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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个系列先后修订过很多次，所以网上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由于天涯的贴子没有编辑功能，我在之前数次进行细节修订时并没有在这里重发。但是前一段时期做了很大篇幅修改，其中(二)~(四)部份基本上是推倒重写的， 而经过这次修订，虽不一定不会再有细节修正，但大篇幅的修改应该不会再有了，所以我想在这次修订后在天涯重贴一次(希望版主可以谅解) 截止到2004年6月27日为止，天涯上的这个版本是最新的版本。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一)驰援赣西 1857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借向天京南门将士“讲道理”之机，避开安王，福王等人的耳目，潜出天京城，从此一去不返。 《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奏，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镇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铜井是个小镇，而石达开全军一日内便完成渡江，可见此时追随他的军队人数不会太多。而且正因人数不多，洪秀全还曾派人追击石达开。 《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称，6月9日“石逆由金陵率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无为)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辞意，惧洪逆过甚，惧怕脱逃。”据此折，石达开到达安徽无为开始张贴五言告示时，所率军队应在数千人--应是他离开天京时的人数加上这些天来投奔他的人数总和。 7月2日，德兴阿在奏章中称，“洪逆甚为惊慌，因将城门紧闭，又以石逆尚在安庆，多方邀留，以图固结其心。”追击不成，洪秀全怕石达开会一怒之下纠集军队攻回天京，因此天京城门紧闭，对石达开的态度也转成了“多方邀留”----看来洪秀全对石达开的邀留是从石达开到安庆后便有的姿态。可是在同一时期，他却对进言“仍重用翼王”的李秀成严加处分，可见其邀留从一开始就缺乏诚意。 是年夏天，湘军乘机大举进犯江西太平军领区，攻陷瑞州，困重镇九江，临江，吉安。 9月，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罢免了安福二王，派人送“义王金牌”邀石达开回京主政，但石达开一则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谓“诚意”，二则他一向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思进取，只图保东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赞成，因此决定从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然而，尽管如此，石达开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这份奏章的内容，“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据德兴阿奏报说，奏章上还有洪秀全的批复。由此可以看出，石达开的进军江西和后来的进军浙江正是这个“兵分三路，配合作战”的方案的一部分。 10月5，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五至七万人的军队，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不过从上述奏章上看，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的整个部署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从重要据点抽调重兵。以军队论，连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的《李秀成自述》本身也承认，翼王早在回天京时便“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所谓“打宁国之兵”就是石达开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同样，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也是安徽地方的主要将领，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江西，其中如张朝爵、陈得才、叶芸来，陈坤书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之将。据《李忠武遗书》记载，东梁山一带都是石达开的部下，他们前来追随石达开时，石达开“劝令皆散去”，只是“其党皆不肯，仍从石逆在安庆。”石达开为了顾全大局，对于某些自愿来追随他的队伍还曾劝他们返回原驻地。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知名者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其中没有一名侯爵，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名将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此时还都名不见经传，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时还只不过是个“将军”，是太平军佐将中最低的一级。 从以上诸点来分析，石达开离开安庆时直接带领的军队人数是很有限的，重要将领也很少，上文所引德兴阿附奏的石达开给洪秀全之奏章中一些重要将领回援天京的指示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拥护石达开的部队很多，但愿听石达开指挥的部队并不等于随其南下江西和后来远征的部队，而没有共同南下的部队也并不能说就是对石达开命令进行了抵制。