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是杰出的文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上世纪60年代，随着“文革”的深入，郭沫若先生的学术思想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因素。他的观点基本上认为《兰亭集序》是假的。郭沫若从书法和文章的思想——佛道的哲学因素综合考虑，认为《兰亭集序》不出于王羲之之手。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篇论文，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王谢”指的不是王羲之和谢安，而是王兴之和谢鲲。作为同样是东晋时代的作品，这两篇墓志的字体和《兰亭序》的字体大不相同。这成为郭沫若先生对于王羲之《兰亭序》产生质疑的根本依据。郭沫若先生引李文田的论据来批驳《兰亭序》：李文田看到欧阳询的定武兰亭，加了一段跋“连文章都不可相信，这字是王羲之就更加谈不到了。如果王羲之的字存世的话，那一定要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相似才对！（主要是考虑历史时期相同）”郭沫若先生扩大了李文田的观点，坚定了文和书二者都系伪造。
郭沫若先生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性的。在东晋《高崧墓志》出土以后，基本可以看到，高崧墓志与唐代的楷书大为相似。这时很多学者认为，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彻底失去了历史实物的支撑，应该予以完全否定。但是，并不尽然，兰亭论辩中，郭老提出了很多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郭沫若怀疑《兰亭序》是智永。这点很有道理。智永的字迹和《兰亭序》十分相似。反而，《兰亭序》与王羲之的其他作品相比，风格特征出入很大。如，兰亭序当中的“和”“兰”“群”“映”“流”诸字和智永的书迹几乎如出一辙。智永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嫡孙。《兰亭序》真迹曾一度在智永手中。我们在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序》中，显然能发现，字迹并不像王羲之以往的作品，干脆爽朗，而且圆笔明显更多。宋代《淳化阁帖》的王羲之字迹行行草草，并没有完全的行书，这是和《兰亭序》是迥然有别的。因为行书，脱离完全的行书加草字，大概在隋唐时期。这恰恰是智永生活的时代。王羲之生活的时代，行书和草书相参才是普遍的书写字体。这点，郭沫若先生的怀疑有合理性。但是，郭沫若在兰亭论辩当中的立场和态度是应该予以否定的，因为他基本上从对《兰亭序》否定，扩展为对于整个东晋时代书法成就的否定，是完全错误的。持反对观点者认为，在唐太宗时期，诸如李世民本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不论学识书法都堪称一流，如果《兰亭序》是假的，怎么能逃过此类人的法眼？而且李世民等人，距离王羲之只有200余年，而郭沫若等人距离王羲之的时代却长达1300余年。
郭当时处于文化界的巅峰位置——中国科学院院长。正是由于郭沫若本人的学术权威身份和政治权威身份，才会在文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论辩”。但是，本来是学术问题，但却被上升到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争论”的政治立场的高度（详见《兰亭论辩》一书），郭沫若以“唯物史观”的身份出现，论辩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对与不同观点，郭沫若却把“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拿来作为搪塞之言，是不合适的。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先生的“以势压人”。启功先生在1965年被迫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表示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观点。然而在文革结束以后，启功先生一反前言，表示当初的“言不由衷”“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兰亭论辨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篇冠绝古今的书法剧迹，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自唐以来，围绕这一剧迹的真伪，时有聚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论辨，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甚大。
一、起因和过程
一九五八年以后，在南京、镇江等地出土了不少墓志，其中有五块墓志属东晋明帝太宁元年(三二三年)至穆帝升平元年(三五八年)，正当王羲之的壮年和暮年。这些墓志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在沉寂多年的书法界引起震荡。其中《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尤为引人注目，并引发了中国当代书法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由郭沫若署名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在《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上发表，后又在《光明日报》上连载。郭文所说的‘王、谢’即王兴之和谢鲲。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是王羲之的叔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等都是朋友。谢鲲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是王羲之两个叔父王廙、王彬的同龄人。他们的墓志均为刀凿的隶书体，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完全不一样。因此，郭沫若认为《兰亭序》的可靠性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来’。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的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合王羲之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郭沫若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欣寺和尚。 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阮元、李文田和包世臣等早就提出来了。但由于缺乏资料，无从争议。现在有‘王、谢’墓志的出土，郭沫若认为‘李文田的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王羲之真迹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 郭沫若的‘依托说’，不仅直接指向《兰亭序》的不真，而且还意味着凡属唐摹宋刻王羲之的书迹皆为伪，由此对汉魏两晋六百年的书史提出异议，六朝至隋唐以下的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 郭沫若的文章， 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
