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秦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大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讬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翻译
叶公子高将要出使到齐国去，他向孔子请教：“楚王把极为重要的使命交给我，可齐国对待外国的使臣虽表面尊重，实际上却很怠慢。就是普通人要被说动也不容易，何况诸侯呢！我很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使命。你曾经对我说：‘凡事无论大小，很少有不依于大道而能够有好结果的。如果事情办不成，必定会遭到君主的惩罚；即使事情能办成，也一定会因忧惧于心阴阳失调而患病。无论成还是不成都没有祸患的，惟有有德之人能够做到。’我平时饮食粗淡而不求精美，所以厨工都不会感到热而求清凉。现在早上刚接受命令晚上就需要饮冰水来降火，那一定是我内心遭受煎熬导致热毒了。现在我还没有开始着手办事，就已经有身心煎熬，阴阳失调的祸患了；如果事情办不成，必然还有君主的惩罚。简直是双重的灾祸啊，作为人臣我简直无法承受啊，你给我一些教导吧！” 孔子回答道：“天下有两大根本责任：一个是先天之命；另一个是后天之义。作为儿女要爱敬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与生俱来的伦理责任，不可能在心里面把它解除掉；作为人臣必须侍奉君主，这就是后天的政治义务。任何国家都有君主，你处身天地之间无从逃避。这就叫做根本责任。因此子女侍奉双亲，无论任何环境下都要使他们感到安适，这就是孝的极致；人臣侍奉君主，无论任何事情上都要使君主感到安心，这就是忠的极致；专注于自己的心性修炼的人，是不容易被哀乐之情所控制的，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能够当做自己的命运来坦然接受，这就是德性修炼达到极致了。作为人君之臣，本来就有不得不完成的使命。那么就应该不顾安危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哪里至于贪生怕死呢！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我再告诉你我所听到的话：国与国相交，近邻之间就用信用来维系，相隔遥远国家之间就要靠忠实的言论来达到互信，而言语是一定需要人来传达的。传达两国国君喜怒的言辞，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了。因为两国国君喜悦的话中一定有很多溢美之辞，两国国君愤怒的话中一定有很多溢恶之辞。凡过度的话就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不真实的话就无法获得双方的信任，无法获得信任那传话的使臣就要遭殃了。所以格言说：‘传达真实的意思，不要传达过分的言辞，基本上就能够自我保全了。’ 并且以智巧相互争斗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正大光明的，结果却往往使用阴谋诡计，太过分时就不择手段了；按照礼仪来饮酒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守规矩的，结果却往往失控乱来，太过分时就肆意放荡了。凡事也都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信任的，结果却常常变得互相欺诈；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到最后事情却弄得很大。言论，往往会引起风波；传达语言，就容易失真。风波容易兴作，失真容易导致危险。所以最后忿怒的发作都没有原由，只因花言巧语和偏颇之辞。濒临死亡的野兽就会不顾一切地狂叫，呼吸急促，噬人之恶念也就随之而产生。凡事逼迫得太过，别人就会有报复的恶念产生，他自己却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事，谁又能知道他将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格言说:‘不要改变所受使命，不要试图勉强去完成，过度就是多余的了。’改变使命和强求完成就会坏事，成就美事需要很长的时间，把事情搞砸了就悔之晚矣。所以能不小心谨慎吗！并且随顺万物之自然以获得心灵的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不为之责任来培养中正之性，这也就是最理想的境界了。何必去考虑怎样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还不如如实地传达国君的指示。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生！夫子其行可矣！” 何为人间世？间者，空间也；世者，时间也。人间世就是人处身于时空世界之中，这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一旦进入具体的生存世界之中，就不可能如《逍遥游》中一样“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了。有人说庄子的逍遥游是逃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责任，是阿Q一般的精神胜利法。真的吗？孤立地看，有时似乎确实给人这种感觉。因为不同文章的重心和指向不同。但把《庄子》一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绝非如此。庄子借助孔子来谈论大道比借助老子的时候多，那就说明孔子在庄子心目中的重要性。虽然钟泰把庄子归为儒家有失牵强，但庄子至少是兼综孔老而绝非仅仅是道家信徒则是很明显的。这里借孔子之口进行的命义之谈如果不是出现在《庄子》一书之中，你还很可能以为是孟子的思想。 “天下之大戒有二”我翻译成了“天下的两大根本义务”，这两大根本义务就是“命”和“义”： “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子女爱敬自己的父母就是“命”，那么什么是“命”呢？《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其实“命”就是上天给定的天性和命运。你和父母的血缘就是一种天命，由不得你选择，也无法改变，这是一种伦理关系。对父母的爱内在于你的天性之中，所以说“不可解于心”；什么是“义”呢？这里就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臣之事君，义也。”在君主时代就存在这种臣子对君主的义务，但这是一种后天的社会政治关系。在已经没有君主的共和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置换为国民对国家的义务，或公民维护个人权利、民主自由和正义的义务。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正好对应于我们的私人家庭领域和公共政治领域。