《李秀成自述》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是不符合实情的。 入赣作战过程： 10月初，石达开从安庆渡江，经安徽建德，至江西景德镇。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曾派小股部队分扰彭泽，湖口，都昌，绕州，乐平，万年等地，目前不少记载都将这些地区的军队误为主力，其实石达开部主力是自景德镇走捷径以最快速度直趋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抚州。他们准备先援救被清军重重围困的重镇临江，吉安，肃清赣西清军，逐步收复失地，再倾力与南昌，九江一带的湘军决战。 是时，国宗杨辅清，石镇吉等率部自金溪，泸溪前往会合。清西安将军福兴，总兵李定太据守弋阳，东乡而同知李元度孤军守贵溪。石达开决定先夹击贵溪湘军。他命石镇吉往抚州援临江，杨辅清攻贵溪。11月上旬，杨军先胜后败，赣东战事受挫，石达开决定西进，与石镇吉南北两路援临江。但石镇吉受阻于张运兰，遂改为南援吉安。 而石达开本人率军由北路南进，进攻东乡。 11月19日，大败湘军副将周凤山部，斩道员帅远铎。 11月24日，击溃清军总兵李定太部。 12月上旬，在三江口再度大败周凤山部，兵锋逼近临江，并与抚州援军会师。 接着，石达开由抚州出发，向西挺进临江，吉安，其中临江城已经近在咫尺。但两城均在赣江以西，要想赴援，必须强渡赣江。而石达开部缺少水师，湘军水师炮船却在赣江中来往巡逻，将一切船只拉到对岸，使太平军无法使用。 太平军抢渡不成，石达开决定另外寻找渡口，于是挥军南下，七天之内，急行军两百里，历经新干，峡江两县地界，直到吉水。从12月20日开始，在吉水县以北的三角滩一带，太平军与清军进行了持续半个月的血战，在湘军内河水师与陆军的联合阻击下，反复冲锋。湘军深知赣江是阻止石达开进援临江吉安的唯一可恃之地，一旦被石达开渡过赣江，立即与守军对困城清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是以陆军死守不退，水师不断开炮猛轰。 最终太平军由于部队伤亡太大，被迫北撤，退回抚州。 从整个驰援赣西的过程看，前一个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太平军自江西景德一路南下，冲破了重重阻击，很快到达了救援的目的地--临江，吉安。然而最终作战不利，主要原因是缺乏水师配合，在湘军水陆夹攻之下，无法渡过赣江。 临江在石达开北撤后不久，即于1月下旬为清军所陷。至此，赣江以西只剩下被重重围困的吉安一城，战事已无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定立即施行他在奏章中向洪秀全提出的第二个计划--东进浙江，以开创新的局面。 1858年2月16日，石达开率稍事休整后的部队自抚州，进贤，东乡率军东进，经贵溪，鹰潭向赣北推进。湘军将领李元度，西安将军福兴在鹰潭，弋阳等处，不敢膺其兵锋，退守铅山。 3月10日，石达开占领弋阳 3月15日，石达开攻克铅山，福兴退守广信(今上饶)。杨辅清所部也按计划于此时抵达铅山，于是分并两路，杨辅清率军入闽，石达开则率军北进。 3月19日，石达开先是大败广信清军，斩福建游击赖高翔，围江西广丰。随后在广丰大南桥击溃清总兵饶进选，副将周迈远。 4月12日，石达开在广丰击败浙江游击杨国正。 而后，石达开率军自广丰离开江西，进入浙江地区。 简析： 石达开为什么在安庆期间没有去和湖北作战的陈玉成配合？首先，他身边开始只有几千人，想配合也难。其次，他不清楚，如果他率兵行动，和其他太平军部队间的关系如何，所以不可能直接介入本军的战场。如果几支互不相属的军队同时参与一场战争，可能造成极大混乱。这也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石达开早不离开安庆，晚不离开安庆，偏偏选在送“义王”金牌的使者离开后不久离开安庆？因为那位使者终于使他可以找到自己在太平军中的位置。 再看他为什么“不援救九江”？当时九江重兵云集，敌军长濠坚垒，以逸待劳，贸然将有限的人马投入九江城下与敌人正面交锋是反主为客的下下策，极可能与对方陷入混战中无法自拔，难以其扭转乾坤的作用。后来的安庆会战中，英王陈玉成与湘军在安庆城下连番苦战，结果主力兵团精锐损失殆尽，也没能救下安庆，便是一例。 所以，石达开没有直接前往九江，反而绕道前往抚州以援救另外两座江西重镇--临江和吉安。曾国藩此前为咸丰策划招降石达开时曾说，“以江西言之，瑞州、临江为根本，抚州、吉安为膏腴”，并说如果石达开献出安庆，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中的任意一二城，就敢担保石达开是“真心归附”，可见临江，吉安，抚州的重要性了。而如果能够顺利地救下这两座重镇，就可以肃清赣西，再回师向东以救九江。当年石达开困曾国藩于南昌时，就是这样避开对方的精锐，从临江，吉安切入，直逼南昌，结果九江之围不救自解。 九江，临江，吉安，三点一线。石达开从临江北上，就会与九江守军对围困九江的清军形成夹击之势，里外合围，使其腹背受敌。这无疑比直接将有限的军队投入与湘军精锐的正面鏖战中更有胜算。而九江城防坚固，守军勇猛，假如石达开能够顺利救援下临江，吉安的话，九江应该是可以坚守到援军到达之时的。因此，石达开救援临近与吉安与救九江并不矛盾。“从丰城、新淦等地插入瑞州与临江、临江与袁州之间，首先收复这里的失地。这个计划若能实现，不仅可解临江之围，夺回失守的袁州、瑞州，而且将会一举夺得江西战场的主动权：南下即可唾手而解吉安之围，东进威胁南昌，北上则兵临九江。这样就可与皖北陈玉成部对湖北成夹击之势，进而西征武汉，太平天国又将恢复到石达开主持西征时的全盛时期。这是一个既可救陈玉成，又可救江西战局，还能从根本上救天京的三全其美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要比先救镇江或九江，将敌人吸引到天京城下硬拼，确实棋高一筹。”(赵三军《石达开出走意在扭转天京战场危局辨》) 有文章指石达开援救为虚，拉拢部队为实，如果这样，吉水之战决不至于打得这么艰苦，太平军在湘军水陆夹攻之下正面冲锋，不但兵力损伤很大，且有不少将领阵亡。如果石达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拉拢军队，那也太得不偿失了。更何况中间曾七天急行军两百里呢！ 