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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高棅曾说过：“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唐代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与唐代文学的变化似乎有着一种很难说清楚的微妙关系。唐代诗人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1]说的就是这个现象。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数不胜数，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755～763），历时8年之久，使唐代社会由盛转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这场历史大动乱对唐代文学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社会和文人个人的命运突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悲剧性变化，惊破了当时文人“太平盛世”的迷梦，可谓“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 。 （一）诗人命运的突变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直接导致文人命运的悲剧性巨变，进而在创作题材和精神状态上影响文人的创作。 生活在盛唐阳光之下的文人，生活总体上是幸福的，即使因为不能受到朝廷重用而苦恼，但至少可以活得逍遥自在，或云游祖国名山大川，“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或隐居田园享受闲适，“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或到边关体验军旅生活，“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从军行》）……他们的时代是豪迈而自信的，他们的诗篇也大都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 安史之乱突然斩断了这种盛唐气象。和平的盛世突然变得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平日里洒脱惯了的诗人们大多遭遇了人生轨迹的悲剧性突变，国家、人民多难、个人的遭际使作家们无处可躲。李白在政治上站错了队，本来是要为国杀贼，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乱党”，满腔的爱国热情却换来了“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结果；杜甫颠沛流离、历尽磨难，终于投奔到合法天子（唐肃宗）脚下，不久却又因言得祸，“官应老病休”（杜甫《旅夜书怀》）了；王维被迫出任伪职，收复长安后虽因诗免难，却也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王昌龄竟然在战乱中被地方刺史杀害，直到现在都无法确定他被杀的原因…… 个人生活环境的突变使他们再也无法继续在盛唐时期的一路高歌，而是将人生的大起大落与心境的变化，随着如椽的巨笔流淌进自己的作品之中。在这样一个连皇帝的日子都不好过的时代，面对着自己坎坷的人生轨迹，杜甫不得不喟然感慨自己的命运：“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李白也激愤地大呼：“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而本来就温文尔雅、喜欢安静、平和的王维则干脆隐居起来，“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了。 （二）创作题材的变化 安史之乱不但影响了作家个人，更影响着整个社会，进而使关心社会的作家把目光投向千疮百孔的民间，创作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 安史之乱使整个唐王朝地覆天翻，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2]，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无家别》谈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损失在三千万以上，之后的唐朝人口一直没有完全恢复。 此时，向来受关注民生的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们（以杜甫为代表），把目光投向了战乱中的劳苦大众，他们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创作出大量关注社会民生的不朽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了。 安史之乱中的杜甫除了创作大量此类歌行体作品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七律。这一时期，由于他长期在民间颠沛流离，对民生疾苦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他的诗歌以深沉的笔触忠实地记录了国家和人民的多难，并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替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抱怨、呐喊，被后世誉为“诗史”。这其中有很多描写震撼人心，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等。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使他成为后世景仰的伟大的“诗圣”。除此以外，他还创作了大量把国家命运与自己紧密相连的感人至深的诗句，如：“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 这一时期的李白，虽然由于其诗风与杜甫不同，并不曾大量创作此类作品，但在他的诗作之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其中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古风》：“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漂浮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另外，活跃于盛唐诗坛的高适和岑参等边塞诗人，在安史之乱期间，也都有相关作品传世。由于高适在安史之乱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并不多，成就也并不很高。岑参等大部分诗人没有高适这样独特的身份和能力，他们的诗歌大多感慨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创伤，如“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岑参《山房春事》），“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李华《春行即兴》）等。