郭沫若等主张《兰亭序》为伪的观点大致有： (一)南朝梁代以前文献，未见今传《兰亭序》文。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梁武帝和陶弘景多次论书中亦未提到。只有《世说新语》注文中收入《临河序》，故疑《兰亭序》即是《临河序》，今传的《兰亭序》是后人伪托。 (二)《兰亭序》既为仿石崇的《金谷诗序》，两者字数应相差不多。今传《兰亭序》字数多出一百六十七字，是《金谷诗序》的一倍。而《临河序》的字数恰与《金谷诗序》相当。所以《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之理。 (三)《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本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他‘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象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四)字的时代风格与现在见到的晋代碑刻和出土的墨迹不合。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 (五)梁武帝《书评》说‘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但《兰亭序》 的字势，却丝毫也没有雄强的味道’。唐人韩愈、张怀?NF146?、清人包世臣对王羲之的字，‘批评是相当严峻的，和梁武帝的《书评》恰恰相反。这就表明：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六)‘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这就是依托的相对年代’。郭氏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 智永是陈代永欣寺僧，系王氏后裔，能文善书。‘不仅《兰亭序》的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七)《兰亭序》第一行‘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癸丑’两字系填补而成，且经过添改。这足以证明《兰亭序》决不是王羲之写的。 (八)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写的稿本，它不是临摹本或者‘响拓本’。 (九)《三国志》的晋写本既是隶书体，则其它一切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凡属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体，那么，《兰亭序》(十)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又为《兰亭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看来是已经解决了。 (十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乃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十二) 何谓‘隶书笔意’?‘隶书笔意’是指秦汉隶书特别是汉隶的笔法。‘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形成所谓“蚕头”和 “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写经书，虽已收锋，仍用方笔；凡一点一划、一起一收，笔锋在纸绢等上转折如画三角形。这样的用笔法，就是所谓隶书笔意。’晋代的书法处于隶书阶段。
商承祚、高二适等主张《兰亭序》为真的观点大致有： (一)梁代以前文献未见收录，并不能证明《兰亭序》的不存在。《世说新语》云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已正式提到《兰亭序》的名称，注文又说是《临河序》。以后又称《兰亭诗序》、《兰亭记》、《修禊序》、《曲水序》、《兰亭文》、《禊饮序》、《禊帖》等等。如果本有原题，后人不会任意为之改易。不论是刘义庆所称《兰亭序》，还是刘峻(孝标)注的《临河序》，‘两者皆为晋人不同的命名，二刘以所见的抄本标目各异，也就入录不同，故不能是说《兰亭序》为后人伪托’ 。 用《兰亭序》的早出晚出，作为真伪的绝对根据，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姨母帖》是王方庆进与武则天的王氏家族十帖??唬?奔浜笥凇独纪ば颉啡?倭?? 余年，是知晚出并不能证明其物之无。 (二) 《兰亭序》 仿《金谷诗序》不能从形式上做机械的对应类比。刘峻注文中《临河序》 ‘右将军司马、 太原孙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一段三十九字，属于《序》 的附记， 在正文中可录可不录。赋诗者二十六人因不入正文，故于议论后以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表明各人的诗及作者姓名另有附记；不能赋诗受罚者有十五人，更无关宏旨。《兰亭序》较刘峻所引《临河序》多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一段，一百六十七字，是《兰亭序》的精华所在，正是可以‘敌’过石崇之处，所以说右军‘甚有欣色’。这是模仿的创造。不存在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现象。注家删节了右军之文(如赋诗者、罚酒者三十九字)，并未增加右军之文。 (三)《兰亭序》中‘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正是右军文采和情怀的写照。羲之思想杂糅儒、释、道三家。从羲之的言行表现，不足以说明他是‘一死生、齐彭殇’的信徒，反而证明其性格充满着许多矛盾，即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旷达，又心胸狭隘(初时对王述傲慢，后由妒忌而誓墓不仕)。‘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时，就‘快然自足’；当其‘所之既?，情随事迁’时，又不免感伤悲怀。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矛盾。羲之的《兰亭序》反映出自己乐极生悲中的苦闷、彷徨，自然容易引起时人的共鸣，故及其文一出，便转相传诵，风靡一时。修禊同游者孙绰，其诗有‘忘味在闻韶’的达观语句。但在他的《兰亭后序》中却出现‘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前后心情判若两人，难道可以说这篇《后序》亦是后人所依托? (四)郭文中引用前人评语，说明王羲之最善草隶、隶书、章草，未脱隶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根据历代书评，称晋人之草虽然有时指章草，但更多的是指今草。