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后，老板、领家、嫖客造了不少谣言，如造谣说政府要把妓女送到东北配给煤矿工人，每个妓女配给10个伤兵啦，要把妓女送到苏联去啦，等等。——题记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
□搜图/文字辑录/白梅月下客
本文内容辑自孙树宏先生《烟花女喜获新生——北京封闭妓院前后》一文，有删节，小标题系辑录者所加。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半开始到第二天(22日)晨5时止，共出动2000多名干部和公安总队指战员，封闭全市224家妓院，收容妓女1286名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因为多种原因，人民政府并没有立即消灭娼妓制度，而允许其存在了一段时间。
1949年入秋以后，消灭娼妓制度的时机和条件渐趋成熟。
1949年11月21日下午4时，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妓院的决议，聂荣臻市长当即宣布立刻执行这项决议。从21日下午5时半开始，早已整装待发的2000多名干部和公安总队指战员，在接到命令后即刻出动，到第二天(22日)晨5时止，封闭了全市224家妓院，收容妓女1286名，均集中到一些较大的妓院内；将妓院老板、领家共424名，均集中到市公安局，待审查后处理。封闭妓院的战斗取得了完全胜利。市府公安局长罗瑞卿向市二届一次人代会的代表宣布：北京市从此再不存在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的妓院制度了。一千多名妓女从此跳出了火坑，获得解放。
市府封闭妓院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女性同胞的热烈拥护。
成立四个机构进行有关工作
北京市处理妓女委员会为全市处理妓女统一的领导机关
封闭妓院以后，北京市随即成立了四个机构以进行有关工作：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由市民主妇联(筹)、市府民政局和卫生局抽调80人组成，下设八个教养所。被收容的1286名妓女分别集中于教养所内进行学习和工作。
教养院院部(设于韩家潭)和各所均使用原妓院的房子。
第一所在满春院、明花院(均妓院名，下同)，所长刘克顿；
第二所在美仙院、星辉阁，所长贺文贞；
第三所在环翠阁，所长张青良、邢声。
这三个教养所均在韩家潭。
第四所在潇湘馆，所长曹世仁、李志仁；
第五所在鑫雅阁、鑫凤院，所长雪松；
第六所在美凤院、云香阁，所长张慧敏、戴立平；
第七所在泉湘班、鸣翠阁，所长常春竟；
第八所在凤鸣院、群青班，所长严苏、石德贞。
这五个教养所均在百顺胡同。
在封闭妓院以前即已决定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封闭妓院的第二天该院正式成立。
教养院的工作大体上分为三部分：
一是组织妓女(当时叫她们“学员”)们的学习、日常生活和疾病(主要是性病)治疗；
二是协助处理妓女；
三是组织妓女们进行生产，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市府工业局领导。
大体上前两项工作主要在教养院存在的前、中期进行，生产活动在后期进行。
北京市处理妓女委员会——由市府民政局、公安局，市民主妇联(筹)、市人民法院、市府企业局共同组成，是全市处理妓女统一的领导机关，办公地点设于市府民政局秘书室。该委员会除了负责处理妓女工作以外，许多同志又同教养院的同志共同负责了妓女们的学习、训练、治病、教育等工作。
审讯委员会——由市府公安局和市人民法院组成，负责审讯、处理妓院老板、领家。对老板、领家的审判是以市军管会军法处的名义进行的。
妓院财产管理委员会——由市府民政局、公安局的干部组成。该委员会只负责各妓院财产的清点、保管等项工作，并无对财产的处理权。下设五个组，第一至四组分管外二区前门外“八大胡同”地区各妓院，第五组管其他各区的妓院。初期他们主要进行了妓院房产及老板、领家和妓女的私人物品的调查、清理、登记等工作。
封闭妓院以后，又陆续零星收容了30名妓女，使被收容妓女达到1316人。根据对两个教养所的444名妓女的统计，18岁以下的有56人(最小者16岁)，18～25岁的226人，26～30岁的93人，31～40岁的57人，40岁以上的12人。据第一教养所对该所109名妓女的统计，粗通文字者4人，初中文化程度者1人，其余皆为文盲。
集中收容初期，妓女惊慌失措，普遍对人民政府怀有疑虑
恐惧甚至对立的心理，对妓女教育面临很大困难
广大妓女深受多重压迫，人不为人。绝大多数妓女坠入罪恶的妓院，都非自愿。根据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对1287名妓女的调查，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沦为妓女的有301人，被拐骗沦为妓女的有244人，自为游民而沦为妓女的169人，从小卖给领家(被卖原因不明)的157人，父兄不务正业而沦为妓女的151人，因婚姻不自由沦为妓女的118人，因遇灾荒沦为妓女的68人，因政治压迫沦为妓女的64人，因没落地主及破产官僚而沦为妓女的15人，其中因家庭经济困难沦为妓女者所占比例最大。