这种伤感的情绪，影响了安史之乱后的诗坛，为中唐中期的诗坛做了感情基调上的某种准备。 二、 在安史之乱的直接影响下，唐代诗歌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坛由盛唐时期进入了中唐前期。安史之乱成为盛唐与中唐的分界。 （一）诗人心态的变化 安史之乱中的诗坛上活跃的并不只有在这之前已经久负盛名的的老诗人如李杜、高岑、王孟、王昌龄等，在这期间还有很多年轻诗人成长起来。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盛世中度过的，因而受到了盛唐文化的影响，但安史之乱这场空前的大灾难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创伤，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无能和衰老” [3]，以至于安史之乱后整个诗坛的诗风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他们再也无法拥有李白那样的潇洒与自信和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激愤，无法拥有高适岑参那样的豪迈与雄壮，甚至无法拥有王维孟浩然那样坦然的闲适，而是表现得落寞冷清，淡远雅致。唐诗至此，便由盛唐进入了中唐前期，代表诗人是韦应物、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 他们也曾写下关注现实的作品，如“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韦应物《寄畅当》），“长安不可望，远处边愁起”（钱起《广德初銮驾出关后登高愁望》）等，但是在时代的大潮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胸怀苍生的文人们不但无法“兼济天下”，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控制，所谓“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韦应物《温泉行》），他们感到了个人的无奈和个人在社会大背景中的渺小与卑微，于是他们的兴趣从国家、政治、人民转向了唱和、山水生活琐事和羁旅愁思，他们的精神状态也不再是高扬的，而是变成了隐逸的。连这一时期的山水田园诗都失去了盛唐洒脱不羁的风貌，更不用说其他类型的诗歌了。虽然这一时期的诗坛中也还残留了一点盛唐余韵，如李益、卢纶等的部分诗篇，但已经极其微弱了。 这一时期的名句有“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等。从这几句中已经看不到一点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而且其清冷的意境与氛围也已经与盛唐山水田园诗的闲适散淡大为不同。在这里，诗人们似乎与政治绝缘了，对生活似乎也不再像盛唐那么热心、开朗与自信。 （二）大历诗歌的意象特点 大历诗人群落寞无助的心态，使他们的诗歌风格往往是落寞而清冷的，诗歌的意象选择也往往因此而“带有凄清、寒冷、萧瑟乃至暗淡的色彩”[4]。其中，表现最突出的要数刘长卿。刘长卿喜欢用凄清、萧索的象征性意象，如凄美的夕阳、象征故乡的青山、具有高洁意蕴的白云，以及芳草、落叶、沧州、寒山等意象。其代表诗句有“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送灵澈上人》），“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长沙过贾谊宅》），等等。其他的大历诗人更多地偏爱描述性意象，以求新求变。但他们常用的意象，也还是类似秋风、黄叶、夕照、寒雁等凄清萧瑟的词语，如“江清寒照动，山迥野云秋”（戴叔伦《李大夫见赠因之有呈》），“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寄》），等等。 大历诗人不再用盛唐诗人惯用的意象来创造自己的艺术天地，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使其心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他们对诗歌意象的选择，这就更加奠定了其落寞冷清的诗风，使他们的诗歌风格与盛唐时代大相径庭，开创了中唐前期独有的诗歌风貌。
三、
（一）安史之乱后的政坛变化 安史之乱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磨难，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创伤，还给社会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唐中央政权开始衰落，并加剧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使唐王朝开始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不过，唐王朝的统治者中较有远见的人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绝不会坐视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自己眼前步步下滑，他们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挽救它，不管成功与否。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永贞新政”、“元和中兴”与“甘露之变”，于是也影响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刘禹锡、柳宗元、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古文运动等一系列的文学家及文学潮流。 1、“永贞新政” 唐代宗时期，安史之乱平息，继任的德宗皇帝在位期间，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统治者疯狂地盘剥百姓，社会问题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政治革新呼之欲出。德宗驾崩后，顺宗即位，支持以王叔文为首的文人集团进行政治革新，打击宦官与藩镇割据势力，罢黜宫市、五坊小儿、日进、月进等弊政，遣散部分宫女，力图缓和社会矛盾。由于这时的年号是“永贞”，所以这次变法被称为“永贞新政”，由于实际的领导核心是王叔文，故又称“王叔文变法”。 这次变法仅维持了几个月就因为时机不成熟，在宦官、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和部分利益受到影响的朝中大臣的联合反对下流产。顺宗退位，不久死去，参与变法的王叔文、王伾皆被贬死，刘禹锡、柳宗元、韦执谊、凌准、程异、韩泰、韩晔、陈谏等八人也被贬到偏远的南方做地方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柳二人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贬谪生涯，两人的政治生命基本被判了死刑，而文学生命却因此而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清·沈雄《古今词话》）。