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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7日，我正在外地，朋友倪大哥打电话来，他的妹夫杰男到他处探亲，国庆就要回广州，希望能够见我一面。杰男与我相识算来大约37年了，我在倪哥那里也知道些他的情况，五年前也与他通过一次电话，可惜至今未见一面。 那是1974年年末，农忙结束了，我怀揣着半年挣得200多元钱从青年点赶回家里。到家时已经是晚饭后了，北炕坐着一位陌生的年轻人，见到我，立即站起来伸出右手，“这就是索弟弟吧？我叫杰男，刚落户到阿荣旗的一个盲流，一路辛苦了”他那种热情，开朗，让我这个主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草草吃完晚饭，熄灯了，我俩人就铺挨铺躺下来唠了起来。 他大我一岁，是邻居包叔的外甥，家住得力其尔公社二十余里的一个叫尖山子的屯子，这次从辽宁回家顺便看看姨夫，包叔家的小炕仅能够容下两个人睡觉，而且包婶当时正有病，无奈只好让杰男到我家过夜。他那得体的风度，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流畅的谈吐，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他身上我怎么也不能把他与当时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移民群体“盲流”联系起来。他身上一定有不寻常的背景。看他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就主动把我家的情况简单介绍给他。爸爸的历史，死在农场的哥哥，脑瘫的弟弟，还有正在农村下乡的我。看到我的诚恳态度，他就把他的身世合盘讲了出来。他家几代行医，爷爷是乌兰夫的贴身保健医，这是内蒙古所有的医生都向往的工作职位，父亲是呼和浩特市某医院的一名名医，可以想象当时他家的生活情况。当乌兰夫成为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被打倒，，他爷爷不久也被造反派打死，他家成分是地主，父亲被清除出卫生系统，把他全家和奶奶赶回辽宁老家。几年前奶奶因悲愤，疾病交加去世了，当地也就容不下他们了，去年父亲带着全家，揣着着户口，盲流到阿荣旗得力其尔，凭着出色的医术，落户到尖山子屯，他和弟弟务农，父亲当赤脚医生。 讲到伤心处，黑暗中他小声的抽泣起来，我安慰他不要伤心，休息吧，这时已经是半夜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留他吃了早饭，我和杰男晚上的话父母亲全都听到了。特别是他的父亲委身在一个小屯子做赤脚医生，这不是浪费人才吗?想到我的姐夫在莫旗旗医院当院长，能否托他把杰男的父亲调到旗医院当医生。母亲的话让杰男眼睛一亮，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太好了。母亲就让我陪着杰男到莫旗去，我把半年的血汗钱交给母亲，从中拿出三十元钱作为盘缠。 坐汽车到了得力其尔，下车就遇到我上一届同学倪大姐，她比我早一年下乡，是得力其尔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在学校期间，她就是许多男孩子心目中的校花，我俩说了几句话，因为她不认识杰男，我也就没有把杰男介绍给他。没想到，这一见，就使他们几年后成为了夫妻，这都是后话。走了二十里山路，到他家时，天已经黑了。经过杰男的介绍，他父母亲，弟弟都十分高兴，炖了一只鸡招待我。屯子里的一些年轻人听说杰男回来了，都跑来问候，看得出他是这些人的偶像。快过年了，几个老年人拿了红纸让他写对联，不多时，几幅不同字体的春联就出现在他那潇洒的笔下。有仿宋体，有隶书，也有草书，我也练过毛笔字，可是远不如杰男，我看着这几幅对联，看着他的父亲，心想这样的医生，这样的青年，只可惜窝在这个偏僻的屯落里，更坚定了我要帮他们一把的想法。那些人走了以后，他又兴致勃勃的拿出几本高中课本，复习资料，说他经常看看，准备以后考大学。 考大学是我儿时的理想，这些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把我，把我这类出身的人的大学梦击得粉碎。现实中我们虽然是同命相连，毕竟父亲还是一个国家干部，我虽然是可以教育好的青年，也是下乡知识青年，两年后表现好的话，可以回城。那时上大学需要保送，但那是我梦也不敢梦的事。可是现实情况惨于我的杰男还是滔滔不绝的述说着他计划，在我面前编织着他的的理想。我望着煤油灯旁他兴奋的脸，百感交集，不知是同情，可怜，还是什么。便插嘴说自从下乡，基本就与书绝缘了。 他说那不成，我们都是有志气的青年，国家要强盛，需要有知识的青年，保送上大学的制度不会长久，迟早有一天，上大学还需要凭真才实学。所以现在就应该准备，否则在那天到来时再准备那就晚了。这些话在三年后成为了现实。那时我才不得不佩服他的自信，他的远见。拿起书本想考大学时，已经晚了三秋了。 躺在他家的炕上，我俩从林海雪原讲起，从巴金的家谈到春，秋。从托尔斯泰唠到静静地顿河，这些书都是那个年代社会上的禁书，但是我们俩都有幸从各自的渠道阅读过，如果不是次日我们还需要走三十里山路，并且在太平公社赶上唯一一趟通往尼尔基的班车，我们可能会讲到天亮。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俩就出发了，又继续起了昨晚的话题，并且搞起了竞赛，他说起一本外国名著的内容，我接上这本书的大意，我说起另一部外国名著的主人公，他就谈起相关人物的趣事，当然也有他没看过的书，也有我不晓得的事。几十里山路就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谈话中走完了，中午时光坐上了班车，赶到了姐姐家时，天已经快黑了。 见到务农半年的弟弟，姐姐和姐夫很高兴，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招待我俩。席间我简单讲了我在农村的生活情况。饭后，杰男也简单介绍了身世和此行的来意，拿出来户口和父亲的行医职称证，那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职称，姐夫一边看，一边慨叹，这样的医生竟沦落到如此境地。正在我以为杰男不枉此行时，姐夫后面的话又让我的心凉了半截，他无能为力，他身为旗医院院长，没有调动人员的权利，那是劳动部门的事，更何况又不在同一个旗县。还有一些原因，姐夫事后与我说了，当时怕刺激杰男，没有说出来。我几乎不敢看他那失望甚至绝望的表情。想安慰他，又不知说什么好。 一夜无话，我躺在他身边，只听见杰男翻来覆去的声响，低低的喘息声。 第二天车站大厅，我想买些什么，又觉得什么都不合适，便翻看他带来的一本小说，趁他不注意，拿出一张10元的人民币，夹在书中，又装模作样看起来，等到班车将开时，塞进他的挎包里。 这一别，就是37年，我们俩也都从20余岁的年轻人变成了年近花甲的老人。 那年秋天，我在青年点接到一个来自尖山子屯的汇款单，落款是敖杰男，还有几句感谢的文字，标准的仿宋字，撕开粘得紧紧的汇款单封口，滑出一张崭新的“大团结”。 我没有回信，我不知道写什么，我更知道不用写什么，那天晚上在他家他与我说的那些话，我知道更该被鼓励的人是我。 农村插队满了两年，我回城当了一名工人，不久，我听人说杰男上了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和倪姐---37年前车站遇见的公社广播员结为夫妻，以后关于杰男的消息都是从倪姐的哥哥那里了解到的：考研，到美国留学，北方某医学院院长，南方某大学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八五”“ 九五”攻关课题主持人，参加者。。。。。。 我为他的成功高兴。在那个动乱年代，出身于那样的家庭，还能够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获得这些成功是很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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