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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之名起于明代。检索《明宪宗实录》,卷三是“成花二年五月辛未”条所录巡抚陕西副督御使项忠奏疏中提到：“此有兵部以河套虏众谋欲犯进”。关于河套的地域范围，明清史籍多所载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6《河套地广袤略》曰：“河套东至山西偏头关地界，西至宁夏镇地界，东西两千余里；南自边墙，北至黄河，远着八九百里，近着二三百里，惟黄甫川稍近”由此可知，古人所谓的“河套”地，实指历来习称的河南地，南限于明代长城。 本文所论述的河套范围要比古人所谓的“河套”大一些，总面积约为13万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37〇35∕?1〇2∕；东经106〇—112〇，地跨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部分地区，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四面环山，东北西三面环河。西面贺兰山、北面阴山、东面吕梁山、南面横山，构成河套地区南北略长的距形轮廓。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地壳运动造成贺兰山东侧，阴山南侧的巨大断裂带，因地势低洼，黄河循此流动。山洪冲积扇与河水冲积形成带状平原，河套中心地位，即鄂尔多斯高原或称鄂尔多斯台地。台地上有一些河流注入黄河，成为外流河，另一些河流为内流河，也是季节河。在古代，鄂尔多斯湖泊星罗棋布，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干燥加剧，湖面缩小，陆续干涸，仅存湖泊皆为咸水湖。 山地、河流、平原、丘陵沟壑、沙漠共同构成现今河套地区的地表形态特征。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移民也同时进行着。为巩固新开辟的国土，抵御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侵扰，汉政府实行移民屯田，兴修水利的系列工程。元朔二年（前 127 年），卫青等人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建立朔方、五原郡，调动大批军民和物资到西北去。据《史记·平准书》载：“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④[《史记》卷 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21 页。]当时适逢东方饥荒，于是就大量移民西北。“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费以亿记，县官大空。”⑤[《史记》卷 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22 页] 这种情况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不可能长久维持。实行屯田，使西北军民实现自给显得十分必要。可是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雨水稀少，在这里屯田，首先就要解决灌溉问题，于是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西北展开，东到河套一带，西至河西走廊最西边，都有西汉军民在垦殖。 “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史记》卷 29《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39 页。] “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汉置县，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③[《汉书》卷 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770 页。]《史记》所言这一屯田带，北端应起于朔方郡之三封、窳浑二县，再沿黄河西岸上溯，经北地郡之灵武、廉县、灵州，安定郡之鹑阴（县城故址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金城郡之媪围（县城故址在今甘肃皋兰县东北），南至于令居。令居即今永登县，在今兰州市北，滨庄浪河东岸，其东北方向是坐落于黄河西岸的景泰县城，景泰县城东北方向是坐落于黄河北岸的中卫县城。现在由于腾格里沙漠的扩展，这几个县都成为沙漠化严重的地区，屯田带北端之三封、窳浑等县城及辖地，今已覆盖于乌兰布合沙漠之下。而在汉代，这一迤俪千里的狭长地带并不存在荒漠化问题，所以能够“往往通渠置田官”。“往往”此处可解作“处处”。田官是主持屯垦事务的官员。银川平原上有他们住所遗址，即所谓的“典农城”，是西汉农都尉冯参所筑。有南北二城，南典农城当时为灵武县治所，地望在今青铜峡市境；北典农城在今永宁县境。今永宁县境还有上河城遗址，西汉上河农都尉治此城，主持当时北地郡境黄河以西即今银川平原上的屯田。这里是西汉最早的屯田点，也是我国最早开辟的引黄灌溉农业区。[王天顺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446页。] 秦汉以后，历代都在这里移民、浚渠、屯垦，留下许多古渠遗迹。有些渠道历代相传使用。今宁夏平原上能明确其路线大致分布的有： 秦渠：在较早的文献中，很难找到秦朝在这里兴建水利的记载。但秦在此开渠的传说却有流传。相传宁夏平原黄河以东的秦渠，就是因为它凿于秦而得名。秦渠又名北地东渠（关于秦渠之名，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它起于十九世纪，是秦家渠的简称。秦家渠最早见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文用）形状》：“开唐来、汉渠、秦家渠。”公元1504年《宁夏新志》：“秦家渠，古渠名也”。公元1664年左右成书的《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十一》：“秦家渠，在黄河以南”。