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考证编辑
帖二行九字，为苏东坡奉别友人郭功甫时所写手札。历代藏家对其评价甚高，见著于安岐《墨缘汇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李佐贤《书画鉴影》、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著作。李佐贤在《书画鉴影》中记载，这幅作品被录在苏轼、米芾的四幅手札合册中，四件作品中，“苏书尚完好，第二幅犹佳。”指的就是《功甫帖》。据马成名先生考证，这个合册被天津的银行收藏家许汉卿收藏，后经过装裱，四幅作品已经改装，这幅作品何时从许汉卿手中流传就不得而知了。2013年9月由上海藏家刘益谦购回。[1]
2创作背景
伪作《功甫帖》
3真伪之争编辑
事件过程
功甫帖
刘益谦称，在竞拍该作品之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称苏富比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进行研究讨论。他质疑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的研究方式，呼吁三位专家的研究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卖方苏富比方面也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轼的作品，并称“我方至今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於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伪本考证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对利用“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现象进行考证和研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3]
书写
通过考证发现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於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凌利中展示了《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对比可见，其书艺水平远远胜於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
单国霖在《苏轼<功甫帖>辨析》中认为，《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他认为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翁方纲题跋，单国霖从印鉴和书法两方面入手，判断亦为伪造。[3]
印章
上博研究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
这件拍品是一件立轴，在翁方纲的题跋之下，可见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会在《功甫帖》上留印。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引起争议。
先例
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上博三位研究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伪本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惺（1752－1823）的《诒晋斋摹古帖》，其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并非“明人伪本”。经过研究，发现此伪本的钩摹手法与《功甫帖》伪本如出一辙。晚清文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在当时已有指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4-5]
刘益谦声明
《功甫帖》真伪之争还在继续，2014年2月14日，刘益谦又特别向媒体发布声明称，他将2014年2月18日下午2时，在北京四季酒店，携带《功甫帖》与广大媒体朋友见面。现场将以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功甫帖》进行全面“体检”，同时也将公布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6]
全文声明如下：
拨开迷雾 正本清源
刘益谦
2013年岁末，上海博物馆在大众媒体《新民晚报》上掀起苏轼《功甫帖》真伪之辩以来，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各方面的主张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述。无论是严谨严肃的学术研究，还是随意随性的街谈巷议，或者是假模假式的高谈阔论，甚至是无凭无据的想象猜测，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均有足够的表达空间。即便有一些媒体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选择观点和表述方式上有或多或少的倾向性，但更多的媒体则是兼容并包，对各种意见一视同仁。[6]
作为《功甫帖》目前的拥有者，在这次波谲云诡的争论过程中，除了顶住来自不同层面的压力和不同程度的毁誉，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促使论辩回归理性、回归学术以外，所能做的其实很少。因此，我首先要感谢关注《功甫帖》并畅所欲言的所有人士，以及为各种观点提供发表平台的各路媒体人士。正是这种公开透明的辩论，让《功甫帖》的真伪无限接近了历史真相，也让我感受到了客观公正、不持偏见的善意，同时也不再纠结那些别有用心、无事生非的流言蜚语。
当然，我最想要感谢的还是海内海外、体制内体制外的专业人士对《功甫帖》所做的有理有据的学术研究。当初，上海博物馆方面把他们的研究结论，出乎意料地发表在大众媒体的娱乐文化版上，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很可能会超出学术论辩的范畴。幸好在舆论的敦促下，他们随即公开发表了学术论文，尽管是行文匆匆、自相矛盾的两种主张。[6]
此后，在短短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先后撰写了数篇分量充足、论述充分的学术文章，或者提出新的有力的证据、或者从既有材料的逻辑分析等各个层面，对上博的论点进行了冷静客观的质疑，向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鉴定家严谨负责的学术态度致敬。[6]
如今，不同观点的研究文字均已面世，孰是孰非、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相信明眼人和所有能够沉下心来进行深入阅读的爱好者，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面对这样一件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人物的墨迹，面对前辈专家学者所做出的严肃研究，无论是质疑还是致敬，都应该是慎重而谨慎的。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受益者，我们没有权利对祖先的文化遗产哪怕是无心地造成一点点可能的伤害，更何况是打着学术的旗号却没有行学术之实。我想，通过这次论争，如果能够引发对中国文化传承、古代书画鉴定、艺术品市场发展、海外重要文物回流等相关问题的反思，避免当下的浮躁和混乱的局面，这或许是除了《功甫帖》的真伪之外，最大的收获。[6]
中国书画的鉴定理论固然高深莫测，但其中不变的一点是要研究原作。老一辈鉴定名家之所以目光如炬，除了超拔的天赋，还与他们过眼并过手原迹众多不无关系。这次《功甫帖》之争，无论持何种观点者，绝大多数均未见过真迹。即便是观点绝对的上博方面，也只有最年轻的凌利中副研究员声称在苏富比人头攒动的拍卖预展中隔着防盗玻璃远远地看过一眼。有鉴于此，我决定携带原作，于2014年2月18日下午2时，在北京四季酒店（亮马桥路48号）与广大媒体朋友见面。这将是《功甫帖》在国内的第一次公开亮相。现场将以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功甫帖》进行全面“体检”，同时也将公布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欢迎各路媒体朋友和包括上博在内的专家学者出席指教。这次媒体见面会或许能够对“双钩填墨”之类简单粗暴的结论给予有力的反驳，但我并不奢望可以为目前的争论画上句号，只是期望能够拨开萦绕在《功甫帖》上的层层人为的雾霾，让大家直接感受原作的艺术魅力，让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深入下去。[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