顶礼膜拜。在他们的心中，王德威简直就是“神”。他们甚至误以为，只要能和王德威拉扯在一起，一起编几本书，开几个座谈会，搞几个“学术论坛”，就能够“创造”出学术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殊不知，以王德威这样始终充满偏见、缺乏学人素养的学者，不但没有把他们的“学术”带进国际学术的前沿，反而一不小心让他们走入误区，掉进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