公元1820年《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宁夏府》：“秦家渠，在灵州东，亦曰秦渠，古渠也。”秦渠之名始见于此。公元1926年《朔方道志.水利志》：“秦渠，一曰秦家渠，相传创始于秦。”公元1936年《宁夏省水利专刊.各渠考述》，在照引《朔方道志》以后，特地注明“至秦代何年？无从考究”。）据说这个名称也与它位于北地郡的黄河以东有关。历史上北地郡的建制，虽然一直延续到唐，但其辖地达到宁夏平原的，只有秦汉时期的北地郡。秦渠凿于秦朝，还是可能。（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145页）。据说秦还在河西穿凿渠道，后人称为北地西渠。 汉渠：相传汉武帝时开凿。这条渠道的引水口在秦渠渠首上方，它绕过秦渠的南面和东面，到富平北面回注黄河。《水经注》引《地理志》：“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这条河沟指的应是汉渠。（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147页）《新唐书》提到，吐蕃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据《元和郡县图志》，汉渠在灵武县（唐代灵武县治所大致在今青铜峡县北部）南五十里。溉田五百余倾。 汉延渠：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由郭璞主持穿凿。相传它是在原来北地西渠的基础上延展而成。 光禄渠：光禄渠（关于光禄渠，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光禄勋徐自为主持开挖。）在汉代已有渠名，一直保持到唐代。《旧唐书.李听传》载,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灵州大都督长史、灵盐节度使李听为了用屯田“以代转输”，主持疏浚了“废塞岁久”的光禄渠。汪一鸣则认为，从其地理位置和地貌条件分析，光禄渠原始渠道当是宁夏平原最早修建的一批渠道之一，即大概公元前118年前后修建的，而其得名则很可能与宣帝时曾任北地郡太守的张延寿有关。延寿原任光禄勋，其父为武、昭、宣三朝元老张安世，先后任尚书令、光禄勋、大司马、车骑将军等职，封富平侯；其祖父张汤则为武帝时代著名的御史大夫。尚书渠、御史渠等也可能是张延寿浚修后命名的。（汪一鸣《汉代宁夏引黄灌区的开发》载《水利史研究成立大会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两汉以后的历代典籍对河套平原灌渠也多有记载。成书于公元六世纪的《水经注》，指出河套平原上原有的引黄渠道，“所在分裂，以溉田圃”。[郦道元《水经.河水注》]《魏书》明确河套平原上的旧渠堰“上古所制，非近代也”，[《魏书.刁雍列传》]上古可能指两汉。公元九世纪初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记有“汉渠”、“御史”等渠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旧志还明确指出，光禄渠“本汉时道河灌田之处也”，汉延、唐徕皆为“汉唐旧渠”。[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四 近年考古发掘表明，两汉时期河套平原的引黄灌渠是确实存在。 例如在布隆淖附近的汉代古城“临戎”曾发现制铁遗址[见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一文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作坊显然是为当时戍边制造兵器和农垦服务的。197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征集到三方西汉官印。其一是“西河农令”印，出土于伊克昭盟杭锦旗霍洛柴登公社的一座汉城遗址，这一遗址周围还有大片墓群，考古工作队在附近发现的干河、草滩、沙地中还发现有铁农具等遗物。可见这一带在汉代是宜于农耕之区。位于今伊盟准格尔旗纳林乡北境的美稷县更是以富产糜子而得名。另一方官印是“中营司马”，是农都尉的助手。第三方是“汉匈奴栗借温曷鞮”印[见陆思贤《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文物》1977年第5期]。这些官印的出土恰与文献“通渠置田官” [《汉书》卷 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770 页。]相印证。侯仁之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一文中说：“可以设想二千多年以前，汉代最初的移民正是在这一片原始草原上，把一望无际的处女地开垦了起来，但为了保证收成，还必须进行人工灌溉，可惜的是历史上关于当时灌溉工事的记载很少，偶有记述，也很简略”。“在野外考察中，曾经注意寻访汉代渠道的遗迹而一无所得。这或者是由于后来流沙的侵袭，古道已被掩埋，或者由于强烈的风蚀作用，至遗迹泯灭，不可复见。将来如果能够进一步详细考察，或许仍有可能发现一些汉代水利设施的旧迹。（根据《水经注》的记载，确定知道临戍城北有人工渠道向铜口东出，引河水以灌田。由此推测，从何西开渠引水关天，也是有完全可能的）”至于引山泉灌溉，今在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尚不乏其例（今陶升井以西约60公里,山麓之下有毛道囫囵农场,引山泉溉田达两千亩.）古代阴山林木丛茂(《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引郎中侯应言：“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产于依阻其中，治作弓失，来出为寇，是其园囿也。”)，水土保持条件较今日为好，估计山泉流量较今日为大，因此引山泉以灌田也是完全可能的。” 据居延出土的汉简中的记录材料，可知汉时河西屯田士卒中分为“田卒”和“渠卒”，可见当时在军事屯田任务中，有一部分士卒是专门负责开渠灌溉的。 另外，陈桥驿著的《水经注研究》一书中，也肯定了窳浑县古城北面的奢申泽，“在西汉时代为一个繁荣的边疆垦区提供灌溉的大湖”。 秦汉开渠灌田的经济效果如何？史载，昭宣之际，边郡安定，经济繁荣，“边城晏闭”，“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西汉末年，马援在北地“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后汉书.