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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他年轻时候，有机会看到徐邦达、启功他们几个一流鉴定家，在几件古代书画上意见完全相反，他觉得比较困惑——书画真伪谁说了算？于是就去研究瓷器去了。 这种困惑，在199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关于《溪岸图》的学术会议中，展现得更加明显，当时几乎全部重要鉴定家全部被卷入争论，而意见却截然相反。中国读者以为不可思议的、持反对意见的高居翰、古原宏申、李雪曼（1918-2008）一方，也是绝对重量级人物，尤其是中国学者不熟悉的李雪曼，他是只手建立起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品收藏的关键人物，绝非“不懂书画”四个字可以打发掉的。 今年秋天，《溪岸图》将借展于上海博物馆展，13年之后，这个问题可能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在我看来，鉴定的事情，可以分为三大类，互相之间，研究方法不可互相混淆。 第一类就是《溪岸图》这种问题，看起来那个时代的信息缺失很多，那么就要更加依靠艺术史发展环节中的必然原理，来进行考察。譬如说，如果《溪岸图》上发现了一辆汽车，那当然就是20世纪绘画，当然，《溪岸图》上自然没有汽车，但是它是否有类似于汽车的东西呢？这才是鉴定《溪岸图》比较有价值的道路，如采用笔墨等因素考察《溪岸图》，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五代名家真迹也有笔墨不那么高明的，譬如说，五代最重要的真迹赵干《江行初雪图》，黄宾虹1940年代就认为这是匠人绘画，这就是20世纪的大画家从“笔墨”角度对10世纪大画家的评价，可见这个“笔墨”在鉴定时有时候不灵光。如果《溪岸图》是10世纪绘画，那么其所有特征，一定与那个时代自然相符，出格的地方一定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创造。如果《溪岸图》是20世纪绘画，那么无论这个画家多高明，一定无法照顾到所有方面，画面本身一定会留下无法掩饰的历史性破绽。 第二类鉴定问题，是董其昌书画这样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资料太多、太分散，20世纪之前，谁也无法汇总资料全面研究，如果出现争论，可能会在资料丰富之后，自然解决争论。当然这也涉及到艺术家作品本身信息是否明确的问题，与董其昌同时代的王铎，几乎90%的真迹上都有时间，如果谁在王铎书法上出现争议，那倒是一个笑话，是水平不成。 第三类鉴定问题，是齐白石这样的问题，容易被当代人模仿，鉴定家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对真迹很熟悉，对赝品也要具备相当的识别能力，这类问题，与第二类不太一样。前面主要是依靠真迹去剔除赝品，现当代作品，则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去关注赝品。 所以，回到题目开始，面对第一流鉴定家争论，要仔细观察、分析他们是在什么领域出现分歧，如果是《溪岸图》，这是好事情，如果是争论齐白石，那就笑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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