又有人说石达开本来没有决心救临江，吉安，他急着救吉安是因为翼贵丈黄玉昆在吉安。黄玉昆早在石达开赴援吉安前二十天以前就已经战死了。而且黄玉昆在吉安被困已久，如果石达开是为了着急救他才急弛吉安，那么一开始就应该前往吉安而不是临江。 而如果说石达开愿意救临江和吉安，则没有理由不愿意救九江。说石达开因为和洪秀全闹别扭所以不救九江，却愿意付出极大代价去救临江，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观石达开所部在江西的活动，虽然在吉水遭挫，被迫放弃了援救临江，吉安的计划，但稍事休整后，兵锋仍然相当锐利，自抚州起至进入浙江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势如破竹，几乎是所向批靡。可见所谓其“士气不振，接连受挫”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石达开部援赣受挫后，湘军将领李度元曾积极对其进行策反，企图利用石达开与洪秀全的矛盾及军事上的失利来招降他，让他与湘军合作一举攻下金陵，由此得到湘军从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这当然是痴心妄想。后来因为李度元一厢情愿，纠缠不清，石达开“乃以大笔书一难字作答”。 更多 回复 作者：毒谷匪 时间：2004-06-28 12:27:54 好啊！ 回复 作者：猩猩草 时间：2004-06-28 16:04:08 石达开“乃以大笔书一难字作答”。 回复 作者：离群的大雁 时间：2004-06-28 16:37:04 太平军里最佩服的就是石达开 回复 楼主：numzero 时间：2004-06-28 17:18:40 李元度的招降信洋洋洒洒写了四千字，被人以一字作答，倒颇有“四两拨千斤”之“妙”；就内容看，也不愧出子湘系文人中颇有才名李元度之手，的确竭尽调拨煽动之能事，比福济的劝降信“精彩”多了，譬如以下这段： “闻足下系桂林富户，为杨，洪所逼胁出于不得已。又性慈不好屠戮，本年十月内犹放出老稚二千余人，即此一端，亦可转祸为福。现在韦，杨浸戮，惟足下独存，或不在劫数之内。仆是以不借苦口抉摘根由，愿足下急急回头。如果以鄙言为然，即气迅复一信。刻下瑞，临已复，九江，吉安不啻筌鱼陷兽。足下能将抚，建二城纳上归诚，凡城裹挟之众概令薙发而缴军器，隶江西者立即遣散，隶上下江及两湖，两广者分途资送回籍，传知吉安及早投诚，免尽遭戮，仆当通禀钦差及诸抚各宪立即奏闻，加足下二三品之官，麾下得力将士，亦从优升赏。倘有假意，雷殛天诛！仆生平以忠信待人，断不为欺诈之事。且足下独不闻江南副帅即昔日之张家祥乎？彼在广西投诚，今已官至一品，名满天下矣。又不闻福建之世袭澄海公黄梧，世袭靖海侯施琅，皆海寇郑成功之部将乎？彼当郑氏将亡之时，归顺反正，公候茅土，至二百余年，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在足下自择耳。足下既与洪逆为仇，此日金陵合围，不日可破。若足下于解散江西党与后，留劲卒三千，驰赴江南共擒烘逆，上报圣朝，下抒夙愤，封侯在指顾耳！” 回复 作者：阿珂姑娘 时间：2004-06-28 17: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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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翼王与安王、福王三人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那时和帅自下镇江，与张国梁困打镇郡，分军来逼桐城县，是清朝军门秦九泰〈定三〉领军围困。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度度<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力敌桐城，保固皖省。。。。。。时清朝帅士每日万余与我见仗，我帅士不足三千，他营一百余座，我止有一孤城，城外止营盘三座，力战力敌，是以保固桐城，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后见势不得已，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e11]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格宜深友。那时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当即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来救桐邑之困。［未解宁国之围，前段亦说明］。兵由棕扬〈枞阳〉渡江齐集，我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至桐城之敌军，算我之军，定由对面迎敌，清朝官军逆面备防。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我亲回桐邑，谨备制敌之师，候成天豫奇兵制胜，由棕〈枞〉阳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仓〉头镇［此是无为州汤〈仓〉头与镇江汤头分别。］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攻破之后，抄黄落<雒>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自无为至汤〈仓〉头到巢县，清将不知姓名，此经成天豫之手，那时我（在）桐城。］即移军，成天豫带领人马上打庐江，仍然攻破庐邑，派军把（守）庐江，即引军上界〈氵卑〉河，攻大关，包过桐城之后，断清军之粮道。桐城地势，一面高山，一面平坦，清军粮断，成天豫由外包来，我领军由内攻出，两面合攻，清军大败。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此两处之民，投诚者数万之众。当过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德树、稣〈苏〉老天半路想〈相〉迎。当即计破霍丘县，攻破此城，交张乐（行）为家。