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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书法在清代的兴盛
作者：张树新
济南是一座古老的文化古城，在两干余年间，她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这里，历代书家曾写下大量佳作，至今仍有部分刻石墨迹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济南文化的珍贵遗产。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明清以前的碑版刻石存世并不太多，较著名的主要有立于历城区西彩石村东北赵山之阳的欧阳询隶书《房彦谦碑》、存于长清区灵岩寺鲁班洞中的李邕书《灵岩寺颂碑》、存于长清区博物馆的苏轼书《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赵孟頫书诗二首石刻和千佛山、黄石崖、孝堂山等处的北朝题记及灵岩石刻等。与曲阜、济宁、泰安等地相比，济南的明代以前书法文物遗存少，这与其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交通枢纽与文会之地的位置是不相称的。另一方面，在清代之前，济南的书法活动也相对显得沉寂，缺少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大家。而这一切随着清代书法中兴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济南书法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名家踵继 辉映泉城
在清一代，书法中兴，产生了许多大家；又兼乾嘉学派盛极一时，学者不断涌现。幸运的是，在清代中期，有多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和金石学家因仕官或游学旅居济南，为济南书坛带来清风。他们是李鲜、翁方纲、桂馥、孙星衍、铁保、阮元、何绍基等人。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别号肃然山外史，祖籍江西贵溪，出生于曲阜。他是清代著名的小学家和书法家。他潜心研究文字学40余年，著成《说文义证》50卷，与南方的段玉裁齐名，时有“南段北桂”之誉。桂馥工书，尤擅隶书。他取法较广，得力于《乙瑛》、《史晨》、《礼器》诸碑。他在《答蔡松原见赠》一诗中说：“一枝沉醉羊毫笔，写遍人间两汉碑。不遇中郎识焦尾，白头心力有谁知？”可见他用功之深。其隶书工整典雅，富有书卷气，颇得清人好评。如清张维屏《松轩随笔》云：“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清杨翰《息柯杂著》云：“一生精力，萃于小学，故隶书直接汉人，零篇断楮，直可作两京碑碣观也。”
桂馥一生坎坷，虽学富五年，可直到54岁才中举，55岁中进士，年逾花甲始外放云南永平知县。在去云南赴任前，他有很长时间居住活动于济南，这一阶段，也正是他艺术上的黄金时期。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即桂馥中进士的第二年，他和友人集资在济南五龙潭畔修建了“潭西精舍”，并撰写了《潭西精舍记》，刻石立于潭旁，今尚存。自此，潭西精舍成为济南文人以文会友的胜地。桂馥与友人切磋学问、诗文、书法，进一步扩大了他在济南的影响力。
在济期间，桂馥留下了大量墨迹，至今公私各处收藏者不少。他的书迹还见之于石刻，最著名者当推今存千佛山舜庙的《历山铭》。此铭系乾隆六十年（1795年）应时任山东学政的著名学者阮元之嘱而书。铭文及落款共计185字，隶书。其用笔方圆兼备，刚健劲秀，布局严整端庄，富有庙堂之气。这是作者着意要传之后世的刻石，可视为平生力作。
桂馥南行任职后数年，铁保来到了济南。
铁保（1752—1824），满洲正黄旗人，栋鄂氏，字冶亭，号梅庵。他生于世修武职的世家，却自幼尚文，后终以诗文书法名世。
铁保早年功名顺遂，21岁即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他奉旨典试山东，曾至济南。嘉庆八年（1803年）调任山东巡抚，在济南为官两年。在此期间，他弥补府库、团结同僚、体恤兵丁、防汛救灾、抚谕百姓、兴办书院，政绩显著。但在嘉庆九年因办漕运“水浅船迟，革职留任。”嘉庆十年，擢两江总督，离开了济南。
铁保书法造诣颇深，是清代乾嘉时期号称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的四家之一。他楷书宗颜真卿，草书学王羲之，旁及怀素、孙过庭诸家。他曾与门人论书说：“名书如名士，如美人，必容貌、气骨、精神、脉络完备，始争上流。近世丰者无骨，瘦者不腴，气魄胜者剑拔弩张，风韵胜者柔姿媚态，皆非书家正格。吾知之愧未能也。”其书论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
