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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是中国人的信仰吗？
今天，是中国传统夏历“小年”，在民间，正式进入“过年季”。每入此季，乡里乡亲吵架的事明显减少，中国人爱说“大过年的”，人人不愿听不吉利的话，自找添堵的事。由此到正月十五近一个月时间里，都会洋溢欢乐喜气的年气息。
有人说，过年是中国人的信仰。看每年中国春运，确实堪称世界最大规模的大迁徙，数以亿计的人群在铁路上“穿越地域之旅”，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回家过年。规模之大，场面之烈，即便是穆斯林麦加朝圣者，恐怕也望尘莫及。
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却不确切。中国人回家过年，是奔一块圣地礼拜吗？他们的家乡，恐怕没有这样的圣地，即便有些庙宇，也不是人人回去必拜的。那些古庙中的神像，对大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而样，是虚无缥缈，根本不存在的，当然就无需一拜。
在多级而全球化的世界，所谓信仰不一定指宗教，但一旦信仰确指宗教，信仰者必是有神论者。而中国自古就是世俗社会、无神论国家。封建中国两千年的所谓“国教”儒教不是宗教，只是一门道德学说，创始人孔子是人不是神。
那么中国人回家过年，是不是什么也不拜了呢？
倒也不是。年前扫墓、拜祖，在“讲究”的家族中，几乎是必须的。这围绕家族宗亲的祭拜，间或也起到了心理寻根作用。
自古以来，世俗化中国支撑信仰的主要分朝野两柱，一柱是官方确立的“国教”，二是民间的宗族血脉。前者主导“国”，后者主导“家”。当前者破产时，那么整个民族便处于“有家无国”的“碎片化”状态，国家信仰迷失，民间只有一线宗族血脉可寻，供心灵依靠。
由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千辛万苦也要回家过年的原因了。接下来，也不难猜出，什么是中国人回老家过年的主旋律了。“飞黄腾达、衣锦还乡”是世俗中国社会永远的追求。
“攀比，显摆”是必不可少的主旋律。你一年混得怎么样，一生混得怎么样，总要通过“过年”来体现。所以“显摆”是必不可少的。最好是衣锦还乡，即便不能衣锦，也要还乡，甚至要做“衣锦”状。譬如租车甚至租媳妇回家过年，都在此列。
当然，在这种以炫耀为主的过年大戏中，人们很难脱离物欲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只有真正的纯粹的信仰才能给予人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即便在过年季也是品味不到的。
这说明，宗亲只是个体的一处心灵小港，无法填补国家及全民信仰缺失的全方位精神空白。而当下中国，全民信仰是什么？多说钱。钱可不可以是信仰？当然可以。在世俗社会，什么成为信仰都不奇怪，钱可以是信仰，但就信仰的层次而言，比较低级，充其量是“原始信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信仰主要管的是精神世界，而拜金者的别称是“经济动物”，他们拜的是物质，同样触及不到生命浅层次以外的精神世界。
在一个“物质主导一切”的社会，则精神就如同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原始信仰”主导的，往往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社会，而是一个原始的资本社会。这类社会的特点是什么？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它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上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选段，虽然描述的是19世纪颓废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却道出了“原始资本社会”的共性。说白了，那种社会，充斥的是全民对“物质财富的迷信”——只要有钱，人就会自动幸福。但是，如是社会的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专注停留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精神灵性”以及“心智健康”这类概念不可能自动沁入心中，生命也不可能自动达到一个存在的更高层次。
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失去了人的远大属性，则吃喝玩乐就是人生的全部，至于精神文化生活，除了“一乐”，再无他图。一切天下大事形同杂耍，整个民族分散在家庭小圈子中悠然自得，而过年把这种碎片化的自得推向至极……
所以说，过年解决不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但却是中国人的人生阶段性检阅，这种检阅，在物质炫耀之外，也可些许起到心灵的局麻作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过年是中国人的每年最大一次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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