马援列传]看来这里农牧发展良好。公元一世纪初，张戎言：“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汉书.沟洫志]这里当然包括河套地区的，因此可以说，河套地区的引黄灌区的经济发展是很有成效的。但一代史家司马迁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灌田，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用各巨万十数。” [《史记》卷 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24 页]有人凭此认为朔方水利完全失败，事实并非如此。“功未就”灌溉预期效益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可能有以下推测：其一是，黄河主河道摆动、主流常变使渠口引不上水或者引水不足；其二是，主渠工程完工，田间配套工程没有给跟上，排水无出路；其三是，灌溉方法不当，因这里的土壤含盐量过大，在未经灌淤、洗盐压碱之前，作物生长不良，产量不佳；其四是，因渠水含沙量大，渠系易淤，如无科学管理就得不到稳定的灌溉效益。如番系穿汾河渠后，“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废。”[汉书.沟洫志]河套平原上的许多渠道也必然会遇到这样的困扰。 但这毕竟是发展中的问题。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亲率群臣百工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影响极大，此后“用事者挣言水利，朔方、河西、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①[《史记》卷 29《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14 页。] 掀起了一股兴办水利的热潮，司马迁也赞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为武帝时期西北等地灌溉事业的成就作出了总结评价。 秦汉河套灌区农业开发有什么历史意义？发展水平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综合分析，得以略见端倪。 秦汉开发河套地区的经济得到的直接好处是：首先是节省了从内陆转输的消耗，促进边境经济的发展。西北屯田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秦汉王朝在解决边疆问题时，粮食供应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李斯说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贾谊也说：“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能致也。”[《新书.属远篇》]主父偃说的更具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汉书.主父偃传》]。元朔二年汉武帝派兵“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中国缮粮馈道，远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大司农”。[《汉书.食货志》] 这些说法都说明进行军事行动、修筑、戍守边塞都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从内陆转输耗费巨大。而秦汉在西北地区的屯田恰节省了内陆转输的劳费，发挥着经济补偿作用。可以说，西北屯田基本上解决了戍边士兵的粮饷供给。赵俪生先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根据汉简记载，计算出敦煌屯田亩产量为0.7石，人均垦耕34亩，人均得谷24石。一个田卒一年的口粮21.6石自给而稍有余。[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71页]这反映了西北屯田的一般水平，而河套地区地理位置偏东，又有黄河穿过，引黄灌溉更是方便，因此，河套地区的屯田也应符合其状况，而且可能会高于这个数字。如果加上种子、农具、耕牛及田卒衣物，一个田卒一年所得除去口粮好像所剩无几了。但其口粮若是从内陆转输，其耗费要大过口粮的十倍。 此简说明内郡遇有灾荒，则调边郡屯田之积谷以资救济。 其次是移民实边及屯田开发加强了边塞的军事力量。两汉时期，西北边塞上有三支可以相互配合的力量：第一支是边郡部都尉率领的障塞戍卒。他们分布于城障亭隧之中，以“候望为职”（224.6），观察敌情；并按时巡查边塞“天田”，察看是否有人“越塞兰出入天田迹”（6.7），汉简称为“日迹”。第二支是边郡之屯兵。高帝时傅宽“徙为代相国，将屯”，颜师古曰：“时代国常有屯兵以备边寇，宽为代相，兼将此屯兵也。”[汉书.傅宽传]景帝时李广“以边太守将屯。”[汉书.李广传]汉简也有“将屯要害处”（242）的纪录。[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由太守和将军所将之驻扎于边郡要塞处的屯兵，是经中央调动而驻于边郡的出击部队，其来源或为郡都尉所统之正卒中的骑士、材官。第三支力量就是农都尉所统之田卒、戍田卒。赵充国说：“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汉书. 赵充国传]田卒因参加防御，就应给他们配备武器： 田卒魏郡贝丘武□里李年藁矢五十 “藁矢”、“枪”为边塞守御器，汉简多有记录。据记载，边县之民每户有一人要“具弓弩”，随时准备应敌。编户如此，田卒更不会例外。西北边塞线上亭隧相间，其要害处驻扎着供出击之屯兵，其内侧又分布着庞大的属于机动支援力量的屯田卒，汉边塞真乃可守可攻，屯田卒在巩固边防上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63--6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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