我们从以上的调查可以看到，妓女的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她们弃良从娼，实属被迫。但是，这些妓女终日生活在欺诈瞒哄、灯红酒绿之中，备受凌辱和压迫，因而也养成了许多坏习气、坏作风，如她们普遍具有享乐思想和游民习气，有些人甚至有流氓习性；一般都相信命运，不相信自己的境遇可以改变；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轻易相信别人；都比较世故，善于逢迎。
北平解放后，老板、领家、嫖客造了不少谣言，如造谣说政府要把妓女送到东北配给煤矿工人，每个妓女配给10个伤兵啦，要把妓女送到苏联去啦，等等，而很多妓女又都相信了这些恶意的谣言。
另外，对封闭妓院的行动，政府又不能事先宣布，所以，妓女们对被收容，事先毫无思想准备，被收容以后又很自然地联想到她们听到的那些谣言。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她们在被集中收容的初期，情绪极不稳定，表现惊慌失措，普遍对人民政府怀有疑虑，恐惧甚至对立的心理，特别是头等、二等妓女，对抗心理最强，因她们过去生活得不错，钱也有一些，还有人侍候。因为这种种原因，给教养院的工作人员对妓女进行教育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是，教养院的工作人员，怀着对同胞姊妹的深厚感情，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反复向她们说明政府为什么封闭妓院，认真、反复地解释人民政府对妓女的政策，批驳那些谣言，同时细致、周到地关怀、照顾她们的生活，解决她们的具体困难。如工作人员帮助有些妓女写家信，也发动有文化的妓女替其他妓女写信，帮助在妓院内有财物的妓女找回自己的物品，对个别有小孩又确无人照顾的，允许其将孩子带进所里，把有疾病的妓女送到医院治疗，等等。工作人员的苦口婆心、问寒问暖及言传身教，使妓女们感到了亲切、温暖和真诚相待，逐步解除了恐惧和对立心理，逐渐靠近了工作人员。同时，教养院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初步开展了对妓女疾病的检查、治疗工作。这些是从收容的第二天至11月25日的工作。
对妓女的学习教育工作从1949年11月26日起正式开始
文化学习受到妓女们的普遍欢迎
（庆祝新生）
从11月26日起，各所正式开始了学习、教育工作，每天上午上政治课，下午上文化课，有时还搞些娱乐活动。上政治课进行教育的内容，多半是讲故事给她们听，联系她们的思想与生活情况，结合故事的内容，揭露旧社会和妓院老板、领家的罪恶，鼓励她们敢于述说自己的身世，吐露自己的苦楚，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1949年11月30日以前，第三所已有20人主动找干部谈话，有的述说身世和痛苦，有的述说国民党军人和老板、领家对妓女的压迫情形，有的揭发老板财产的多少、在什么地方，有的建议不仅应没收妓院，还应没收老板家里的财产。擦油抹粉已成了个别现象，有的自动剪短了头发。
在教育方面，开始是选择一些女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的事迹讲给她们听，但效果不理想。后来教养院的工作人员就讲一些学员们易于接受的故事，如《一个下贱的女人》、《烟花女儿翻身记》、《赤叶河》、《白毛女》、《血泪仇》等，妓女们绝大多数都听得很认真。如讲《一个下贱的女人》、《烟花女子翻身记》时，因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同她们一样的人，很多学员感动得哭了。常常在上完课后，就有学员找到工作人员诉说自己的苦难经历。同时，教养院还组织学员们看戏剧、电影，如看话剧《日出》、评剧《九尾狐》，看到《日出》中“小东西”上吊和《九尾狐》中娟子死去时，有些妓女已经泣不成声。看完这两出剧后，妓女们一般在思想觉悟方面都有了大的进步。看了电影《中华儿女》、《白衣战士》和《爱国者》后，妓女们都很敬佩主人公的革命精神。这些形象化的教育，对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起了很大作用，成为启发和提高她们觉悟的主要方式。
