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功甫帖》

苏东坡《功甫帖》，水墨纸本，尺寸27.9厘米×9.5厘米。二行九字。未著年月，为坡奉别友人郭功甫时所札。郭功甫，北宋诗人，一生作诗千余首，并著有《青山集》三十卷。诗风纵横奔放。时有“李白转世”之誉。

此帖见于安岐《墨缘汇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李佐贤《书画鉴影》、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书著录。历代藏家对其评价甚高，翁方纲谓其“神采奕奕，照映古今，信苏书神品也”，张葱玉则评日“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予以高度概括。

艺术贵在创新，能出新意。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善于在传统中变古为新，如同包牺氏画八卦、史籀创书体一样。苏轼作为北宋“尚意”书风的开派书家，继唐人“尚法”之后，开辟了宋代书法艺术的新天地，成为后世书家学习的典范。

苏轼在北宋是一位艺术全才，诗词书画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工，以其卓异的天资、高尚的人格、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历和对艺术真谛的执著追求，创造出旷达雄放，意趣天真的书法艺术风格。从书法造型上看，苏轼书法有以下特点：一是丰腴饱满，遒劲姿媚。二是字型偏扁，取欹侧之势。三是用笔上的偃卧手法。

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轼书法《功甫帖》被指'伪本' 成交价超5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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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安素轩石刻》中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左)、《功甫帖》钩摹本(右)

图②　《诒晋斋法帖》《刘锡敕》拓本(左)、“柱下”《刘锡敕》钩摹本(右)

 

图③　翻拍自苏富比拍卖图册，可见“轼”的勾不似自然运笔 乐梦融 摄

今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成交的苏轼《功甫帖》已抵上海，计划明年在上海龙美术馆公开展出。不过昨天，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向本报记者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

发现钩摹本出处

近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对利用“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位研究员的主要依据是，通过考证，发现近期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图一)，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凌利中向记者展示了《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对比可见，其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功甫帖》拓本反而较好地表现了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颇具几分苏字之豪迈风神。而《功甫帖》拍品，其用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知所措，如鼠迹乱窜，一派伧父面目，如此书艺，谓与东坡无一毫沾边。

研究员指出，钩摹本非出于自然书写，故书法审美的诸多要素如墨韵神彩、节奏韵律等皆无从谈起。细辨《功甫帖》钩摹本，其中出现了大量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运笔与笔触。如“轼”字的勾(上提处)，“谨”字收尾的横均能看到纰漏——原本属石刻、拓本自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大都在《功甫帖》钩摹本中尽量落实了。

研究员们认为，书法是笔墨与纸张的关系，石刻则是刀、石关系；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坏又涉及拓工、装裱的名家与否。总之，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与特点，即无法达到书家自然书写时的浑然天成，比如“牵丝”、“飞白”等。此件《功甫帖》钩摹本还是从石刻拓本中钩摹出，而非原作钩摹，书艺自然差之千里。

鉴藏印、骑缝章露出破绽

上博研究员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从(图①)可以看到，《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

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的书法存世较多，与这张拍品立轴上的翁氏书法差距甚远；这件拍品是一件立轴，在翁方纲的题跋之下，可见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但是，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

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很难相信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

上博馆员认为，钩摹本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俩。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钩摹苏字有先例

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

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馆，体现了许氏家族的爱国情怀。捐赠前，经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而《刘锡敕》系“苏书伪”。之后，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亦将《道祖帖》作为米氏真迹，认为《刘锡敕》属“明人伪本”。

上博三位研究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伪本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1752－1823)的《诒晋斋摹古帖》，其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并非“明人伪本”。经过研究，发现此伪本的钩摹手法与《功甫帖》伪本竟如出一辙。晚清文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在当时已有指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

经比对，《功甫帖》的钩摹者于书学的理解十分有限，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其“双钩廓填”技术与《刘锡敕》钩摹者相较差距明显，更加“如小儿描朱耳”(元人陈方语)。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露面《功甫帖》伪本百余年前就与《刘锡敕》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

最后，在研究中亦获知，李佐贤所见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四札有两大来源：即米芾《道祖帖》(现藏上博)为鲍漱芳旧藏，《功甫帖》钩摹本摹自鲍氏《安素轩石刻》，而鲍氏家藏苏轼《功甫帖》原作则不知所终；米芾《章侯帖》(现藏上博)为永瑆旧藏，《刘锡敕》钩摹本摹自《诒晋斋摹古帖》，永瑆家藏苏轼《刘锡敕》真迹亦不知尚存人间否？

又悉，上博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的共同研究成果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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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功甫帖》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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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画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画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牵丝写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 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画，再行上挑，殊不可解。以苏轼《江上帖》中“奉竭”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的“奉”字相较，此两帖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

　　《功甫帖》中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

　　苏富比拍卖公司2013年秋季拍卖会在美国纽约举行，拍品中有一件苏轼的《功甫帖》，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历史名书法家墨迹，颇引起世人的关注。

　　关于《功甫帖》是否为苏轼真迹，抑或是摹本，引发出不同见解。本文兹就《功甫帖》中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对《功甫帖》书法本体的看法