公务之暇，铁保醉心翰墨。但因驻鲁时间不长，他留下的书迹并不多，最有名者当推今嵌于大明湖铁公祠西门内两侧的石刻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联书于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正是荷花映碧，绿柳垂荫的时节，铁保偕同师友雅集于大明湖的小沧浪亭。山东学政刘凤诰即席撰联，铁保乘兴挥毫，成就了这一济南文化史上的名作。
铁保调任两江总督后51年，何绍基游至济南。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年号蝯叟，湖南道州人，生于北京。他38岁中进士，55岁任四川学政时因直言丢官。从此绝意仕途，潜心教育。他主讲 何绍基早年多作楷书，中年以后多作行草，再转为篆隶，晚年则将隶、篆、行、草体熔为一炉，自成一家。他创作力旺盛，人称“先后为人书楹联数以千计，句无雷同。于临池时触兴口占，靡不新隽工切，语妙天下。”兴致好时，他能日书对联百余，无懈笔，无倦容。他的传世作品中以楹联为多。
何绍基于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到济，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南归，整整在济南住了4年。此间他交游学者文士，奖掖后进，为改变济南的书法面貌做出了贡献。山东各地有不少何绍基的碑刻和墨迹，济南有他书写的《重修历下亭记》、《历下亭诗碑》和大明湖历下亭门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此联书于他南归前夕，体现了何书融篆隶于行楷之中的独家风韵。后来，友人将其镌刻在历下亭前的大门两侧，以纪念这位施教历下的书法名家。
有清一代，济南地区出现了许多书法家，见之于各种著录的有数十人之多。他们多生于斯，长于斯，以二三流书家为主，擅名于一时一地。最著名的仍推以上介绍的几位外地来济的书家。他们在济时间短则两三年，长则十余年，虽说整体时间不长，但对济南书坛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成为济南书法史上的亮点。
文会之地 书学振兴
清代是书法复兴的时期，无论是书法创作还是书法研究，都有超越古人之处。作为书法学分支、交叉学科的金石学，在清代获得了巨大发展，学者辈出，著述云集。济南作为文会之地，此间在金石考据学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得益于外地来济的一些著名学者的有力影响，他们是翁方纲、孙星衍、阮元等人。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清中期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他一生研治经史，考察金石，著述颇丰。著有《粤东金石略》、《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孔子庙堂碑存字》、《通志堂经解》、《经义考补正》及《石洲诗话》、《复初斋诗集》、《复初斋文集》等。
翁方纲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任山东学政，来到济南。在职三年内，他足迹遍山东，观览名胜古迹，搜求汉魏碑刻，并与山东本地或寓鲁的金石学者黄易、桂馥、周永年、邢澍、武仁、李东琪等过从甚密，对山东考据学、金石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离任前，虽编定完成了多种著作，但因未能在任期内完成金石丛编的整理校订工作而深感遗憾。（见《留题使院二首》）
何绍基在济南发现的《张玄墓志》拓本第一页
翁方纲走后，另一著名学者阮元来到济南，他在任期内对济南书学的振兴也作出了贡献。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兵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等。一生主编、核刻、汇刻书籍180余种，嘉道之际主盟文坛，被尊为学界泰斗。
阮元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任山东学政。与他的前任翁方纲一样，阮元广交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他主编的《山左金石志》24卷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金石学著作，汇集了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十三府州之碑碣，又收录了山东收藏家所藏的青铜器、玺印、古钱。阮元能够礼贤下士，博采众长。如此书的体例是由他和毕沅共商而成，然后邀请金石学家武仁、朱文藻、桂馥、颜运生、段松龄、李东琪等人协助编写。在取材过程中，他充分利用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黄易对济宁兖州地区的金石调查和藏品，以及聂鈫《泰山金石志》、段松龄《益都金石志》等著作。阮元提携士人，倡导学风，对山东包括济南在内的金石学的兴盛贡献很大。