唐以后所说的草， 则包括今草以及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唐张怀?NF146?列王羲之所善之草，可知确指今草。所以，王羲之最擅长的不是章草和隶草，而是今草和楷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行书。郭文把王、谢墓志的书体和王羲之的书法风格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恰当?将《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有必要?《王兴之夫妇墓志》等既非出自好手所书，而刻工又极粗劣，很难说它在书法史上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它的出土，只是证明：①当时对墓志的书法并不重视，就是‘书法世家’王、谢家族也是如此；②东晋墓志的通用书体，有的是隶书，有的是隶楷，各体皆有。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去认识书法的发展。上层的书法和民间书法有一定距离，砖刻主要由陶工所书，是民间书法的一种，要想用晋砖文字来窥探书家多种笔法，事实上是有困难的；欲以晋砖和墓志衡量书家的一切书法，此路是难以行得通的。 (五)郭氏说梁武帝《书评》称王右军，‘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而在《兰亭序》中，却没有雄强的味道。这里，涉及艺术欣赏问题，也关乎对王羲之的评价问题，还有个辗转叠摹效果问题。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王羲之改革了传统的程式笔法，使其丰富多彩，避免了千篇一律。对此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笔划和线条的差异，不能把艺术概念和科学概念等同起来。《兰亭序帖》，是王羲之所书，但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还是定武刻本，皆属唐人辗转叠摹钩填，由于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的神韵逐渐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羲之书法的体态和面貌，不同于‘向壁虚造’。《丧乱帖》等因未经多次转摹填廓，故《兰亭序帖》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有的基本相似，而又稍有不同。所以，不能轻易肯定《兰亭序帖》为伪作。 (六)郭氏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依托’，而今存神龙本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这个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是‘想当然’的说法。郭文虽曾提到‘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在哪里。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千字文》比对，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多骨，后者胜于肉，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隋炀帝评智永书谓‘得右军之肉’，这贬辞是不无见地的。今人如果肯定神龙本是智永所书，那末，他的《千字文》就无一真本，同样是‘依托’的了。郭氏两次提到前人称智永临写过《兰亭序》，还有刻石，郭氏说：‘虽然没有把真象透露出来，但智永和《兰亭》有密切关联是很明显的。我估计，智永写《兰亭》应该不只一本，象他写的《千字文》存八百多本的一样，故旁观者以为他在“临写”而已。’ 果真像郭氏说的这样‘大量生产’，何以下及唐太宗时，才半个世纪左右，而仅有一本《兰亭序帖》传世，稀如‘凤毛麟角’呢? 姑且缩小一下数字，算它一百本，其余九十九本未露，到哪里去了? 这不但无以证明《兰亭序帖》是智永所为，反而证实了智永不仅见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真迹，而且曾存留在他的手里。 (七)‘隶书笔意’，是讨论《兰亭序帖》真伪中突出的一个问题。郭氏的说法虽明白具体，但如仔细分析一下，其中实包括两种笔法在内：一是下笔藏锋，落笔不收锋的汉隶挑法；一是无波挑而起止收锋的所谓方笔。没有残余隶笔，而谓之有隶书笔意，必须以具有隶笔的形态为前提，因隶书笔意是隶笔表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十七帖》用上述笔法和总体性准则来衡量，都体会不出它有隶书笔意。《十七帖》属于今草而不属于章法。郭氏谓东晋时代的书法仍处于隶书阶段，当时的人们不能写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能符合实际情况吗? 一种新事物在取得显著地位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每每是在‘旧时代’里完成的，如认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不在‘隶书时代’出现，那不是只能在楷书时代出现了么? 东晋社会使用的书体，具隶法的多见于砖、石刻文或写经书，少见于行、草书，所以不能肯定东晋是隶书时代。 (八)唐太宗父子书法，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太宗收藏《兰亭》，又亲自为《王羲之传》写赞文。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穷年累月访求王帖，二十多年始完成这项工作，其认真、 细致为大家所公认。 所集之字，书法风格基本一致，前人已有定评。其中 ‘集’字，神龙本约二十多个，则怀仁所据的字帖不是出于智永一手，也只能是智永以后的人再仿神龙本的书法风格而‘依托’的‘伪中之伪’，则怀仁集智永之书，就成了‘集再伪做之大成’。
余绪
这次《兰亭》论辨虽就真伪问题意见对立，相持不下，但双方在有关《兰亭序帖》
的艺术价值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的评价上，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
郭沫若连续几次说到这个问题。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中说：‘我在这里要作一次交代：我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这并不是否定《兰亭
序》的书法价值；也并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认《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
的楷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
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
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本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在《〈驳议〉的
