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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之迷话之罘
于英滇
一、引言
之罘，春秋时期以前称之为转附，今称芝罘，俗称北岛。
古之罘，今称芝罘的这座海岛，山不高，岛也不大，无龙无仙，但却历史久远，名播华厦，有着诸多的千古难解之迷。
首先，转附、之罘、芝罘这些地名，就着实让专家学者们晕头，很难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其次，《汉书·武帝记》记载：汉武帝“幸琅琊，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山称万岁”这样言之凿凿的瑞祥，究竟是神迹，还是有人装神弄鬼？
再次，那最富历史文化与文字含义的“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究竟遗失于何代何年，现时何去何从？
再其次，历代帝王驾临之罘祭祀阳主，特别是秦始皇三登之罘之行，必然会按照其封禅与祭祀惯例，举行“瘗玉”等埋藏祭祀用器的仪式，但芝罘至今未闻有皇室青铜器皿，或者是“瘗玉”类文物问世。
最是令人费解的，是在两千多年前，之罘这所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欠缺繁华的海岛，究有何等的魅力，能令多代雄才大略的杰出帝王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孟子。梁惠王》记载：早在春秋早期，即在齐景公之先，就有齐国国君首开“登之罘、穷成山”之先河者。
另据《史记》与《汉书》记载，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曾经分别于公元前219年、218年、210年三次巡幸之罘；秦二世胡亥，也于公元前209年以帝王身份登临之罘（胡亥曾于公元前210年随秦始皇登之罘）；汊武帝刘彻，于公元前94年首以皇帝身份首登之罘等等。
之罘，自春秋战国到先秦两汉时期，不仅一次次吸引千乘万骑帝舆的大驾光临，也引无数的文人墨客来此探幽揽胜。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唐太宗的《春日望海》、杨师道的《奉和圣制春日望海》、张九龄的《奉和圣制早登太行山率尔言志》、韦应物的《石鼓歌》等的历史名人名篇中，都留下了他们对之罘的深切向往、颂扬与感怀。
之罘，诸如此类的迷团，如此这般的魅力，令人困惑，令人神往，也引人探究其中奥妙。
二、之罘，曾经是国内最大、最为典型的陆连岛。
之罘，四面环海，一径通陆。曾经有一条长达近两千米的狭窄沙埂，将之罘湾与套子湾泾渭分明地分成东西两个海区。沙埂小路随大海的潮起潮落而时隐时显。潮涨时的部分路段上，之罘湾与套子湾的海水对接互通；潮落之时，才能清楚地看出之罘有“一径与大陆相通”和奥妙。
公元前94年之前，也即汉武帝登临之罘之先，进出之罘的人们，包括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乘大海潮落之时才有出入的机会。公元前94年，为方便汉武帝登之罘，当地政府特地在通向之罘的沙埂上，大即自南向北大约三华里的沙埂最低洼处，修筑了一座石桥，命名为“三里桥”，也即当下同山高速公路“零点立交桥”的正宗先世。
西汉以来，之罘那座名称并不响亮、也不够文雅、甚至于还有些土气的“三里桥”，很少人会想到它竟有着两千多年的沿用历史。
之罘，中国境内最大、也最为典型的陆连岛，独具陆连岛特有的风姿和魅力，形成“风景这边独好”的特有神韵，独领风骚几千年，曾“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之罘，今天称之为芝罘岛。昔日的“一径通陆”，是如今的“环海路”。环海路不环海，道路两边已是大厦林立，横七竖八；之罘湾内港口与码头星罗棋布，犬牙交错。古之罘典型的陆连岛成，完全变成今天新芝罘典型半岛这般模样。
鸣呼，“俱往矣”！现代人填海造地的伟大创举，不仅改变了古之罘那“一径通陆”和“曲径通幽”的模样，也使整个之罘山体严重破坏，满目疮痍，甚至于是残不忍睹。让它彻底地失去了昔日的风范，真正成为了历史上的“昨日黄花”。
芝罘人宣告战胜了之罘，实现了“人定胜天”的伟大梦想！
三、阳主庙，中国宗教历史上古董级的神庙。
阳主庙故址，座落在芝罘岛驻军某部的营区内。庙址背靠芝罘主峰，面向浩瀚大海。历史上虽然久经沦桑，几经战乱，但今天仍然可见旧时山门和大殿轮廓，唯有明清时期的戏台建筑，仍然耸立在旧庙原址，而且维护完好。
关于阳主庙的古老，《史记。封禅书》有这样的记载：“八神将自古有之，其祀绝莫知起时”。