在启发妓女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教养院的领导为了进一步教育她们，决定在妓女中开展诉苦活动。先是工作人员主动找学员个别漫谈，许多学员也纷纷找工作人员述说自己的身世和苦痛，接着让学员在小组中诉苦，然后找出受苦的典型，再到教养所的学员会上诉苦。因为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内容都是妓女们的亲身经历、亲受之苦，很快引起了广大妓女的共鸣，大多数妓女都诉起苦来了。诉苦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学员赵领弟说：“要不是政府救了我的命我早就死了。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参加劳动来报答政府。”教养院还组织学员们自编自演了话剧。她们把自己的经历编成了几个小剧，在1950年新年、春节作了演出；她们还在市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文艺处和闽剧表演艺术家洪深等的指导下，排演了话剧《千年冰河解了冻》，内容反映了妓院的内幕，揭露了妓院的黑暗和广大妓女的苦处。演出后，妓女博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
妓女们的文化学习，分为高、低两种程度进行识字教育。学员们学习情绪饱满，都很乐意学习。没有笔，有的妓女就用自己的粉写在地上，有的用手指在有雾气的玻璃上练写字。文化学习受到了妓女们的普遍欢迎。
在对被收容妓女进行教育的同时，市人民政府组织了六个医疗单位的57位医务人员(其中有22位大夫)，检查和初步治疗妓女们的性病和其他疾病。检查完毕后，一部分医护人员即回本单位，余下四位大夫、九位护士分成四个组，进行治疗工作。据检查后的统计，患梅毒者386人，患淋病者119人，患第四性病者10人，梅毒、淋病并患者378人，梅毒、淋病、第四性病并患者182人，淋病、第四性病并患者21人。在1310多名妓女中，性病患者占95％以上，慢性肠胃炎、结核心脏病、疥疮、鸦片烟瘾患者也不少。在突击集中治疗期间(约10天)，由13名医护人员共给妓女注射了13000针。值得记住的是，苏联专家杜必宁大夫曾数次前往帮助检查妓女们的患病情况。据档案记载，至1950年5月底，共花去医药费(按当时小米价折合)合小米116803斤，外再加700支青霉素。
安置妓女的工作实际上分三个阶段
人民政府收容妓女，是为了教育、改造她们，最终使她们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为此，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教育和治病之后，于1950年2月1日正式开始了处理妓女的工作。
全部处理妓女的工作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封闭妓院至1949年底，为个别处理时期，出所的多是有慢性病或怀孕将分娩者；
第二阶段是1950年1月1日至30日，开始处理妓女但方针尚不明确，出所的不多，以结婚或回家者占绝大多数；
第三阶段就是2月1日以后，为正式、大批分别处理时期。
根据《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第一届协商委员会所提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的精神，市处理妓女委员会先后定出如下几条处理办法：
有结婚对象且男方有负担学员生活之能力又非地痞流氓、领家老板者，双方自愿，可助其结婚；
有家可归且愿回家者，允其回家；
政治上有问题但无确凿材料者，只要有家可归或有结婚对象，亦可出所；
对领家兼妓女者，根据其罪恶轻重，或送公安局审讯，或允其回家，确实无家可归或无偶可配者，暂留妇女生产教养院从事生产；
对想回家看看，然后再回教养院参加生产者，同样允其办出所手续，将来回所时仍予收容；
无家可归或无偶可配者，除组织她们生产外并设法帮其介绍工作或对象。
在处理、安排妓女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采取了非常负责和慎重的态度，如对出所妓女的具领人提出了一些要求和限制等。
截至1950年6月5日，在收容的1316名妓女(小孩94人不在内)中，结婚的505人，占37.8％，回家的374人，占28.4％，参加剧团和医务工作的34人，占2.57％，送安老所的13人，占0.9％，妓女兼领家被处理的62人，占4.17％，计共处理了988人，占总数的75％。这时处理妓女的工作已接近完成。
到1950年6月6日，教养院内只剩下261名妓女，均系无家可归者。为了妥善安置这些无归宿的妓女，市人民政府早已决定为她们建立一个工厂。1950年春，市府民政局派人去东北购买织布机器。4月，民政局、教养院派出35名学员去清河制呢厂(现北京清河毛纺厂、北京制呢厂)棉织部学习技术，后又派一些学员去该厂学习，前后共计57人。到6月初，已有10余人能单独操作一台织布机。在当时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市府拨出专款为无家可归的学员建立了新生染织厂(一说为“新生棉织厂”)，在6月或7月开工，设于华兴染织厂附近，200多名学员分三班愉快地工作。
另据档案记载，至1951年7月10日，留在教养院总院(韩家潭)的67名妓女也大部分出院。从此，教养院的工作全部结束，圆满完成了历时一年又七个月多的光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