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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山,我的煤矿生涯（五） 七十年代初是青龙山煤矿鼎盛的时期，在我们入矿后不久的三月又有一批退伍军人也来到了青龙山煤矿，他们几乎全部来自一个部队，有两百多人，吃饭时排着队，除了没有领章和帽徽，俨然是一支正规军。我所在的四连也分来二十余人，他们也和我们当初一样，对下井有一种恐惧心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班上有个老同志脸有块黑色胎记，就像是梁山好汉青面兽杨志，有几个退伍战士，趁没人的时候跟上他，其中一人小心翼翼的问；“老师傅你脸上这块黑记是不是瓦斯爆炸时烧的？”弄的老师傅哭笑不得，面红耳赤地解释道；“这是天生的，别听他们瞎讲。”他们中有的人因为害怕跑回家去了。我们班的分来的三个人，其中王旭堂、王结银两个团员，吴天宝是党员。三月下旬的一天上中班，是他们第一次下井。王旭堂跟着班长下井，另外两个则找了个借口没有上班。王旭堂是个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忠厚老实的人，因为是工程兵出身，在部队也是打坑道的，对煤矿工作并不恐惧。第一次下井显得很平静，不觉得害怕，波澜不惊的度过了第一关。下班后回到宿舍已是第二天一点了，王结银还没有睡，旁边还有几个同乡战友，他们围住王旭堂，七嘴八舌的询问井下的情况，王旭堂把他在井下的感受和在井下的情况都一一告诉他们，聊了好一会儿才纷纷散去。有的人准备第二天就下井上班了，看来王旭堂的现身说法的作用比连长指导员的大道理还要大一些。第二天上班时班长叫王结银跟我一块儿下井。我那时刚下井才二个多月，班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顿时觉得自已也是一个老矿工了。王结银是一个面色黝黑的大个子，一进罐笼就紧紧抓着我的手，我能感觉到他的紧张。下井后我领着他朝巷道深处走去，由于巷道低矮再加上他身材高大，尽管我不断的提醒他低头弯腰，他那戴着安全帽的脑袋还是在棚梁上撞了好多下。到了采区，我们上小眼去干活，他则在小眼下呆呆的坐了一个班。因为是第一次上班，班长也太不计较。我们也觉得他下井时间长了就好了，第一次下井心情紧张也属正常。不知道他是头被棚梁撞晕了，还是我们满脸的煤尘吓着他了，第三天他就没有上班。当我们下班回到宿舍时他和吴天宝都没有睡，表情很紧张，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在熄灯后不一会儿，我还没有睡着，就听有人在敲玻璃，嘴里小声的喊起来，起来，快起来！吴天宝与王结银急忙的爬起来拉亮电灯，接着熟练地打起背包。这时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门口还有好几个背着背包的黑影，明白了，他们要离开煤矿煤矿。，这时王旭堂从床上坐起来说；“别走了，老战友就在这里干吧。”王结银回了一句；“你要干你就干，我是不干，我死也要死回家死。”和吴天宝及门外几个人连夜摸黑走到淳化镇乘车离开煤矿。因为白天走他们怕被煤矿阻拦走不成。后来吴天保还回矿上一次，来转他的党员组织关糸。那时煤矿纪律不严，你若是不想干回家就是，但关系还在矿上，要是在家里呆腻了再回来上班，好象领导也不管，就是没有工资，相当于请事假。旷工几个月寻常事儿，我们班就有一个工友，整整十个月没来上班。回到矿上照样上班。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要是在今天那是肯定不行的。煤矿的工作大多数是重体力活，不需要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精湛的技术，在这里什么汉语，外语，数理化统统用不上，倒是在学农，学工时学到一点劳动技能在这里能派上用场，(我学工时是挖防空洞)记得我第一次扒渣时，（扒渣就是将爆破后的碎石装车）用的是大号煤锹，装满一锹有30多斤，很费力气。刚装了三十多锹时，就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我探头往矿车里看了看，看看还差多少才能装满，副班长大声说道；“看什么看，还差得远呢！”我只能咬牙继续干，等到将一车装满时，我觉得腰疼得快要断了。扒渣真是一个人见人怕的活计。 还有一个容易受伤的工作就是撬矿车，一辆满载的矿车有一吨多重。要时矿车脱轨，就要用撬杠将它抬上轨道，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奏效。要是配合不好，很容易造成腰扭伤。我那时岁数小没经验，力气也没有师傅们那么大，每次抬车都是使尽全力，抬车没几次就将腰扭伤了，那时我才刚满16岁。痛得我是坐不得也走不得。睡觉也只能趴着。从此腰痛就一直陪伴着我。 那时煤矿的安全教育也做得不好，我们入矿后就没有上过安全课，初入矿时，就只听连长讲过安全生产条例，他只是讲井下有瓦斯不能抽烟，不能动火。这些我们早在电影《燎原》里就已经了解了。还有塌方，透水等危险。至于怎么保护自已免遭事故伤害，他一句没说。全凭自已的造化。