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攻寿州未下，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同清将李续宾对战，在松子牌<童司牌>失利之后，与清军两迎，胜负未分。［斯时成天豫是冬官丞相，封我是地官丞相，封为合天侯矣。恐前后参差，故而明载，一觉〈览〉可知。” 按照《自述》的说法，李秀成“力敌桐城，保固皖省”的背景是石达开将桐城一带的精兵全部“诱去”，仅留“残军六七千人”，因为“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乃至交战之时“我帅士不足三千”。在“翼王出京之后”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他“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且又“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而后“破舒城，得六安”。 由于李秀成在自述中言之凿凿，一向以来很多论者都引这段记载来证明石达开远征将安徽精锐全部带走，使安徽陷入只剩老弱残兵的困境中。然而对照史实，却有较大出入。 首先来看文中提及事件的时间表： 1856年 10月21日--12月2日(石达开回京前1月至回京之时)： 李秀成奉石达开命救援桐城，至12月2日，因清军重兵屯压，遂转攻为守。 11月20日--11月27日(石达开回京前1周) 陈玉成在宁国与邓绍良交战失利，石达开率靖难之师击退清军，此后即得韦昌辉首级，“将打宁国之兵交陈玉成管带”，留其继续支援宁国，本人于月底回京。 12月4日-11日 (石达开回京后1周)： 李秀成率桐城守军与进攻之敌秦定三，福济等军激战，击退敌人进攻。 12月23日以前(石达开回京后3周)： 援助宁国的陈玉成奉命率军改援桐城(陈玉成最晚于22日已经撤离宁国) 1856年12月23日--1857年1月10日期间(石达开回京后1月)： 陈玉成与李秀成在枞阳商议退敌之策，而后李秀成返回桐城。 此间，石达开调迓天侯陈仕章自天京前往安徽赴援 1月11日--31日：(石达开回京后2月)： 陈玉成克无为，随即与迓天侯陈仕章会合占巢州，后又克庐江。 2月3日--3月3日(石达开回京后3月)： 此时皖北援兵云集，据清军奏报说达“八九万之众”(难免有夸大)。陈玉成兵进桐城，截断清军粮道，而后与李秀成“两面合攻，清军大败”，随后两人分头追击，陈玉成克舒城，李秀成克六安。 这份时间表清楚地说明，桐城，无为，巢州，庐江，舒城，六安等一系列战斗发生在石达开回京主政期间，因此其背景决不可能是 石达开为了远征而将人“诱去”，“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是老弱，不能为用”。 再从历史的进程本身来看。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中明确地说，“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这也明确指出，六安桐城等系列战役胜利是在石达开主持军政期间，而不是出走后取得的。 那么，是否如福济等人奏搞所说，这一系列战役“皆出石逆之计”，换言之，它们是否是出于石达开的战略部署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在桐城告急至时，陈玉成本来是援宁国的，如果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是不可能不管宁国就转去桐城的。尤其宁国形势十分危急，陈玉成和李秀成私交再好，也不敢擅自做主。(事实上陈玉成前脚刚离开宁国，后脚宁国就失守了，如果是他违抗军令造成的宁国失守，那够得上军法处置了。) 其次，更说明问题的是迓天侯陈仕章的军队，他是从天京出发前往安徽战场的，当时除了石达开谁也调不动天京的军队外出，何况是位候爵呢。1月初，陈李在枞阳会面，商议定了退敌方案后，陈玉成随即攻占无为，而此时陈仕章也已经赶到，并同陈玉成会合攻巢州。换言之，在李秀成和陈玉成在枞阳商议退敌之计的时候，陈仕章已经从天京出发前往这里配合他们了。从时间上看，陈仕章离开天京前，陈李根本没时间把枞阳会面的结果上报天京，那就只可能是石达开此前已经知道二人将在这一带展开反攻，才派出陈仕章的军队的。如果说不是石达开指示陈李在这一带展开反攻，而是出于其他目的派了陈仕章率军到这一带来，那他也绝不敢擅自做主去跟着陈玉成打巢州的。 第三，当时太平军其他各战场全都奉命严守，只有皖北一线展开反攻，石达开不但知道，还特意派人来支援反攻，可见这的确是出于他的授意。更明确地说，在全线执行的都是坚守战略的情况下，没有石达开在战略上的特别部署，陈李是不能擅自发动反攻的，即使出于形势需要被迫反攻，也不可能得到安徽其他部队有效配合与支援。除了陈仕章外，在李秀成和陈玉成实施他们的退敌和反攻计划以前，安徽已经是援兵云集，清军奏报说皖北的太平军已达“八九万之众”，这当然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也可以看出的确有不少军队被派来支援陈李的行动。这些军队当然也只可能出自于中央----也就是石达开从天京方面进行的调遣。由此也可看出，安徽是石达开精心确定的战略反攻的战场。 那么，李秀成说“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以及他和陈玉成枞阳会面商议退敌之计，又如何解释呢？窃以为，这于福济奏章所说的“皆出石逆之谋”并不矛盾。两者间是“战略决策”和“战术实施”的关系。石达开选定安徽战场，以陈玉成和李秀成之军发动反攻，同时从天京派出军队支援他们，而具体的作战方案是陈李自行决定的。 实践证明石达开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选中陈李作为反攻的主将也是有眼光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自桐城至六安，连战连捷，把战线从安徽一路推进到湖北，如果不是因为石达开受安福二王牵制，被迫离京远征，则以当时的局面，太平军克复武汉应当是指日可待的。 也许是因为记错了，或者是出于邀功诿过的心理，《李秀成自述》中关于这一段史实中石达开的影响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桐城六安等战役发生的时间及石达开的战略决策对取得这些胜利的意义，本来也并没有大的争议。