如果说上面颜回“治国去之，乱国就之”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情怀和试图改造人的灵魂之宗教层次的话，这里则是谈的一个人不可推卸和逃脱的基本责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血缘关系的牵缠，所以有伦理之义务；而无论你躲到哪里，你都在政治关系中，所以有政治之责任。因为你不可能逃避人的世界，而惟有在人类共同体当中才能生存以及发展和实现自己的类本质。无论履行命义带来的结果如何都必须去完成它，所谓“不择地而安之”“不择事而安之”者，就带有康德所谓“无条件道德命令”的意思了。 对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去做，这就是“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管有多少困难和危险，也必须去做，这就是“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生！”这个时候一个自由人就是自由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把自己的道德义务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当做命运来接受。这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里的安命绝不是面对恶劣现实什么都不做，而是按照命义的要求去做，要完成这种道德义务和政治责任，实际上可能要担相当大的风险和负出相当大的努力，安可以犬儒主义和宿命论视之？但他知道自己的限度，所以不强求能达到什么积极的效果，也不顾虑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祸。而是为所当为又不强为，尽人事听天命。这与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相比，同样都是尽自己的努力，履行自己的使命，但没有那种道德英雄主义的主体意识和悲壮感，而是但求心之所安的宁静与自由。这种对伦理义务和政治责任的承当，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其作用在于“自事其心。” “哀乐不易施乎前”就是如康德所说摆脱了我们自身的好恶之情和利害得失的考虑，因为伴随利害得失而来的哀乐之情还是属于私我的层次。 颜回是可以不做的要去做，但没有顾及危险，所以孔子教导他如何避开危险的方法。而叶公子高是应该去做但却患得患失，所以孔子要他行所当行而无须考虑后果。实际上这两则故事涉及的仍然是心性修养问题。颜回是道德心智层面的自以为是，叶公子高则是个人利益上私心太重，都是太“有我”而没有顺服于道的表现。当然，庄子这里也没有谈及政治共同体中个人权利的问题，没有在道德和政治义务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并进行更为具体深入的讨论，因而显得有些粗糙。缺乏对个体之私的足够承认，以及在“用”这个层面的论证和分析不够严谨细致是中国传统思想家的共同问题，不独庄子而然。
托不得已以养中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人间世的风波归根到底是随欲望而来的名利地位追逐导致的，而很多是非纷争往往由言语而起。记得以前在网络上与人争吵，连面都没见过，仅仅因为言语的攻讦，相互之间已经极其厌恶对方了；而我与某个学者之间根本没发生过矛盾，更没吵过架，仅仅因为中间人的言语传达就已经彼此产生恶感而互不来往了。语言之易于引起风波由此可见一斑。而这种风波往往由传话者的夸饰和误传所造成。所以孔子才教导叶公子高“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老老实实，不要添油加醋，就算尽到你的责任了。别的你没有那个权力，所以事情之成败你掌控不了，掌控不了的就交给命运，这样就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了。 “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这一段话何意？如果叶公子高出于避免人道之患的考虑，拼命要办事情办成的话，那么这种必须办成的勉强心态就会促使他向与此一使命之完成有关的人员施加过度的逼迫和压力，这就是“剋核大至”，但他人未必都有此能力和意愿，因此在强力逼迫之下可能就会进行反弹，甚至会“有不肖之心应之”，因此他反而可能招来祸患。现在有些学生杀老师，子女杀父母的恶性事件就是由这种逼迫导致的。之所以如此，都是不能寄托于不得已，不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结果。庄子对人性的洞察之透彻一至于斯。 “乘物以游心，讬不得已以养中。”“乘物以游心”就是“逍遥游”，涉及人与天地宇宙万物的关系，心灵在天人合一中得到大自在，但这仅仅是自由的一个方面；“托不得已以养中”则涉及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说的其实就是知行合一，体用一如。那么何为“中”呢？《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个“中”其实就是“本来无一物”的心性本体，需要我们去完成自己必须完成的使命来滋养它，就是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以直养而无害。”承当必须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修身养性，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义之间涉及到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也是天道在具体伦理政治事务层面的落实。只有当你无愧于心的时候，这个本然之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并上通于天道。这里的“不得已”有“发乎自然”和“不得不去做”双重意思，“发乎自然”就是“无迁令，无劝成”和“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不得不去做”就是服从命义这两条天下之大戒。所谓修身养性就是这么养出来的。 从《人间世》来看，孔子讲的忠孝仁义之道，庄子也讲。因为他们讲的都是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庄子之学的形上色彩远超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而对此形上终极本体的领悟当主要受益于老子。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庄子既非孔门儒家也非老子道家学派传人，而是兼综儒道以及与他同时和之前的先秦诸子。庄子学究天人，其学无所不包，实则是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