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管理为代表的“三分法”管理思维方式，能够使人头脑灵活，增强应变力，不论内外环境如何改变，总能在动态中维持均衡。
■ 文/柯树林
管理思维方式是人们关于如何观察、思考、认识、处理管理问题以及进行相应的判断、决策的基本的思维方法和态度。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它既反映出了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又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管理思维方式和管理价值观。
“三分法”思维方式应成为时代的主流
进行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大都发现中西方文化不是在某个领域或层面存在差异，而是在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都有不同的特征，这种全方位的差异，就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引起的，而这些方面无一不是管理问题或无一不涉及管理问题。
世界上管理思维方式可以归纳成三种：二分法、三分法和一分法。二分法的管理思维，以美国人为代表，凡事是非分明，讲求有力制衡，权利义务相当明确，有一定的途径可循，比较容易学习。但一旦形成习惯，一切按制度（或法律）办事，便不知不觉地脑筋僵化，应变力减退。当环境比较固定的时候（比如20世纪50年代是卖方市场，汇率、利率、价格等比较稳定）美国的经济遥遥领先世界，可是当环境在快速变动的时候，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因为其思维方式就决定应变能力比较差。三分法的管理思维，以中国人为代表，凡事是非不一定分明，不希望明显的制衡，没有一定的途经可循，注重修己，善尽责任，不容易学习，但形成习惯，会促进脑筋灵活，增强应变力，能够在动态中把握整体均衡。一分法管理思维，以日本式管理为代表，凡事以前辈或上级的是非为是非，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对外抗争，对内互助，以关怀消弭制衡。崇尚集体主义，缺少个人自由，容易学习，却很难真正做到，所以往往流于形式，特别是上级一旦决策失误，所付出代价太大。
西方“二分法”思维方式是由于西方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追求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实证研究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注重头脑，忽视心灵，其核心和根本特点是天人相分，用“二构成一”的观点，产生“分大于合”的理念。向外追求，强调斗争，重功利，追求生活享受，实用主义是贯彻于其文化始终的精神。东方文化（如中国、印度）的本质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三分化”思维方式也即太极思维方式，认为“一内涵二”，“合大于分”，“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了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总密码。阴阳不是孤立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动互变，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方法主要是直觉感悟，向内追求，崇尚和谐，其文化核心特点是“天人合一”，通过认识人体小宇宙，去推动对天地大宇宙的认识，阐明人活着的价值重在解决人类自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处之道和终极关怀问题。思维如果只是反映存在，便毫无意义，意识具有决定物质的具大能量，只有改变心灵世界，才能彻底改变物质世界。
“三分法”思维方式旨在悟道
西方哲人“一分为二”的哲学理论与老子“一生二”的理论，实际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分”是“一”的解体；“生”则是“一”的本身仍然存在，这个“一”在这个“生”之中仍然存在于“二”之内，因而才具有“二生三”的可能性，分与生一字之别，却揭示着两种不同哲学观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一”就是整体，就是“天人合一”的“一”。
“道”是虚的，是无形的，即“无极”，它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根本法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运行规律。从象数来说是“一”，从实体上说则是“元气”。无极生太极，一气化生出阴阳二气。在太极未生两仪之前，太极潜存有待分的两仪于自身之中，太极是一，也是三，当太极即生两仪之后，两仪内藏有已分的太极于自身之中，两仪是两，也是三。于是我们可以说，太极是一，是宇宙之三以一的形式表现；两仪的二，是宇宙之三以二的形式表现。宇宙始终都是三的。所以《易经》之太极生两仪式的宇宙创成论，用的尽管都是二分演进法，却不妨碍世界本性是三的看法。