然而许多论者述及石达开远征的影响时，《自述》中这段错误的记载却又每每被拿来作为石达开远征将精锐尽行带走的证明，针显然是不恰当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自述》中关于这一段史实中石达开的影响的记载是有错误的，当然也就不该再用这段记载来证明石达开远征“将安徽一带的精锐部队尽数拉走，只留老弱残兵”了。 最后补充一句，庐州失守于1855年底，距离石达开避祸离京一年半之久，《自述》中将“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也作为石达开将安徽精锐晋皆“诱去”，只留“不能为用”的“残兵”的例证和恶果，明显是有悖史实的。 回复 楼主：numzero 时间：2004-06-29 06:49:04 石达开“远征告示”解惑三篇 疑问之一：矫诏欺骗将士否？(文：王庆成) “密诏”，即古代帝王发给的秘密诏旨，其词似始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在太平天国史中，韦昌辉杀杨秀清，是否有洪秀全的“密诏”，成为—些论者有兴趣的争论问题。据香港《中国之友》1857年1月15日、21日、30日连载的《镇江与南京——原始的叙述》报导，韦昌辉曾对秦日纲说，他收到洪秀全的信件(Letters)，命令他杀掉杨秀清。这些“信件”大概也就是争论中的“密诏”．由于“密诏”从未公布过，因而有的论者认为这是韦昌辉创造的谣言，并且说太平天国史上有过伪造天王密诏的实例，这个伪造者就是石达开----石达开伪造天王密诏，蒙骗广大将士追随他的分裂主义路线。 这里不去讨论对石达开的评价，只来辨别石达开有没有伪造天王密诏。 石达开同洪秀全分裂以后，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而入广西，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形势局促，部下有几批人先后脱离石达开，其中有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等一支回到天京。吉庆元等因与童容海不睦，上奏天王，要求不受童容海管辖。奏书中解释了他们当年何以追随石达开脱离天京，说： “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继则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所以他们就“万里回朝”了。人们认为，这就说明了石达开曾伪造密诏。 吉庆元等脱离天京后几年又回到天京，向洪秀全上书有所请求，对过去的行动作一些解释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们的解释是否都是事实，研究者自然不能盲从。 石达开脱离天京时，是否欺骗将士说他奉天王密诏到广西去招兵买马？最足以判断这件事的，是石达开脱离天京时公开张贴的布告。布告有两种抄本，文字略异而内容相同。布告中有这样的话：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 .....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 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石达开的布告曾到处张贴，清方疆吏抄得后进呈清廷，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书均曾收录。此外，当石达开出走时，他的礼部赞书吕姓与安徽六安州总制的掌书陈凤曹谈话，告诉他： “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陈凤曹将这番谈话写信报告六安州总制陈姓。这封保存下来并早经公布的信，也进一步证明了石达开出走时的公开表示 既然石达开在布告中和其他场合都宣布了洪秀全对他的疑忌和他要出师远征的决心，哪里还有可能去“欺骗”将士说他是奉洪秀全“密诏”出京的呢？石达开幸而有自己的“分裂”告示流传下来，不然，洗雪“密诏伪造者”的冤案就费事多了。 疑问之二：为何有两个版本？(文：史式) 1857年5月底，石达开被洪秀全及其两兄安福二王逼迫离京，前往安庆。行军途中曾经公开张贴一份《五言告示》，说明他被迫离京的苦衷，希望太平天国军民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随他出征。这份告示有两个抄件流传至今。二者之间字句略有出入。本文不拟探讨拱、石之间的功过是非，也不拟评价这份《五言告示》，只想就一个问题略抒己见。这个问题就是：这份《五言告示》哪一个抄件是初稿?哪一个抄件是经过修改的改稿？ 我们首先见到的钞件发表于《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渝 版五号，是从《何桂清秦稿类编·卷二十七军务》中转录，有商承柞先生跋文。全文如下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近年来不少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在提到《五言告示》时， 都是转录这一抄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所收的也是这一抄件。在辗转传钞中，只有一个字产生了分歧，即“力酬上帝德”一语有时又作“力酬上帝徒”。在笔者另一篇文章《五吉告示中‘力酬上帝徒’一语考误》中，已列举理由指出“徒”字之非，请参阅。 后见的另一个钞本来自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福济等奏金 陵内讧语饬鄂赣相机防剿折》。福济、郑魁土在奏折中说：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邾瑛等等禀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映带其党与数干、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供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奏折附有“石达开张贴于无为州之告示”，全文如下： 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现将两个抄本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在全文160个字中间．