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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古国万里献乐讨好唐朝
寻求军事庇护 缅甸古国万里献乐讨好唐朝
唐德宗贞元年间，位于今缅甸地区的骠国，组织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乐团，不远万里赴唐都长安献乐。
据《新唐书·南蛮下》，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关于骠国献乐的具体时间，《唐会要》卷100骠国条记：“贞元十八年（802年）春正月，南诏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骠国使者入境当在贞元十七年（801年）下半年。
骠国乐团大约于贞元十八年正月初（802年2月）到达唐都长安。乐团在唐宫廷进行了表演，受到了唐德宗和文武官员的欢迎。之后，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唐中央政府与骠国建立了直接的友好联系。
这次献乐明显是为了讨好唐王朝。从公元785年，具有政治远见的唐朝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展了一项劝南诏归唐的计划。至公元794年，南诏与吐蕃彻底断绝关系。同年7月，德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两者恢复友好关系。南诏异牟寻为了表示对唐王朝的忠心，于799年末派遣使团赴唐，随行有一音乐舞蹈团。南诏使团先至成都，音乐舞蹈团在成都做了表演。”韦皋观后，不觉新奇，便亲自帮助排演一出南诏奉圣乐，带去长安演出。异牟寻发现韦皋懂音乐，故令骠国国王派人前去向韦皋表演他从未欣赏过的骠国音乐和舞蹈”。
南诏让骠国献乐的原因，是由于南诏本国的音乐不够“新奇”，而骠国音乐却有新奇的功效。南诏可以借骠国音乐，表示对唐朝的忠心。
同为夷中乐曲的南诏音乐为什么会不够新奇？通鉴记有：“滋（袁滋，唐朝使者）至其国（南诏），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南诏的宫廷音乐舞蹈虽不同于唐朝，但由于与唐朝存在音乐上的交流，会或多或少留有唐朝音韵。故南诏乐舞不够新奇。后来骠国乐团在成都表演，韦皋观后“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我们可以从骠国乐舞的“异常”中反推知南诏乐舞的“不够新奇”。
为了以进献更新奇的乐舞来表忠心，南诏异牟寻“令骠国进乐人”。而作为奉命献乐的骠国，长期受制于南诏，自然不会心悦诚服。但凭骠国自身的实力还不能与南诏抗衡，因此要摆脱南诏的控制，必须借助于第三国的力量。
在当时，比南诏更强大的政权只有唐王朝，只有唐王朝才能充当南诏与骠国间的仲裁者。而在地理上，骠与唐之间隔着南诏，使得骠国缺乏与唐朝直接交流的机会。此次南诏要骠国向唐献乐，即提供了骠国与唐直接交流的机会。可以说，骠国向唐朝献乐不仅仅是听命于南诏而做出的举动，从中也含有借助唐朝势力去影响南诏，以使自己摆脱南诏控制的政治意图。所谓：“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所以，骠国献乐队伍是极高级别：以王子为首领，两位大臣陪同。
骠国通过献乐，获得绕过南诏直接与唐朝交流的机会，再在献乐的名义下，活动唐朝去向南诏施加压力，从而使自己摆脱南诏的控制。在当时，骠国的政治意图基本得到了实现。南诏在唐政府团结力量一致对抗吐蕃的要求下，撤离了入驻骠国的军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南诏对骠国的军事威胁，改善了骠国的政治处境。骠国外交策略无疑取得了成功。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骠国改善了政治处境，与南诏维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
骠国献乐通过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在政治上取得满意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