太史公一句“自古有之”和“莫知起时”，清楚告诉后世人们的是：远在汉代以前，人们就不曾搞清楚那阳主庙究竟建于春秋时期，还是夏、商时代，或许是更为久远！于现代人们的视角而言，远在西汉时期，位于之罘的阳主庙，就已经具有了古董级的考古意义。
阳主，或者称之为梁王。作为齐国“天、地、日、月、阴、阳、兵、四时”的八神之一，有资料称其在宗教神祗的层面上，主管水、旱、风、雹自然灾害，又分管稻、菽、谷、稷歉丰的神祗。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时期，可想而知，阳主断然是一位权倾朝野的神祗，又一定是最受人们顶礼谟拜的神祗之一。
阳主慨然是神界一位权重的神祗，因此不难理解历史上的齐景公、秦始皇、汉武帝等“数风流人物”频繁地光顾之罘的驱动力所在。不难想象他们祭祀阳主之时，一定是规模宏大、仪式隆重、神态壮严。他们或许是装模作样，或许就是在真心祈求阳主赐福，祈求阳主保佑风调雨顺，保佑国泰民安。
上个世纪末，大疃村出资易地新建的阳主庙，自然于古之罘神庙传承而言，可谓“功莫大矣”！
新庙尽管距离阳主庙旧址没有太远的距离，而且占地规模与建筑规模也大于原有规模。但新庙建成以来却鲜有信众与香火，更是截然失去了旧庙那种庄重与神圣的感觉与环境氛围。
四、康公墓，帝王名人中绝无仅有的高山之葬。
之罘山，又称老爷山。主峰海拔分别为291、4米，次主峰290、8米。
之罘山，因秦皇、汉武多次登临主峰而声名久播；之罘山，又因为有康公墓座落于次主峰的岩峰之上，为世人感到迷惑，也视为传奇。
齐康公吕贷（或称姜贷），生于公元前455年，是齐宣公吕积之子，公元前404年即位齐国国君。公元前386年，被齐国大夫田和废为庶人。公元前379年死亡，享年76岁。
令人不能解读的，是春秋“视死如生”的墓葬习俗下，帝国主义王死后，有深葬九泉之下者，有挖山为穴者，有树有封。唯独齐康公之山巅之葬，既违背当时的墓葬习俗，又极其相悖于古往今来的风水理论。离奇之处，在于这种高山之葬，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野史流传的资料表明：齐康公的高山之葬，极有可能是出于他“活着窝囊，死要传奇”的刻意安排。一座康公墓，承载着齐国政权“以田代姜”的全部历史。
齐康公作为姜氏齐国第31任国君，在他出生之时，姜氏齐国已经处于田氏家族实际控制之下的风雨飘摇之中。待到康公即位之时，姜氏政权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田氏家族只是迫于当时民心尚未守全归齐，又迫于不为周天子任命、也不被诸候国承认的政治压力，故其“以田代姜”计划，只能等待时机，等待“瓜熟蒂落”之时。
康公即位后，对自己所处政治傀儡的地位心清肚明。在回天无术的情况下，“识事务者为俊杰”，他索性得过且过，把国家一切大事全交田氏家族掌控，自己每日沉浸在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
康公纸碎金迷的生活方式，正中田氏家族下怀。殊不知田氏家族自田僖子乞起，就刻意在齐国经营“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亲民政策，至齐康公时已历时二百余年，逐步形成了“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的政治局面。当下时刻，田氏家族就是要求康公尽情的腐败，让他玩尽姜氏政权六百年来最后一点民意资本。
据《墨子·非乐》记载：“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针对康公的穷奢极欲，墨子为此提出了“非乐”的政治主张。在古齐国能搞起一个万人的大型乐舞团队，且如此奢侈之极，谁人能说康公不是天才！
公元前386年，田氏家族终于通过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方式，完成了齐国“以田代姜”的政权转移。
康公作为姜齐末代的亡国之君，在他被废为庶人“食一城”之后。民间野史传说，他生活在现芝罘区宫家岛一代。在他由贵至贱、风烛残年的最后六年时间里，曾经无数次登上之罘主峰，每每都是久久地西眺临淄故国。
康公死后，选择葬于那座他生前深情留恋着的山巅，除却“活着窝囊，死要传奇”的动因外，想必他死后还有登高致远，一如既往的眺望故国的设计，也不排除他内心里极端仇恨田氏政权的心理作用下，他要居高临下，亲眼目睹田氏家族如何从兴盛走向灭败。
五、之罘两碑，在中国文字与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历史上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统称秦代七大刻石。七大刻石中，之罘有着“七居其二”的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东汉以来称之为“之罘两碑”。关于两块刻石的具体年代、内容及历史背景，笔者曾在《之砗刻石与东观刻石研究》一文中有过翔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之罘两碑”的政治意义，司马迁《史记》中有过缜密的概括，无非是