两个人都因此而得以深刻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和人民生活的疾苦，写下了大量成功的个人遭际诗和政治诗，如柳宗元的《江雪》、《渔翁》、刘禹锡的《聚蚊谣》、《昏镜词》等。另外，刘禹锡还创作了大量的民歌与咏史诗，较著名的有组诗《竹枝词》、《浪淘沙》、《金陵五题》等，脍炙人口，流传甚广；而柳宗元则创作了大量成功的散文，如《愚溪诗序》、《小石潭记》、《黔之驴》等，使他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和唐宋八大家之一。 刘禹锡的满腹牢骚与辛辣讽刺，柳宗元的一腔幽怨和深沉抒情，成就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他们的作品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基本上都创作于“永贞新政”失败之后，并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永贞新政”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在文学上却改变了刘禹锡、柳宗元的人生轨迹，成就了这两位大家。 2、“元和中兴” 永贞新政之后，接替顺宗即位的宪宗皇帝虽然是在宦官的拥立下登上的帝位，却并没有昏庸地沉迷于享乐之中，听凭宦官的摆布，而是大力加强中央的权威，不断地富国强兵，并成功地抑制了地方的藩镇割据实力，以至于他在位期间出现了所谓的“元和中兴”。 宪宗皇帝虽然没有诗作流传后世，却对诗歌创作极为热心，对诗坛的熟悉程度也令人称奇。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中说：“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之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上曰：‘比闻有一卿能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上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上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巨公卿，遂息和戎之议矣。”[5]宪宗皇帝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宪宗元和年间，文人雅士汇集朝中，文坛异常活跃，同时出现了以韩愈、孟郊、贾岛、李贺为首的韩孟诗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还出现了著名的“古文运动”，这都和宪宗皇帝个人的爱好和修养是分不开的。 3、“甘露之变” 唐文宗时，宦官专权十分严重，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之变”——文宗皇帝想剪除宦官势力，却被宦官软禁起来，宦官控制了中央政权。这次事件虽然社会影响有限，但也多少影响到了诗坛，如诗人王涯（时任宰相）、卢仝在政变中被宦官杀害，李商隐等诗人作有关注这场政变的诗歌，等等。 （二）中晚唐诗人的创作倾向 安史之乱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不但通过政治影响唐代文学的发展走向，还直接影响到中晚唐的文学创作题材。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赋税沉重、百姓起义等）时，不得不想到与这些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安史之乱。于是，以安史之乱或相关内容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贯穿了整个中晚唐。 1、关于唐玄宗的文学创作 唐玄宗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争议的君主，他早年统治开明，任用了大批贤相，励精图治，开创了著名的“开元盛世”；晚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导致吏治腐败，出现了天宝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他本人也仓皇奔蜀，后来回到长安当了太上皇，凄惨孤独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早在玄宗当政之时，就已经有杜甫等诗人创作过与他有关的作品，到了中晚唐，与他相关的作品有增无减。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张祜的《集灵台》、《昌连宫》、《元日仗》、《退宫人》、《玉环琵琶》、《耍娘歌》、杜2牧的《过华清宫绝句》、罗隐的《华清宫》等，都是以唐玄宗和安史之乱为主题而创作的。连向来以写朦胧的爱情诗闻名的晚唐是人李商隐，都作有讽刺唐玄宗的的《马嵬》、《龙池》等诗歌。 2、安史乱后的民生文学 “安史之乱”的几年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以杜甫为代表的诗人们创作了大量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这些作品影响了中晚唐诗人的创作。另外，安史之乱留下的各种后遗症也给民生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些也是中晚唐诗人继续关注民生的重要原因。如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中，对民生的关注是很重要的元素，他的很多诗歌也都充满着对百姓的关心。柳宗元的散文《捕蛇者说》也是关注民生的杰出作品。 晚唐社会更加混乱，民生也更加艰难，关注民生的诗人和作品也更多，以这种题材闻名的诗人有杜荀鹤、聂夷中、李绅、皮日休、陆龟蒙、罗隐、韦庄等；除此之外，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也留下了几首颇具特色的诗歌作品，这也是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 3、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变化 白居易号称“诗魔”，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留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是中唐“元白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唐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轨迹就反映了安史之乱的间接影响。 安史之乱的重要后遗症之一是藩镇割据，唐宪宗打击藩镇割据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轨迹，进而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 公元815年，坚定地帮助宪宗打击藩镇割据势力的宰相武元衡为藩镇所恨，在上朝的路上遇刺身亡。掌权者对此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被诬为东宫官，以“僭越行为”被贬为州刺史。又因“有伤孝道”被贬为江州司马。当然，他得罪的原因还有早年创作的那些讽喻诗，但藩镇割据势力一手策划的武元衡事件无疑是白居易被贬的直接诱因。 