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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吏治吏：法治的恶化
十字桀
用法令来对付熟悉法令的人，显然用一般方法是不可行的。为了对付这些兼有官府和豪强背景的吏胥，一个新的官员品种应运而生，集行政、监察、司法大权于一身，人们称之为酷吏。听上去这些人似乎并非善类，但他们的治理政绩是响当当的，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为这类人群列传。
西汉的酷吏，往往有立致太平的政声。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王温舒，他做广平郡都尉的时候，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任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义纵治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外号“苍鹰”的郅都做济南太守，如狼牧羊，郡内道不拾遗；尹赏任长安令，几个月后，本来嚣张的盗贼，死的死，逃的逃，长安顿时安定。其余诸人，大致如此。
他们整治官场的办法很简单，一个字——杀。河南太守严延年为了树威，把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河南人恐惧战栗，背地里叫他“屠伯”。一个朋友劝他杀戮太重，有伤仁德，严延年也置之不理。在他的治理下，河南野无行盗，庶几太平。
酷吏通常有清廉的好名声。腹诽罪的发明人，酷吏之宗张汤，死后遗财不到五百金；王温舒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郅都最有廉名，从不收礼，在官不拆私信，时常说，既然出来给国家做事，家里的事，只好不顾了。
酷吏最大的特点是和豪强作对，在平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美德。《史记》里第一个酷吏侯封，便是被吕后用来压制刘氏宗室的；《史记》里第二位酷吏宁成也是如此，皇帝委任他做中尉，便是专门让他约束宗室。其余如郅都诛戮济南大姓，行法不避贵戚，权贵都不敢看他；王温舒到广平，一下车便捉捕郡内豪强，连坐至千余家，往往族灭；张汤擅长排挫富商、锄灭豪强，整治诸侯王也是他的拿手本事。
在酷吏的治理下，一个地区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一个盗贼也没有；假如这样的情形扩大到一个国家，那应该是太平盛世了。尽管人类的政治从未曾达到过这种极致，但有许多次都相当地接近。战国时期曾有人这么描述过这样一副天堂景象：“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这不是文人虚构出来的世外桃源，而是儒家宗师荀子亲眼所见的大同社会，这个大同社会不是别的国家，正是素有虎狼之名的暴秦。不仅仅是严刑峻法的施政手腕相同，汉朝的酷吏连私人品性都很像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评价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称韩非子为“极惨礉少恩”，时人形容吴起“起之为人，猜忍人也”，而酷吏的一个“酷”字道尽这类人群的本色性格。某种程度上，汉朝的酷吏是商鞅的徒子徒孙，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秦吏如果在汉朝工作，都有资格在《史记·酷吏列传》青史留名。
酷吏出现的本意并非解纾民困，而是伸张皇威，建立秦式极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刘彻其实更认可法治，其在位期间，律令多达359章，大辟409条，死罪决事比13472事，法律之烦苛不仅远远超出汉高祖的《九章律》，也甚于秦朝律令。因此西汉正史中有传的酷吏十八人里，有十二人是汉武帝之臣。
小民从酷吏那里得到的好处，纵有也是暂时的。酷吏能去恶人于一时，却助纵恶制长命百岁，何况酷吏绝不是秉法之人。曾经有人问汉武帝的廷尉杜周，为何断案不遵循大汉刑法律例，杜周回答道：“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廷尉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连司法部长都无视法律，更何况其他人，酷吏往往善伺上意，便在于此。
严延年做官是在汉宣帝时，由于治郡有方，各地曾纷纷模仿。然而不出数年，老百姓更加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无可奈何，重视酷吏的风气，便渐渐止息。因为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这个朴素的道理，汉初的统治者早就明白了。
萧何死后，曹参从齐国丞相升任汉朝相国，离开前特地交待接他原任的人，千万别去干涉牢狱和自由市场。后任感到很不理解，难道狱市这么重要，值得去特别关照？曹参说：“这你就不懂了，这两处是龙蛇混杂的地方，社会不安分的人就在里面藏身混日子，任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你去整顿，他就无处可去，只好铤而走险，所以我预先告诫你。”汉宣帝初政苛察，后来渐渐和缓正是此理。
秦国吏治的恶化过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规律。战国时期，秦政府依靠一丝不苟的法令执行，完成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役，一项项规模宏大的工程。荀子对秦国进行考察时，盛赞官吏廉洁奉公，不走后门，政治环境良好。秦国能统一中国与这种高效的官僚体系也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一旦艰苦的战争岁月结束，这些人便在温床上腐化享受。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中，帝国各级政府里的成千上万个吏胥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吏员阶层谙熟自己部门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了解辖境的历史和现状，精通官场的微妙关系和种种习惯做法。他们一般终身留在居住地，也不会随便离开自己就职的部门，有的还子承父业，世袭罔替。他们除了精通公开的律令条文以外，还了解不少内部流通的知识和数据，其中大部分没有书面记录，仅靠口耳相传，对外界更是秘而不宣的。
古代一般有不成文的规定，地方官不许在本乡本土为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受法令，而吏胥和衙役们通常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消息灵通，他们是活的教科书。秦吏第一次接受的教育是严格法令和职业操守；在人间大学的再教育，学到的是官场摸爬滚打技巧和贪污渎职的风气。
这就是当代人吴思总结出的新官堕落定律，刚刚提拔任用官员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等他们当官当久了，全都变的奸诈而贪婪。从刑罚苛刻的关中本土下放到东方的花花世界后，秦吏发现钱财原来是非常容易获得的，只要拿手中的权力做下交换，金银珠宝自然有人奉上，有权没钱，浪费资源。以前油水干枯的日子简直是猪狗过的。于是腐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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