“三分法”思维方式与中庸之道
中国人信奉儒家的“中庸之道”，不拘泥于那种“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思维方式，中庸之道从哲学方法上说也是“三分法”，但与前面所述重在明体，让人认识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旨在悟道不同。中庸之道侧重致用，让人们按自然法则办事，旨在修道。中庸之道是儒家所悟的“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所在，“中”即太极，也是古人所说的“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因而“中”本身就是函三为一的，是“执两用中”。“中”即合理，“无一事不合理之谓中庸”。如中原地区的方言，把“对不对”、“好不好”、 “能不能”、“行不行”等意思，都用“中”或“不中”来表达，只有“中”才好，“时中”指任何时候都要“合理”。要合理就必须把握好“时”和“位”，即时间与空间，时间包含了空间，显然更重要，所以，孔子说“时也，命也”。“时”指时机和情势，时机未到只能等，时机是不可以创造的，势是可以营造的，人通过长时间的布局之后就可以造势，形势比人强，人在情势面前只能顺势而为，而不能逆势而为。“位”指身份和场合，时机到了，身份不对、场合不对也不能表现。人在不同位置就要作出不同的表现，这叫“守份”。《易经》中的“天、人、地”三才之道，指的就是定位，比如一个组织有三个阶层（高层、中坚和基层）完全可以配合三才之道加以运用。高层主管应有道家的修养，要依天道有所不为而用天下，重点在“无”，贵在知人善任，而非事必躬亲；中坚干部要具备儒家的风范，依人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治天下，重点在“能”，必须持经达变，有原则地应变，而非听话就好、依法就行；基层人员则宜本乎墨家的苦行节用，尚同合作，重点在“有”，应该知法守法，一切遵照规定，不可擅自做主地乱变。高层要运用“三分法”秉承“阴阳之道”，中坚要运用“一分法”秉承“仁义之道”，基层要运用“二分法”秉承“柔刚之道”。
“三分法”在现实中的体现
“三分法”在现实应用中随处可见。比如：管理必须要有制度，但制度化的管理那绝对不是好的管理。因为，制度是根据过去制定的，它只能管到例行，管不到例外，而且，制度会让人僵化，使你动弹不得，所以，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来依理应变。在情、理、法问题上，西方是一切合法就好，一切靠制度，是非分明，我们是人本位，一切合理就好，圆满大于是非。必须注意的是：要由情入理，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们都只相信自己的理，不相信别人的理，特别是当一个中国人感到没有面子的时候就蛮不讲理。所以，要一个中国人讲理，唯一的办法是给他面子，“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果给面子还不讲理的话，最后才依法办理，事缓则圆。同时法也要合理，我们只遵守合理的法，而不遵守不合理的法，这就是为什么制度和法还要经常修改的原因，就是使它更加合理。因此，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记住：嘴巴只说情（说别人听得进去的话），心中想到法（把法当做腹案），中间一把看不见的尺就是合理解决。
中国人会同时讲两句矛盾的话，如一边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边却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到底是“过程”比较重要，还是“结果”比较重要，真是“很难讲”（即“三分法”思维），没有一件事情是好讲的。“很难讲”不是不讲，还是要讲。一般来说，做人讲究个“过程”，做事讲究个“结果”。话里有话，告诉你“随便”，实则不能太随便，自己要考虑清楚。美国人有意见就提，没意见就说没有，中国人不同，说没有意见，大多是很有意见的，因为，只有站在没有意见立场来发表意见就不会乱说，站在不要的立场来要就不会乱要。只有“慎始”才有可能“善终”，不慎始肯定不能善终。
“三分法”管理思维方式也可体现在西方沟通与中国式沟通的不同，西方人不在乎你怎么说，只在乎你说什么，中国人恰恰相反，不在乎你说什么，而在乎你怎么说，我们认为动机比行为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我们是一个比较注重“心”的民族，用心比努力重要。我们讲究的是对人要忠诚，不是对事忠诚，要以人为中心，不是以事为中心，心中要有老板的存在，心中要有职工的存在。
“三分法”管理思维方式，通常一方面给人缺乏原则、标准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又会给人圆融变通的感觉。中华文化的管理思维，可以使21世纪人类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得以有效地化解，这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很好地运用“二看成三”的管理思维方式，使大家更和谐、更愉快，也更有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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