二 者有出入的地方共有13处。为便于说明问题，对来自何桂 清奏稿的钞本何文，对来自福济奏搞的简称福文。二者不同之处是： 1。 何文是“为沥剖血诚”，福文是“为沥剖血陈”。 2。 何文是“自恨无才智”，福文是“自愧无才智”。 3． 何文是“天国愧荷思”，福文是“天恩槐荷深”。 4． 何文是“下可质古人”，福文是“下可质世人”。 5． 何文是“自谓此愚忠”，福文是“自谓此愚衷”。 6． 何文是“定蒙圣君明”，福文是“定蒙圣鉴明”。 7． 福文有“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何文无。 8． 何文是“用是自奋励”，福文是“惟是用奋勉”。 9． 何文有“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福文无。 10． 何文是“惟期妖灭尽”，福文是“惟期成功后”。 11． 何文是“诏告众军民”，福文是“谆谕众军民”。 12． 何文是“照旧建功名”，福文是“各自立功名”。 13． 何文是“亦足标元勋”，福文是“亦一样立勋”。 笔者认为，在判断何文与福文谁是初稿，谁是改稿之前，我 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时张贴这份告示的过程。石达开是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的，6月9日到达安微无为州，这份告示已到处张贴，被清方官员发现，潮报清廷。这一事实足以明，这份告示不可能是在短短几天的行军途中印制，只能是在天京预先印制，带出来张贴的。也就是说，初稿是在天京写成。初稿告示贴出之后必有反应，改稿必然是在听到一些反应之后进行修改而成。在仓促的行军途中，很难从事这一工作，估计改稿告示的印制是在到达安庆之后完成的，如果是这样，初稿的文字一定比较粗疏叙述问题也会不很周到；改稿的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成熟，叙述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也会周到得多。 根据这一思路，笔者认为：福文是初稿，何文是改稿。理由 如下。 一、就张贴告示的时间地点而言福文是“石达开张贴于无 为州之告示”，时间是咸丰七年五月十八日．即公元1857年6月9日，此时上距石达开离京不足十日，所贴的告示只可能是初稿，不可能是改稿；而何文是“青阳无为等处伪示”，发现于皖南的青阳等地时间自然晚于福文，因此只可能是改稿．不可能是初稿。 二、就文字而言，显然何文高于福文。从文义与平仄相比较 ， “天国愧荷恩”比“天恩愧荷探”要好得多；‘定蒙圣鉴明”也不如“定蒙圣君明”；文白夹杂谈来拗口的“亦一样立勋”远不及“亦足标元勋”的典雅。 三、就内容而言，福文独有的“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 两句显然是石达开在对洪家私党极为愤懑的情绪下写出来的。这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是太平天国自己人都知道，连敌方也知道。据当时围攻九江的的湘军将领李续宾所得的情报说： “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 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 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见《李忠武公遗书》书牍 卷下第18页) 不过，太平天国内部这种严重的内耗虽然已是公开的秘密，到底还算是“秘密”。初稿告示把这个“秘密”完全公开出来，可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产生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冷静下来的石达开为了顾全大局，在修改时删掉了这两句，另加了“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两句。这就是这两句为何文独有福文所无的原因。再举一例，福文的“各自立功名”的写法显然欠妥，使人读来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太平天国的队伍是否已经各自为政， 各自为战，不复是一个整体。改成“照旧建功名”就好得多，不论继续留在当地还是跟随石达开出征，都是为太平天国出力立功，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从告示内容进行推敲，何文显然比福文说得周到。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不难推断：福文是初稿，何文是改稿。 有关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著作中大都转比较成熟的何文而不转录福文，是正确的。 疑问之三：为何用五律形式？(文：史式) 如果诗人吟诗不限于律，绝，则石达开离京出征时所公开贴出的一份《五言告示》，也可以说是一首好诗。如果石达开不是能文之士，这份告示自然由军中的老夫子代笔；他既能诗能文，而这份告示却又用了很特殊的韵文形式，且一韵到底，这就不同凡响，绝非一般只会写“等因奉此”的老夫子所能胜任。因此，很可能是出子石达开的亲笔。公文应该明白晓畅，本不应该使用字数受限制的韵文。为什么这篇告示要用韵文，而且要用句子很短的五言韵文？其原因不难推想而知。石达开既有无限愁思要向大家倾诉，但是又不能说得过于明显。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把话说得太明显了，就会增长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他把“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修改为“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就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加隐诲一点。既然希望说得隐诲，五言韵文正是最好的形式，可以言有尽而意无穷。 石达开虽然能文，但在离京之时，由于历经国难家仇又被逼出走，自然心乱入麻。所以用语不够讲究，文义也不够含蓄。到达安庆之后，再来仔细斟酌，就觉得有修改之必要。