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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到当代知识分子

 yingdd123 2014-02-03
 

                            从孔子到当代知识分子

                                 ——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谈起

 

主要内容:《论语》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论语·子张》中的言语。它集中的显示了学与仕的重要关系。学又乃古代君子之必需,“学”以礼贯之又终之于礼;君子以学而修身自养,循环于礼中。古之所谓士、君子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有一脉相承之缘,士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前身,君子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的前身。只是在在长久以来“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被多重误解误读因而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别,当代的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已远离孔子所谓君子以修身内性为本的宗旨,知识分子概念的泛滥使得其原初的真意也日渐模糊。所谓“仕”就真的渐已替代君子修身于德、立志于道的原旨而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汲汲追求奢望之根本。了解《论语》君子何谓至于“学”与“仕”,对当代知识分子存于现实,立于理想都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

关键字:学,仕,君子,知识分子

   

                                     

   《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①]《论语·子张篇》十三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仕者有余力宜从学,学者有余力宜从仕;而非现在众多之认为:学之优秀者就从仕,仕之优秀者就从学。这是对它“优”的曲解,《说文解字·人部》释曰“优,饶也”,饶即富足、充足之意;朱熹也说“优,有余力也”,可见行有余力而后为他,非优劣或优秀之说。另外,这里的“学”和“仕”和今天所指单纯“学习”、纯粹“做官”也大有不同。

(一)   关于“学”。

     学之根本在格物。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所谓格物,即要随时随地的留心身边的事物事件,以心至万物,最终明了事事的精理,亦即“知至”。格物要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博学是学之内容,在学问上要知之广而深,“博学于文”且“学而时习之”,做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反过来又加厚了“博”之原有。孔子以好学自评,“述而不作”,仅“信而好古”也。博学不仅仅指在学问层面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就要求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单单是埋首于古籍,而且要细心观察身边的一切,正所谓一切皆学问,学问在一切之中也,“虽小道,必有客观者也”。博学广知,但也并不是全盘接纳吸收,这是没有原则的滥学,学之有道。故而要审问、慎思、明辨。小道虽有可观,但“致远恐泥”,故君子“择善而从之,则不善而改之”,“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子曰::何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者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入学焉”正说明了对学之对象的塞选、慎思、明辨的重要性。学要默而识,慎而思,审而辨,以至学之至,孔子之学“一以贯之”,在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准备就绪之后并不是就将所学烂在腹中,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学的关键在于所用,因而要“笃行”。行与学相互渗透,互为补充。行是对学的进一步检验与深化,学在行中又是行的指导。知行并进,方能真正的大道所谓“格”或“至”。孔子非常重视行的实现。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行其行;今吾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人也。

 

不管学的内容与方法怎样,它的一以贯穿的绳索是一个“礼”字。“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则可以“弗畔”也。“弟子入则学,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任,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礼既是学的指导,又是学的内容和目的。以礼为学,以礼行事,其最终的结果是造就了人。所以归根结底,学得归宿在学做人的道理和规范,学如何做人。

(二)   关于“仕”

《说文解字·人部》说“仕,学也”。可见,仕之原形即学,后来将其理解为入官从职明显是将其本意狭隘化了。《正字通·人部》:“仕,宦也。”《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陈澔注:“仕者,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论语》中的仕理解为做官为宦为宜。因为如果释为原始意义上的“学”,那么整个句子的意思将无法说清道明——学有余宜学,学有余宜学。这与孔子向来言简意丰、不言多余之言的作风大部相宜,虽然是弟子子夏之口出吧,但出于师而且如此尊师敬师应该不会不知晓老师的作风与听从生前的教导吧!孔夫子在三千弟子中的威望也是众所知晓的。

古之仕的来源主要是以科举应试的形式实现的,因而士是仕的前身,士以仕为奋斗目标,成为有古以来以至今日的风习。而孔子对于士的看法与要求也是很高的,这与他对于君子之说相差无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居谓居室居乡。言士当以学为基础,修身厉志以为世用,如果一味怀想居室居乡,安享家室之乐,这样的人是称不上士的。),“行以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学是仕的基础、仕是学以载道的一种方式,学仕相互补给。