其他方面的安全知识就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我入矿第一年，我们二营就发生两起死亡事故，第一起事故是在我入矿一个多月后，六连的一个李姓工友在上夜班时遭遇塌方，不幸遇难。他的同班工友，也是我们四中的和我一起入矿的高中学长。也是他第一天下井。目睹这幕惨剧，给他的心理造成很大的阴影。我们四连的这起死亡事故是一个意外，他既不是塌方透水，也不是瓦斯爆炸这类煤矿特有的事故。遇难的赵锡炎是安徽太湖县人，是七一年三月入矿的退伍军人，曾回家一个多月，后因家乡没有合适的工作又回到矿上，在我们四连七班当工人。当年的五月下旬的一个夜班，（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他那时下井不足半个月，不幸从负50米的运料小眼里坠落到负100米的巷道漏斗里。足足50米的高差，被摔成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年龄还不到25岁，他结婚还不到两个月。真是令人惋惜！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故，因为井下处处都有危险，稍不留神就有不测。在井下走路不光要看上面棚梁要不要撞头，也要留意脚下，一米多高的巷道里走路稍不注意，就会撞上棚梁，摔个屁墩儿，这还不要紧，最多撞个轻微脑震荡。而不足两米的巷道中间要是有一个一米见方，深五十米的大洞，掉下去了，摔不死也得是重伤。加上他下井时间不长，没有经过系统的安全教育，又是夜班，人容易犯困，诸多因素综合起来酿成这起悲剧。后来为了防止这类坠落事故的发生，在小眼中间每隔几米加一根小盘，因为要从小眼里要作为运输通道，不能加盖，只能出此下策。 就是加的这几根小盘又造成另一起悲剧。在巷道里推车也会发生事故，我们班在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三起一模一样的事故，第一起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起，71年4月下旬的一个中班，即将下班，我们将装满煤的矿车从支巷往大巷推。因轨道淹没在泥水里，不知是向左偏还是向右偏，退伍战士王旭堂推着其中一辆矿车走在中间，经过一段下坡道时大家一起松手，让矿车自由滑行，同时大喊；让开，让开。王旭堂就近往巷道一侧一让，身体紧贴着支撑棚腿，没想到轨道也偏向他这一侧，沉重的矿车将他挤圧在矿车和支撑棚腿之间。他惨叫着，声音十分瘆人，我们连忙矿车移开，把瘫倒在泥水中的王旭堂架起送往井口。一路上王旭堂那痛苦的表情着实让人心痛。升井后，救护车紧急将他送往煤矿医院救治。当时他和他的堂兄弟王化堂两人的新婚妻子正同时在连队探亲，住在用芦席搭起的临时棚子里，中间再用芦席分成两间。当夜雷雨交加，狂风大作，那间芦席棚被风吹倒了，王旭堂的妻子在黑暗中伤心的望着被两淋湿的铺盖一筹莫展。我们班的工友一起帮她将床铺搬到连部。这一夜真不知她是如何度过的。她的这种处境，我们也无能为力。天亮后，连里帮助她解决了住宿的问题。王旭堂经医院检查，断了好几根肋骨，应该算是重伤了。那时医院对肋骨骨折治疗没有什么好方法，除了吃药止痛外就是静养。王旭堂在医院住了不长时间又回到班上继续下井当采煤工了。当时工伤的人伤愈后后基本上都不下井了，即使下井，也是做辅助工，伤愈后还做采煤工的据我所知就他一个。可能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来在不同的地点，接二连三的又发生两起同样的事故，只不过受伤程度不如王旭堂那样严重。 当年还发生一起事故，受伤者就是和我一起入矿的小贾，小贾受伤那天我正好轮休不在班上，回矿后才知道他受了伤。是被石块砸伤的，我还到煤矿医院去看过他。被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伤愈后就到井上工作去了，我们在矿上经常见面，看不出有什么后遗症，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71年时，我们所在的大井有四个连上班。四连，六连，保障连，还有解放军的工兵十连，毎班下井人数超过150人。上下班时罐笼异常拥挤，。争抢罐笼的事时常发生。因为最先升井与最后升井的相差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先上井的洗完澡，后上井的还没进浴室呢。还是解放军纪律严明，他们从不与矿工们争抢，值得大家学习。我那时从不和大家争上罐笼，就干脆等到最后。省得在井口挨冻。我的中学同班同学苗长伟在五连的五号斜井上班，有一次下班他图省力和其他四个工友扒着装煤的箕斗车上井，箕斗车上井缷完煤后。牵引箕斗车的钢缆就断了。箕斗车沿着30度的井筒直接冲下井底，（这情形就像现在乘电梯上三十层楼，人刚出电梯门。身后的电梯轿厢就掉到了一楼）吓得五人目瞪口呆，半天才缓过神来。连长得知后对他们一顿狠批，每人都作旷工处理并扣除休假。小苗等人也接受处理。毕竞是违规理亏。因为他扣除休假不能回家，怕父母担心，托我帮他撒个谎。我休假时到小苗家，对他父母说；“小苗加班不能休假。” 二位老人也相信了。是的，家中有人在井下挖煤，若是到时不回家，亲人会为他的安全担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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