《五言告示》前后出现字句略有出入的两个不同的抄件，原因在此。 我们认真体会一下这篇《五言告示》作者的思想感情，就会相信它确出自石达开之手。他对太平天国事业已片忠心，洪家私党却一直对他猜忌排挤；他一心要为国出力，洪家私党却处处掣肘，阴谋陷害，逼得他非走不可。他当时的满腔悲愤，不下于被放逐的屈原。他的处境，也和昔日的屈原相似。因此，他的这篇《五言告示》，也就成为太平天国时代的《离骚》。全篇所言，都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充满了真实的感情。从形式上说，《五言告示》自然赶不上《白龙洞题壁诗》；但从真情的流露，“言为心声”，“诗言志”这一方面来说，《五言告示》正是感人至深的诗篇，应在《白龙洞题壁诗》之上。” 回复 楼主：numzero 时间：2004-06-29 06:55:58 史式：石达开离京时并未带走大队人马 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很大的误会。许多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夸大了，有的说是20万人，有的说是十余万人，有的不说具体数字，只说大队人马。这样一来，大家就认为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有意拆太平天国的台，因而纷纷指责，说得义正词严，头头是道，振振有辞。 其实史实并不如此，我们大都上了李秀成的当。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之兵尽行带去。”又在《十误》中说：“误因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这样夸大的记载原不可信，试想：石达开离开天京得到洪秀全的批准，是私自走的，岂能“将之兵尽行带去”?可惜不少同志过分相信《李秀成自述》，加深究，引为确据，连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也说：“1857年6月，(石达开)约集将士十余万人往安庆，与太平军分裂，自成一军。” 李秀成为什么如此夸大？是不是为了表自己的力撑大局之功，我们暂不探讨。重要的问题是查清石达开离京所带走的确实人数。根据清庭档案中的何桂清奏折中说： “传闻本月十一日(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牢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 这里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与地点均不误，但未说人数。但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人数显然不多。 7天之后，即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微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说：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所说的“伪示”即右达开的《五言告示》也在多处发现，有案可查，绝非虚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石达开离京时带定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既然石达开到达无力州时全军不过数千人，其离京时人数自然更少----盖沿途皆有拥护石达开的队伍加入也。 其实，石达开离京时带走了多少入，是不难推算的。1856年秋天京内江，自相残杀，共杀二万余人，城里的守军已经少得可怜。石达开带了四万靖难之师回到天京，才稳定了局势。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他陆续派出了不少队伍进驻天京周围的各据点，例如只对句容一地就派了数千人。 留在身边的队伍是很有限的。他离京时并无远征不返的决定，只是想移驻安庆督师作战，所以不仅没有拉走别人的队伍，连自己带来的四万靖难之师也没有拉动。他随身带走的，只不过是警卫队伍数千人而已。有的史料记载：在他到达安庆之后，他派驻句容的队伍因受别的队伍排挤，才千里迢迢往安庆去投奔他。当时天京城里的守军全部不足万人，说石达开拉走了二十万或十余万人，不知兵从何来？查明这一史实绝非难事，不过我们过去忽略了而已。 回复 楼主：numzero 时间：2004-06-29 06:59:31 石达开远征是“群众选择领袖”的结果 (文：史式) 有些同志在别的问题上是很有群众观点的，但在评论石达开远征一事之时，却只见英雄，不见群众，群众观点一下子就丢光了。石达开初离天京时随身只带了数千人，但在安庆停留三个月以后，陆续前来投奔他的“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敬禀》)。试想，这“五，七万人”都是长了脑袋的，石达开私自出京，“誓去不回”，从有封建意识的人看来，应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大家避之犹恐不及，怎么会千里迢迢前来投奔他。即使石达开要闹分裂，要拆洪秀全的台，没有人跟随他，他也闹不成。我们如果只责备石达开一个人闹分裂，而看不到“五，七万人”的意志，看不到“五，七万人”的选择，那就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群众观点。 洪秀全发动天京内讧，自毁长城，使得太平天国几乎覆灭。石达开兴师靖难，力挽狂澜，才把太平天国从覆亡的边缘上挽救过来。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为当时太平天国广大军民所共见。所以石达开在回京辅政之时，天京全城欢声雷动，军民共上尊号，称石达开为“义王”。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即“共上义王尊号”一事表现了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民主意识----群众选择领袖，群众拥护领袖的意识，值得大书特书。 