                             

                                       

    孔子眼中的“知识分子”以士的身份出现,最终出仕为宦,但作为更理想的读书身教者,孔子更倾向于学之以成己、行之以礼、心怀天下、仁爱以亲的君子之道。所以,当代的知识分子更应该以君子之道立己、出世入世。

    孔子所谓君子以修身为本,循环于礼之中;以礼修身,终归于礼。君子必须具有如下的品质:立志,好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慎独,善于自省、自反、自责,有过改,自谦以自勉、自强以自信、自得而克己。《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子凭以上的品质加以修身,本固则可为他为天下。

知识分子被西方人称为“社会的良心”,是当代人类关注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公平合理等——的坚守人与维护者。知识分子要以一定的文化知识、技能为专业,根据以上基本价值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同时还要努力的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知识分子的人生应该既是批判的人生又是行动的人生。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士阶层——知识分子的前身——在社会中充当的角色,对历史既有推动作用也有阻碍,他们留下的既有催人奋进,如晚明东林党的“事事关心”就一再振动着知识分子的心弦,也有不齿,最明显的是十年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所以谈到知识分子该如何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良心,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心,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并将这种内在的品性化为外在的行之有效的行为,就必须要明确并时刻坚护自己的独立性。只有独立,才能看清形势,才能不受干扰的干自己该做的事,因而只是分子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权势力量的特殊阶层。一旦知识分子越出这个范畴,不是遭到毒害便是成为恶毒势力的帮凶,这是一种不知其然且倍受煎熬的悲剧。

在人欲与利益利诱下的当下生活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使命与责任也就愈加的沉重。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以君子之道修身养己,时刻警惕不要陷入利益的误区,同时还要以广阔的胸襟悲悯激愤的眼球与世界抗争,作为一群人,他们无疑是充当了畸零人的角色;但作为一群使命相当的阶层来说,他们担负的是整个人类的道德与精神的脊梁。
    但是也不乏总在这样的一群人,而且可以说为数相当大的一群,他们打着知识分子的幌子为自己谋利。这种人显然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被利益驱使,以一己之利干背离知识分子的品性立场的事,这说明一个人的修身品德的不足。可见强调君子之道的重要性。

孔子悲哀的慨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是学者中重要的是修身立己,所谓君子之学在美其身,为己而学,而不是为他人而学,为了在人前展示炫耀而学。不过我认为当今知识分子要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不仅要为己而学,更要为人而学,只是这里的为人,不是为了在人前展示炫耀,而是怀着一个广博的仁爱之心、担着空前的宇宙责任感来为己为人而学。

孔子具有强大的现实精神与现世情怀,只“学而优则仕,是而优则学”这一点就充分的体现了此种精神与情怀的伟大与丰富。孔子所言并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大道至理,他只是怀着这种入世为实,仁爱至礼的信仰与情感道出了作为个体生存的基本准则。如果所平凡是一种概念,孔子也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平凡,一般人不是不甘于平凡便是汲汲于功名利禄的追求矢志于凡而不知晓,所以孔子因凡而圣,因知凡而超出芸生。

当代的知识分子也许难以做到孔子对读书者的君子要求,更何况任何东西都不可作为随时随地的金科玉律,守己之本、为己所为、修之以身、济之以人便可。但起码作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君子立志,随时随地的自省立己,敢于站在现实的头颅上大胆的揭露批判不公正、不合理的存在,把自己融入在广袤的大千世界之中,担起时代的使命,做好自己、保持自己独立的人身自由与独立尊严。

 

参考书目:

(1)       陈戍国撰《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

(2)       钱穆《论语新编》,巴蜀书社,1985年版。

(3)       陈主夫《四书道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4)       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 陈戍国撰《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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