“刻石纪功”“省览远方” “禽灭六王”、 “经纬天下”、“临古绝尤”等文治武功方面的标榜意义。而令许多历史学家疑惑的，一是秦始皇远离咸阳政治经济中心，三次东巡之罘之行，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迷，二是他在之罘一地，同时立起两块内容近乎相近的刻石，让人不能理解出于何种动因。 “之罘两碑”的文化意义，在于其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刻石记功”的先河，在于它是秦朝大一统之后“书同文”的重要标志，更在于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由籀书（大篆）到小篆、由篆书到隶书两大里程碑式的重要改革意义。
中国汉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汉字是由远古的象形（图画）字到甲骨文，由籀书（大篆）到小篆，然后由篆入隶，由隶入楷；再由繁体字到今天简体字的逐步发展历史。
据史料考证，“之罘两碑”、包括胡亥的“二世诏书”在内，从碑文到书体，均出自于丞相李斯之手。而李斯既是秦代“书同文”的主要策划者，又是该法令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而且还是汉文字由大篆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改革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
据史料记载，早在秦吞灭六国之初，秦始皇就责成李斯、赵高、胡母敬等人“据大篆而省改”，分别写成《仓颉》、《爰历》、《博学》篇，字体有别于大篆，所以称小篆，又称之为“秦篆”。三人中李斯最具文字改革天赋，成就最为突出。“之罘两碑”的书体，就是李斯由籀书到秦篆文字改革的具体实践应用。后人赞其“用笔劲秀圆健，结构严谨，为秦篆的代表作”。
鲁迅更是对李斯在文字改革方面的功勋大加褒奖。他在《汉字史贯要》一文中认为：“李斯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型，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同者，画一书体，作《仓颉》七章，与故颇不同，后称秦篆”。
又据现存《汝贴》之罘刻石拓本残片，能够清楚地看出，公元前209年，李斯随秦二世历亥再登之罘时，在“之罘两碑”上又加刻的“二世诏书”，使用的是秦晚期和汉代比较通用的隶书书体。
“之罘两碑”这样的秦代刻石，在同一时代、同一碑刻上使用两种书体文字，不仅能够佐证秦代文字改革的进程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使之“之罘两碑”更具突出的文化涵意。因此书法界公认“两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书法篆刻艺术之瑰宝。
“之罘两碑”历史上究竟被损、被匿？正史、野史说法各异，向来没有统一定论。
《金石录》卷三。赵明诚云：“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磨灭。独二世诏书二十余字仅存。秦篆遗文二十一字，云‘于久远也，如后嗣为……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后人凿石取置县廨。”
唐《封氏闻见记》卷八记载：“始皇刻石纪功………然而历代拓者接踵而至。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焚之。诳称：野火焚。由于残缺不堪摹拓，但犹有上官求请。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置县廨，需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安”。有学者认为上述记载的是峄山刻石的遭遇。
民间野史传说为：由于历代帝王将相及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当地百姓不堪其扰，于一夜之间尽毁秦始皇所立刻石。
笔者期望这桩悬案，有朝一日能够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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