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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向西方学习了现代教育制度以后，很大程度上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的理念。传统的教育制度的理念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让你在接受这些知识的同时树立起你的人格、品德。或者说，一句话，传统的教育是叫你怎样做一个人的，也就是给你确立一种信仰，用这样一种信仰指导你的生活实践。拿传统文化来讲就是“下学上达”，所谓“上达”是达天理，让你明理；“下学”呢就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去实践它。所以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要知行合一。 拿中国的思维方式来看，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所有的概念都是历史性的。所谓历史性的，就是它是变动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是会发生变化的，有所补充或者有所淘汰。 人文学科是在动态中的。中国的文化主要是研究人事的、历史的，当然也研究天体。中国最发达的两项文化是什么？天文地理和历史。中国文化的核心强调两点，一个是“以天为则”，第二个是“以史为鉴”。这个“天”就是指自然之天，主要指万事万物的自然的状态。“天”这个概念很复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自然，所以自然的都可以叫作“天”。比如最简单的，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天伦啊，自然的伦常啊。中国的文化非常强调效法天，“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不仅仅是道家，儒家也是，《论语》里孔子赞扬尧舜伟大，因为“惟尧则天”。效法天也就是效法自然，也就是尊重事物的本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自然又是在变化的，中国人对自然的研究不是将它作为一个静止的东西来研究，而是动态地研究。所以后来发展出天人感应的思想。天是不断地在变，人参与到天地中间去有什么关系？天地人三才，人不是在天地之外，人不仅不在天地之外，而且是三才中最具有能动性的一个，天出其时，地出其材，人参与其中去治理这个时和材，所以天地人是并列为三的，人是赞天地之化育的。 我们大概都听说过司马迁的那两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要“以天为则”、“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时局一稳定第一件事情就是修前朝的历史，总结人事变化中的兴衰，吸取教训。天文地理和人事都是在动态中间进行研究的，也就不可能把它当作机械地、静态的，而是随时随地注意它的变动。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它是曲线的，不是线性的，所以在其中形成的思维就是随机的、曲线的，不可重复。这个跟实证科学是不同的，历史不允许重复，永远只可能相似而不可能相同。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的这种思维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自然合理”。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强调客观世界都是有它的规律的，那么人应该尊重客观世界它自身的规律，不仅是普遍的规律，甚至每个事物的本来的规律。人应该尊重事物的本性，在道家就称为“自然”，就是“道法自然”的“自然”，在儒家那儿是把它伦理化了，叫它“诚”。道家儒家都把它称作“天道”，道家讲天道自然，儒家讲天道诚，表达不同，指的都是世界有它自身的规律。 道家效法道的自然，就是要“无为”，就是人不要去干涉天道的自然，不要干涉万物的本然的状态，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因势利导。这就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天道自然表现出这样的性质，所以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化生以后，我不要干涉它，“生而不有，为而不侍，长而不有”，由它自然地发展，尊重自然的本然状态。 我们现在常常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天人合一是什么意义呢？并不是现在讲的人跟自然的和谐。人跟自然怎样和谐？只有尊重自然、尊重事物的本性才能和谐。天人合一就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人道对天道的一个效法。 儒家把天的运行归结为一个“诚”，也就是赋予它一种道德的意义。诚就是诚信，永远是这样。“诚”体现了天道。《中庸》里面讲“诚者天之道”，诚就是天道。那么人道呢？“诚之者，人之道”。《孟子》里面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所以天道和人道在“诚”上结合了，“天人合一”合在这个“诚”上面。“诚”就是自然的规律。我们看《周易》的《观卦》的《彖辞》里面有一句话：“观天之神道”，天的神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四时不忒”，“忒”就是差错的意思，一年四季老是这样；“圣人以神道设教”，我们常常讲“神道设教”就是借助一个神来设教，来吓唬老百姓，其实不是这样的。所谓“以神道设教”就是以天的“四时不忒”的神道来设教，这种神道就是“诚”。《论语》里面也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用天的规律来形容天的品德，就是这样一种“四时不忒”的品德，人就应该学这样的品德。所以“诚之者，人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诚”是天道，所以天人合一在儒家那儿就在“诚”上合一了。 中国的文化认为事物是有规律的。法家讲“事有定理”，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道理，长短方圆各有其理，而“道”统帅所有的理。那么人呢，应该按照规律去做事。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希望来整合儒道两家的思想，具体面对的问题是当时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对人的行为的要求与人的自然本心要求宽松的释放之间的矛盾，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名教就是社会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名分。你是父、子、老师、学生，这些就是名分。你处在这个名分上，你就要按照名分的要求来行事。所以对你的行为是有很大的约束力的。我作为一个老师在这儿讲课，应该有个讲课的样子。我脱了鞋，把脚翘在桌子上，恐怕不行吧？可是人的自然本性也有它的需要啊，我太热啊，脱了鞋舒服啊。所以名教的要求跟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是有矛盾的。儒家主要强调的是名教这一点，道家更加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发挥这一点。玄学就想要来调和这两者。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要把儒家的思想跟道家的思想调和起来。当时的哲学家提出来“物无枉然，必有其理”，事物一定有它的道理，有它自身的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应该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呢？应该是合乎自然，也就是合乎事物的本性。所以他们对“孝”下了一个定义，“自然亲爱为孝”，孝是合乎自然的，是合理的，不是强迫的，是合乎自然的要求。从魏晋开始就形成了一种自然合理的思维模式，他们综合了前期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因为儒家也是强调自然、强调合理的。 从魏晋时期就综合儒道两家的思想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就是自然合理。我们要证明一个东西是合理的就要证明它是合乎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反过来，凡是事物的本性就天然具有合理性。所以到了宋明理学继承了这样的“自然合理”的思维模式。它要证明这个“理”是合理的，三纲五常是合理的，就是天理，天理就是自然之理。宋明理学还有另外一派——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家。理学家强调“理”是在事物之上的，心学家强调“心外无理”，理就在心中。那么这个心中之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王阳明非常巧妙地借用了孟子的话，就是良知，良知就是良心。《孟子》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学而知者，良知也；不学而能者，良能也。”那就是自然的，本来就具有的嘛。所以宋明理学家中，理学家强调“明天理”，心学家强调“致良知”。两者都是强调要回到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他们认为三纲五常这些东西就是事物的本来的状态。这个可能我们现代人很难接受。三纲是从五常中提炼出来的。五常就是讲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我想我们整个社会关系很难离开这五种关系。有人说你现在还在讲君臣关系？但是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上下关系吧？这五个关系里面，其实也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双方都有他的权利、义务，不是一方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或者只有权利无义务。这样的关系是自然形成的，从家庭到社会，这五种关系都概括了。你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做，没有规则是不行的。这些规则显然是对于人的本性进行了考察以后来制定的。 乾元名讲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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