阮元是“尊碑”书论的倡导者，他的“尊碑抑帖”的主张为书坛开拓了生机。其论点主要存在于日后写成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他提出书分南北的观点，目的在于矫正自唐宋以来盛行的帖学之风，他希望学书者能够上潮汉魏古法，鲜明地表现出甲北绌南、扬碑抑帖的倾向。其立论虽不免有偏颇之处，但在理论上引发了碑学的兴起，邓石如、伊秉绥、何绍基、赵之谦、包世臣、康有为等人无不受其影响。纵观阮元的履历，他在济南任职的三年间使他得以直接接触北碑实物，感受北派书风的雄强魄力，这种经历是他在日后的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任上所不具备的。可以这样说，他为济南书坛带来学风，留下著述，而在济的任职经历则回馈他可贵的感受，并潜在地影响了他未来书论思想的形成。
阮元于乾隆六十年八月离开了济南，而在同一年，另一金石学家孙星衍则由济南转赴任所，开始了在山东的宦海生涯。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季达，号芳茂山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四年，他在山东历官兖沂曹济道，署按察使，嘉庆十年到十三年，历任登莱青道，官至山东督粮道。
孙星衍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平日深究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研究颇有收获。他特别酷爱搜集研究金石碑版，不遗余力。嘉庆七年（1802年）他与邢澍撰成《寰宇访碑录》，此书收录的碑刻自周至元，并及各家所藏之古砖、古瓦，共7000余种。嘉庆以前金石书碑刻目录之详备，当推此书为最。孙氏的其他著作尚有《平津馆金石萃编》、《泰山石刻记》、《岱南阁文稿》、《魏石经残字考》、《仓颉篇》等。
上述几位金石学家的到来，一度使济南的书法研究面貌一新，山左文会之地的书学得以振兴。受这些著名学者的影响，对济南地区金石文物的考察也拉开帷幕，《济南金石志》应运而生。此书刊行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书四卷，记录了济南府的金石碑刻，是有地域特点的金石学著作，其作者为大兴王镇、崇川冯云鹓。此书为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总结济南地区书法成果的专著，在济南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十余年。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他是清代著名书家，通经史、律算、小学，亦工诗，著有《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集》等。
刻石碑帖 荟萃历下
书法复兴的重要标志是书法创作的兴盛，而书法创作的兴盛则往往外化为刻字作品的大量制作。终清之世，刻字作品不断问世，又兼前代旧刻得到较好的保存，济南碑刻逐渐汇集，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些刻字主要集中在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灵岩寺、五峰山等名胜古迹处。
大明湖风光旖旎，是历代文人墨客雅集之地，因此留下不少碑刻，以历下亭、铁公祠和遐园最为集中。
历下亭矗立于大明湖湖心岛上。此间最有价值的刻字作品是历下亭前廊门两侧的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和镶嵌于历下亭名士轩等房内墙壁上的《重修历下亭记》碑、诗碑，皆何绍基书，被称为历下亭文物中的三件书法珍品。另外，“历下亭”匾额三字为乾隆皇帝手书，大门西边还竖有乾隆手书诗碑。“名士轩”匾额三个隶字，系宣统年间书法家朱庆元所书。
铁公祠在明湖北岸，其西门内两侧刻有铁保所书“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楹联。整个西墙、北墙上嵌清人题刻26通。中有翁方纲书《铁公祠记碑》、阮元书《小沧浪亭雅集诗序》和张之洞书。阮书共32行，满行15字，得古雅劲秀之致。在铁公祠北墙上，今明湖斋东侧，嵌有6块大石刻，高近3米，宽半米多，系光绪十一年陈士杰书，其字楷中间行，笔画丰厚，有颜苏书风，是大明湖刻石中屈指可数的大幅作品。
紧靠铁公祠的南边是小沧浪亭。翁方纲、阮元皆爱此地风景之美。阮元还曾出资租下这处别墅，任职期间一直住在这里。阮氏为此题了“小沧浪”和“水木明瑟”匾额。他在离任时，特邀“五名士”前来饮酒赋诗，并写下了《小沧浪亭雅集诗序》，今存铁公祠回廊壁间者即是。另外，现仍悬挂的“小沧浪亭”匾额，系山东巡抚崇恩所题。
包世臣为《张玄墓志》写的跋