商讨》中又说：‘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
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
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
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五年以后，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
残卷》中再一次说：‘不过，《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
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
也并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文》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
于王右军的。’
千百年来， 作为书圣， 王羲之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
《兰亭序》，一直是书法家们必学的范本，大量地被临摹、传拓，化身千万，就像是
有了独立的生命力，与东晋以来的中国书法史相始终。不仅如此，《兰亭序》对中国
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邻邦日本、韩国等国的书坛，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论辨的几位主将，在此后不久相继谢世，论辨也随即落幕。但关于《兰亭》
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它将从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兰亭’研究更深刻的学术意义，
从而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传世至今的《兰亭序》摹本，为中国楷书书法之珍品，千余年来，人无问言，独至清末，广东书家李文田对此疑问丛生，断言“文尚难信，何有文于字”，晋人书法不应脱离汉魏隶书，所以《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书。 清人李文田对此有些疑问，却并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发麦《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郭沫若撰文斥《兰亭》为伪作，一时热闹非凡。1965年7月8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此后，启功、李长路、章士钊、高二适等名家都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辨”。传言高二适先生颇用意气，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句回击郭沫若。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康熙皇帝1693年摹《兰亭序》碑 一、《兰亭序》一文的真伪 《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由王羲之挥毫作序。首先读一下《兰亭序》一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关于《 兰亭序》一文真伪，基于下列事实： 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为什么此前晋文最完备之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见此文。两位六朝文专家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南北朝文评注读本》也不选此文。东晋至初唐200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 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 在文章家的眼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以肯定。 二、《临河序》之名见《世说新语》的南朝梁人刘（峻）孝标的注文。郭沫若认为《临河序》文可信，《兰亭序》文不可信。《兰亭序》与《临河序》文字上有异，主要有两点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 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上述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真伪难辨。
二、《兰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兰亭序》，首先耍肯定《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
清代顺德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理由如下：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说李文田“议论精辟”，并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郭沫若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论据：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兰亭序》依托何时？梁代是不会有，郭认为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无’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东晋兴之夫妇墓志拓片 三、《兰亭序》书帖真伪 唐太宗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只载《兰亭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序》在内。《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故世无《兰亭序》书。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迥殊，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 ， 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象他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 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郭最后说，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的书法价值，认为《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 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