在此之前，白居易作有大量杰出的讽喻诗，以《轻肥》、《卖炭翁》、《买花》等为代表。他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关心民瘼，讽刺权贵，得罪了不少人。那时的白居易关注民生，仗义执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从被贬之后的《琵琶行》开始，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变了，诗歌创作也变了，经过了一系列哀叹抱怨的诗歌进行风格过渡之后，他积极关注民生的作品少了，闲适的作品和应和的作品多了起来，如《大林寺桃花》等。 四、创作素材的新变 安史之乱对唐代文学的重要影响，还在于它为唐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大量新颖、感人的创作素材。 （一）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安史之乱中发生的很多故事曲折离奇，感人至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唐代最具争议的君主之一，还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君主之一。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或以爱情悲剧的形式，或以政治讽刺诗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唐代及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创作素材之一。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有著名的《长恨歌》（白居易）、《过华清宫绝句》（杜牧）、《马嵬》（李商隐）等，还有与之相关的传奇作品《长恨歌传》（陈鸿）等。专门写李杨故事的作品就为数不少，提及相关内容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 （二）与“安史之乱”相关的爱国故事 安史之乱时叛军南下的过程中，地方守将不乏忠君报国壮烈牺牲者，其尽忠报国的故事可歌可泣，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其中名将张巡、许远力守睢阳城的故事是最为著名的。张巡在安史之乱中多次大败叛军，后在睢阳被叛军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支援，与占优势的叛军前后进行了400余战，杀死敌将300人，士兵12万人。当时战斗进行得非常残酷，张巡督战时“大呼辄齿裂血面，嚼齿皆碎”，及“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睢阳血战是安史之乱时期最惨烈的战役，张巡、许远和守城的几千名官兵全部遇难，城中无一人投降。古文大家韩愈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创作了《张中丞传后叙》。 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也堪称壮烈。颜杲卿曾是安禄山的部下，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杲卿和儿子季明守常山（河北正定县西南），任太守，颜真卿守平原（山东陵县），设计杀安禄山部将李钦凑，擒高邈、何千年。河北有十七郡响应。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安禄山军队抓到颜季明，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但颜杲卿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山，季明被杀。不久城为史思明所破，颜杲卿被押到洛阳，见到安禄山。安禄山斥责颜杲卿，说他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却反叛了自己。颜杲卿反驳说，国家提拔安禄山做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却反叛国家，颜氏兄弟是要为国除奸，不能叫反叛。安禄山恼羞成怒，用酷刑折磨他。颜杲卿神色凛然，一面忍受着酷刑，一面仍旧痛骂安禄山。叛军兵士用刀割了颜杲卿的舌头，颜杲卿满口鲜血，还发出含糊的骂声，骂不绝口，直到咽气。 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后在叛变的藩镇割据势力面前表现出来的忠勇也传为佳话，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德高望重的颜真卿被朝廷派去劝降，却被李希烈扣留。李希烈软硬兼施，逼其投降，颜真卿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最终被害。李希烈叛乱虽不是安史之乱中的部分，但作为地方藩镇叛乱，它无疑是受安史之乱影响的，所以这里把这个故事也列在其中。 五、结语 文学和政治往往互相影响。一方面，政治的变化导致生活环境和个人处境的变化，从而影响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深受儒家出世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文人历来就有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传统和影响社会的政治抱负。即使是隐士，也并不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之中，其中不乏像孟浩然这样内心并不真正隐逸的人。安史之乱对唐代文学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是政治事件影响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安史之乱影响的层面之大，经历的时间之长，波及的地域之广，破坏程度之大，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加之其突发性及其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后遗症（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使它在严重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各方面走向的同时，在题材、精神状态等诸方面广泛、深刻的影响了唐代文学。 注 释 [1]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刘禹锡集》卷十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第172页。 [2]刘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5]范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 月。 [3][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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