大明湖南岸的遐园集中保存了宋明以来的石刻。园门外北侧卧一石碣，上有篆书“遐园”二字，是山东提学使、湖南湘潭人罗正钧于宣统元年题刻。园内西北角长廊的墙壁上，嵌有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元气淋漓，气势豪放。此石刻是从河南南阳武侯祠拓来复制的，学术界有人认为原作是明人的伪托之作。石刻北面小院北端，立有明代胡缵宗书《临唐李当涂小篆谦卦之碑》。李当涂即李阳冰，因他曾任当涂县令，故称。《谦卦碑》历来评价甚高，如清王澍云：《谦卦》尤其奇绝之作，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原刻久佚，幸有胡氏临作，保存了原刻风貌。
此外，园中各处也有刻字散布，如悬于正南门的匾额“大明湖”三字是嘉庆年间山东登州书家于书佃所题；现位于北极庙东侧的《感应井泉记》碑，系明代正德九年立，由济南名士边贡篆额。
在济南市区的另一名胜趵突泉，也汇集了一些碑刻，据统计，公园内现共有古碑刻34块，多集中在趵突泉池周围。泉池西部立有一块半浸水中的石碑，上镌“趵突泉”三个端庄厚重的大字，为明人胡缵宗所书。泉西有观澜亭，亭西立有明代书法家张钦写的“观澜”二大字刻石。还有清同治八年（1869年）历城书家王钟霖写的“第一泉”刻石。趵突泉北娥英祠院内，今存有明清石刻18块。泉东有一通国内罕见的“双御碑”，前刻康熙书“激湍”二字，后刻乾隆《再题趵突泉作》诗，是康熙三临、乾隆二临趵突泉的书作，标示着趵突泉的地位。
济南市的南部山区千佛山一带，保存有北朝以来的刻字作品。千佛山古称历山，登山道上的“齐烟九点”牌坊，正面题“齐烟九点”，为道光二十五年历城知县叶圭书所书。其字遒劲洒脱，颇见功力。“洞天福地”坊建于乾隆五十七年，四字为安徽歙县江兰所书。兴国禅寺的大门两侧镌刻的对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寺门前的山崖上镶嵌着乾隆的诗碑。出寺东门，可看到清代山东巡抚丁宝桢的登山诗十二屏碑刻，字体工稳浑厚。在兴国寺东面的舜庙中也保存了一些碑刻，其中以阮元撰文、桂馥书丹的《历山铭》最为著名。距千佛山不远的黄石崖，上有北朝造像85尊，造像题记8种，均为魏碑，字径有四分、五分、六分、八分、一寸数种，风格拙朴，并带有隶意。从黄石崖往上攀登，在螺丝顶的最高处，有一块刻于东魏的古碑《大般涅槃经偈》。黄石崖东南的佛慧山上有一尊高达7米的大佛头雕像，窟室拱楣之上镌有清末御史张英麟所题“大雄宝殿”4字。
闻名中外的灵岩寺，也有不少著名的碑刻，唐、宋、金、元、明、清各代都有遗存，计碑碣269通，其中诗刻题咏114通，塔碑82通，其他73通。这批石刻是历代名家的遗作，多集中于天王殿、御书阁、摩顶松台、千佛殿前后院壁、辟支塔院壁、鲁班洞、墓塔林以及山上。李邕、苏轼、苏辙、蔡卞、党怀英等都有刻石流传。今存清代名人题灵岩者极少，惟存乾隆御碑25通。灵岩寺的碑林，可以说是济南地区之冠，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清代，由于书法中兴，文人学者对碑刻备加重视，大力地保护、汇集、研究，一度使得济南碑刻荟萃，并延续到今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有不少碑刻遭到败家子们的疯狂破坏，如灵岩寺宋代嘉祐六年《千佛殿记》和金代党怀英撰书的《灵岩寺碑并阴》、趵突泉娥英祠壁间明代忠良杨继盛写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刻石等，都被砸毁，从此湮灭。
除了刻石的汇集以外，在清代，济南也成为法帖、拓本的汇集之地，为书法的兴盛提供了便利条件。此间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即何绍基对《张玄墓志》的发现与揄扬。《张玄墓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出土于山西永济县境内，原石已轶。何绍基于道光五年来济南期间，偶在书肆发现了此志的剪贴装裱本，即行购藏，视若拱璧。此志是北碑中少见的精美之作，多参隶意。何绍基在题跋中称赞：“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何比肩《黑女》者。”由于何绍基的推重，这一海内孤本成为名拓，受到许多著名书家、收藏家的好评与收藏。今天，《张玄墓志》已作为重要的藏品，被上海博物馆珍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稀见的拓本也曾在济南出现。如道光九年包世臣在《张玄墓志》跋中透露：“云峰山《仙女祠三祝版文》，词甚秽而书至秀洁，其石闻藏黄县卢氏，曾于历下见拓本，系数百年物，殆祠未毁时拓也。”又云：“前在历下装潢肆见太和中《英义夫人豆卢氏墓志》，字比此帖（指《张玄墓志》）差小，笔势结法一同而著录家亦未之及，东土信多宝玩也。”素性眼高倨傲的包世臣能在济南发现两三种令他心仪的拓本，并发出“东土信多宝玩”的感叹，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在清代，济南颇已成为碑帖的荟萃之地，佳拓、名拓、孤拓不断地集散，这也间接地反映出书法活动的兴盛。
来源: 《济南文史》
本站编辑：刘玞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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