太平天国是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所建立德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只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封建专制政权，无民主可言。加之太平天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一直使用国家权力传布宗教，叫广大军民只信天不信人，生死祸福均由天父上帝作主，大家不必操心，因此民主意识更无从产生。如果革命事业发展顺利，没有碰上风雨飘摇的局面，广大军民可能不会多用脑筋，一切听命上帝。可是天京内讧以后，产生信仰危机。广大军民被迫进行思考，既然天父上帝不可靠，就应该跟随一个比较可靠得领袖才有出路。有了思考，才有选择，这是时势逼迫大家产生了民主意识，在洪，石两人之间，大家自然会选择石而抛弃洪。在天京军民欢声雷动共上义王尊号之时，洪秀全不免心惊胆战，觉得自己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石达开的威望愈高，他的猜忌愈甚，这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洪秀全猜忌日深，“疑多将图害”的时候，石达开一方不可能不考虑对策，从实力的对比来说，洪秀全处于劣势，完全不能和石达开相比，石达开要取而代之并非难事。但是这样一来就会再度内讧，威胁国脉民命，为石达开所不取，所以石达开的亲信张遂谋提出“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朝列”，“请旨上帝，南面称制”的建议时，却为石达开所谢绝。既然不愿取而代之，退而求其次，也可以用离京出征的办法来回避内讧。我们可以设想，张遂谋正是推动石达开离京出征的第一人，也可以说是广大军民劝说石达开离京出征的代表人物。离京出征一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石达开个人的想法，而是由他的亲信，他的部下，以至天国广大军民选择领袖争取出路的民主意识所促成的。 如果这件事完全由他个人决定，那他就会千方百计召回自己带来的四万靖难之师，而且还会争取许多友军同行。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他渡江北上时，只带了随身警卫队伍数千人。在沿途张贴表明心迹的《五言告示》中，还谆谆劝告天国军民“依然守本份，照旧建功名”，并没有鼓动大家脱离太平天国，脱离洪秀全。在离京出走这件事情上，有不少史料可以说明他的部下比他更为坚决，他之终于采取了这一行动正是由于陆续前来投奔的许多部下所促成的。 据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中说：“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足见该逆自相残害，众叛亲离，骈首受诛自不在远。”我们虽未查清“禾贼”为何人，但从“乘势逃去”一语即可看出这些人是对洪秀全不满，愿意前往追随石达开的。这样的“追兵”，不但不能阻止石达开的离去，一定会更加促成石达开离京不返的决心。 又据咸丰七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尚在安庆遵旨严密扼剿片》中说：“金陵贼首深防石逆并吞，城门仍是紧闭，而逃者益多，亦有往投石逆之说。”还有几件史料提到，自石达开到达安庆，天京及附近各县太平军将士千里迢迢前往安庆投奔者，先后有数万人之多。 最奇怪的，是清方私人记载中还有以下这样的说话：“石逆逃至东梁山地方，是处皆贼党，(石达开)劝令皆散去，其党不肯，仍从石逆往安庆，石逆不愿横行，故无动作。”(李续宾《李忠武公遗书 书牍 又复王观察》) 这一记载见于私函，可能有传闻失实之处，但既有此传闻，足以说明石达开部下中有不少人是主动要求追随石达开离京出征的。从整个事态发展来看，石达开的部下，广大的太平军将士主动促成了离京出征的行动，相对而言，石达开却处于被动地位。 当时形势的发展并不决定于洪秀全，如果能由洪秀全决定，而追兵又都听他的话，石达开早已被抓回天京杀头了；形势的发展也不决定于石达开，即或石达开想闹分裂，太平军将士都不愿意跟他走，他也毫无办法。对形势的发展真正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太平军将士。所以笔者认为：石达开之能够离京出走，以后又能组织一支庞大的远征军，是由广大太平军将士所促成的。石达开远征军既不是洪秀全意志的产物，也不是石达开意志的产物，而是广大太平军将士意志的产物。 回复 楼主：numzero 时间：2004-06-29 08:30:53 关于一段误导性极强的记载： “(石达开)至安庆，得陈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军已发，往告秀成。秀成曰：“吾既弃乡井，以图功业，中道易心，后世其谓我何？吾决不行，君自裁可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几为所误。”兵止不行。达开初谓二人必乐从，及皆谢绝，益失意。不能复还金陵，乃去皖，随行兵数十万，秀全闻而悔之。” 前文引述的德兴阿提到的石达开上天王奏的内容已经驳斥了这一记载，为了正本清源，再多说二句。所谓石达开欲拉陈玉成李秀成分裂遭到拒绝的说法，最早就是出自《太平天国战纪》中的以上文字。而《太平天国战纪》早为史学界公认是一部伪史料----它并非如作者所言，是根据韦昌辉嫡子所作《天国志》删订而成，而是民国人伪托古人所捏造。书中有许多绝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人的荒谬记载，这里不去一一指出，只举一个例子：《太平天国战纪》竟把韦昌辉的亲弟弟韦俊一个人的事迹分列在两个人名下----原来，他不知道太平天国诸王兄弟称“国宗”，故韦俊又称“韦国宗”，有时也被清方史料记为“韦国忠”如果所谓《天国志》如他所言，是出自太平天国自己人之手，断断不可能出现这种错误，而韦昌辉的“嫡子”，竟不知道这个韦国宗就是自己的亲叔叔韦俊，更是岂有此理的事。 《太平天国战纪》自民初以来影响甚大，谬种流传造成误导并不稀奇，奇怪的是建国后的许多史学家一方面认同了《太平天国战纪》是虚假史料，另一方面却照搬其所谓石达开意图拉陈玉成李秀成“分裂”遭拒的说法，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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