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载体，是世界艺林中一朵璀璨的奇葩。而作为这种文化的直接传承者，书法人才应该具备何种特质，这些特质又该如何培养，就成了书法界的重要话题——
“一个民族的典型性传统文化，一定能够透视出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书法界最高奖项兰亭奖获得者、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超强调，“书法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它的基本特质决定了书法人才的特质，因而也就决定了书法人才的培养方向。”
字如其人
“古人云‘字如其人’，其实就是说，写字亦即写书家其人。”徐超认为，一幅书法作品就是作者胸襟、学养以及技巧技能等素质的综合体现。
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的徐超，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徐超感到十分幸运的，是能在书法和书法研究方面受教于启功、蒋维崧两位前辈大家。启功先生人品高尚，学问渊博，集文献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文物鉴赏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教育家于一身，堪称书界泰斗。蒋维崧先生则以文字学闻名，同时又精于书法、篆刻。尤为可贵的是，他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及秦汉篆隶等多种古文字学研究同书法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数千年前充满金石气息的青铜器铭文写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书卷气息的书法作品。
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决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艺术也是这样。立定学问的根基，同时又潜心于与此学问关系密切的艺术，故能相映成辉，这就是陆机《文赋》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与他的两位老师一样，徐超的书法也得益于相关学问和理论的观照。举例说，他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法》等专著，均表现出一位书法家的深厚学术功力。在他的最新成果——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对联艺术》一书中，更有许多他的原创性成果。
徐超说：书法是一种有筋骨、有血肉、有精神、有情感的生命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底蕴丰厚、内涵深刻、有人文品格、与传统文化共存亡的文化形态。书家写出来的固然是笔墨、汉字、诗文，而表现出来的却是人，是人的情感、审美趣味、文化修养和人生境界。
以学驭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书法艺术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全方位、多层面书法教育的蓬勃兴起。在这种形势下，探索高等书法教育的规范化、系统化和学术化就成了书法教育的重要课题。
“书法是老虎嘴上的胡须”，徐超常常谈起启功先生的这句话，他强调：正是像启功、蒋维崧等学者书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学问，“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在支撑着书法学科；没有他们这些人，没有他们的相关学问，书法界和书法学就会因为失去灵魂而变得黯淡无光”。
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徐超长期注重探讨学术艺术化和艺术学术化的途径，关注并参与高等书法教育。在2003年北京师大“第一届启功先生书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04年首都师大“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论坛”上，他两次全面、具体阐述了他对书法人才培养和书法学科建设的思考，得到了启功等与会学者的广泛认同。在其新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中，更以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为研究对象，再次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全面、生动的阐述。
徐超认为，书法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普遍认同的汉语言文字为书写对象，同时体现了汉字和书法两大系统的文化功能。书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高层次书法人才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和学术根基。所以说，对书家、特别是对书法研究工作者而言，“立业当以相关学问、能力、修养为要，发展之本在此”。所谓“相关学问、能力、修养”，主要是指以文史哲为基础的传统学问及其相关治学能力。他还通过对启功、蒋维崧等著名学者书家治学治艺的个案分析验证他的见解。他在2011年出版的《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艺术》一书中总结说：“沉寂做人，沉寂问学，沉寂治艺，蒋维崧研究对我的意义在此，对社会、对书法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意义亦当在此。”
师道传承
徐超经常谈到“学统”，他说：“大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家族，无论是某门学术，还是某种技艺，如薪火不绝，代代相传，起点就是制高点，故能越积越厚，臻于至境。其关键就在传承二字。传承的基本条件，就传承者个人而言，就是读书、学习和研究。犹如掘井，必至清冽，其承前启后、踵事增华、发扬光大自不待言。”
书法的传承也是如此。徐超读本科是在北师大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是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主要得力于章黄学派的传承，在文字音韵训诂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又在书法上师承启功和蒋维崧两位先生，在长期的书法研究和书法教育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格、学问、理论滋养书品”和“研究、教学和创作相结合”的书法教育理念和教学特色，并通过著述和讲学等手段，将这些理念贯彻到各种层次的书法教育实践中。从2001年担任蒋维崧先生的助手起，他与87岁高龄的蒋老一起指导文字学、书法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把人才培养推向更高的层次，在全国书法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徐超说：“我总希望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呼吁复兴师生之道、教学之道，关注正确的师生之道、教学之道在传承文化中的作用”，其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普天下为师者和文化传承人的努力，使“中华文明在永不停歇的薪火相传中踵事增华，万代辉光”。（本报记者 罗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