　　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

　　《功甫帖》，纸本，尺寸未详。行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根据帖后翁方纲题跋，考证此书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约熙宁四年至五年间(1071-1072年)奉别友人郭祥正(功甫)所书，苏轼时年三十六七岁，为他早年所书。苏轼弟子又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评苏轼书法谓：“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真卿)、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墨迹》)如书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治平帖》，用笔精致，有着取习《兰亭叙》的潇洒形态;书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间(1077-1078年)的《北游帖》，呈现瘦劲硬朗的姿态。《功甫帖》正书写于上二帖之间，书风近于《北游帖》，在清劲中已有转为丰腴的笔致。此几个帖可看作是苏轼书风转变前的风格。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论述“作伪和误定的实况”，指出：“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又说“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有时会将牵丝的笔画搞错。”同时，“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

　　《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徐先生说：“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

　　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黄庭坚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这些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故而往往左边笔画显得秀拔，而右边笔画有内收之势。

　　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缀，如李之仪所迹：“涣涣如流水”，取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最后一笔竖画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唯有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

　　此外，帖中有些字笔画出现缺口或微凸的墨痕，不像是一笔写出的形态。如起首“苏轼”两字中的“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果是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以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中题款来比照，绝无这种瑕疵。又第一行之“奉”字，撇笔起首回锋之尖端也很生硬，正如徐先生所道的摹写者往往“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这些很可能都非一笔写出，而是添笔填补后才出现不合笔顺的毛病。

　　另外，笔画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画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牵丝写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 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画，再行上挑，殊不可解。以苏轼《江上帖》中“奉竭”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的“奉”字相较，此两帖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

　　《功甫帖》中以上诸点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

　　苏轼《功甫帖》墨迹现知最早著录于清初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全文为：“苏轼功甫帖，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后钤四印。虽只数字甚佳。”现墨迹本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30页第19号同文印相较，印文相合，应为真印。墨迹本上尚残留有四印，即右上方钤朱文半印，残存或为“图籍”二字;右下方钤“□□世家”白文方印半印;左中部钤朱文长方印半印，印文不辨;左下方钤白文长方印半印，疑为“義”字，与安岐著录记载相符。安岐著录的有可能即是此墨迹。江德量、张鏐、翁方纲等人藏印都为安岐之后的藏印。

　　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

　　翁方纲题跋共三段，下部中间钤有项元汴藏印三方。右方第一跋署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其他二跋未署年。关于翁方纲题跋的文字，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苏书别功甫帖》相较勘，在字数和文句上有出入。

　　与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而同书中著录苏轼《复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故翁氏跋纸上项氏之印可断为后加伪印。

　　再谈翁方纲的书法，翁方纲有很深的书法根基和造诣，在书史上被誉为清中期四大帖学名家(即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之一。翁方纲楷行书根基于唐欧阳询和虞世南，尤其对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反复临写揣摩，同时也学颜真卿，吸收颜字的浑厚，中年以后形成成熟的书风。他的楷书瘦长紧劲，笔法较为清劲，较多取欧阳询法;行书结体清正紧结，而较多跌宕之态，笔法圆厚委婉，更接近于虞世南。

　　《功甫帖》后翁方纲第一跋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年58岁，为他中年时书。此楷书结构紧密收束，用笔较坚劲，尤转笔方峻。取他在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虞恭公温彦博碑跋》相较，结体亦瘦长紧结，然用笔并不一味坚劲，而融入了虞世南的清婉，二者小有差别。另以翁方纲也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书的《行书伏波岩题记轴》(故宫博物院藏)来比较，虽书体狭长，然笔法圆浑厚重，转笔委婉。而《功甫帖》中翁氏第二跋同为行书，结字偏于扁方，结构不稳，转笔方峻， 两者有较大差别。此外以相近时期的翁氏书迹来比对，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摹石经跋》、嘉庆元年(1796年)所书《行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行笔均丰厚，转笔圆婉，无峻刻之笔，与《功甫帖》中的第二、三跋之行书差异甚明显。如果说翁跋的楷书与翁之真迹书风尚相类，那行书跋就距离翁方纲的书体相去甚远。再则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翁方纲”白文印、“宝苏室”白文印诸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故我对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颇存疑义。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曾为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二位鉴定大师录入书中，都认为是真迹。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文字中明言他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40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的精致，能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他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书法卷》第323页里记载：“《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按语中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而清末李佐贤在《书画鉴影》里著录《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侯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即《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即《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即《章侯茂异帖》)字虽不多而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徐邦达先生文中没有明言他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

　　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老师，我岂敢有半分不尊重之意。徐邦达先生每次来上海博物馆观摩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陪同，并认真作记录。2000年我还与钟银兰先生携带米芾《章侯帖》和黄庭坚《小子相帖》前往北京，向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请教，二位先生都鉴定为真迹，并写了鉴定书，尔后此二帖都收购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重要藏品。在此对《功甫帖》提出我的看法，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一得之见，还请各方法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