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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疍家人 1951年~1959年，21900人；1960年，1978人；1961年，4213人；1962年，1765人……这一个个数字背后，是长期飘摇于珠江之上的疍家人上岸定居的故事。从1951年~1965年，共有近5万疍家人上岸定居，占了昔日水上居民的一大半。珠江上持续数百年的“万艇云集、浮宅连片”的情景从此几近消失，弃舟上岸的疍家人开始渐渐融入主流社会生活，尽管适应的过程十分曲折。 说起疍家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想起美味的艇仔粥，悠扬的咸水歌和俏丽的水上姑娘，很多人甚至把他们浪漫地呼作“海上吉普赛人”。然而，这些美丽意象的背后，是近乎百分百的文盲率，70%的患病率和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上岸，意味着同祖祖辈辈沿习下来的习惯告别，同时也意味着与这些恐怖的数字告别。 水上城市 小艇三万艘 疍民十万余人 任何一个看过七八十年前珠江老照片的人都会对江面上密密匝匝的小艇印象深刻。这些小艇名目繁多，有住家艇、搭客艇、运货艇、捕鱼艇、小贩艇、“客栈艇”，甚至还有供人参神拜佛的“神道艇”。民国年间，著名学者陈序经曾就广州的疍民做过非常详尽的调查，据他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所述，当时的珠江上，东起猎德涌，西至白鹅潭，大约有三万多艘小艇，其中又以海珠广场至大沙头一带最为密集。用另一位著名学者伍瑞麟先生的话来说，密集的住家艇使过往的船舶“几无立锥之地”，可见当时江面之拥挤。 这些小艇构成了疍家人的“水上城市”。说起疍家人，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些故事，比如，据传他们是古越族的后裔，是珠三角历史最古老的原住民；他们当了几百年的贱民，不能与陆地住民通婚，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全在水上进行，偶尔上岸走一遭，连鞋也不许穿；他们还有好听的咸水歌、美味的艇仔粥和疍家姑娘俏丽的笑容这几大标签，初来乍到的洋人为此常发出“他们的生活充满诗意”的感慨（见《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然而，略知底里者的人都明白，一家老小蜗居一船，昼夜劳作，仍难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实在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渔舟唱晚之类的悠然自在，多半只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疍民遭遇欺压勒索、甚或死于非命的报道，则时常见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报的报端，民国政府为此于1934年专门颁发了《严禁压迫疍民恶习》的训令，但时局扰攘，其效果实在令人存疑，而当时疍家人近乎100%的文盲率、70%的患病率以及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更将其生活的残酷一面显露无疑。 那么，当时整个广州城到底有多少疍家人呢？1932年，广州市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疍家人也被纳入了调查范围，单列为“水上市民”。根据水上警察局的报告，从1928年到1932年，广州的疍民人口数量，约在7万左右。不过，按照伍锐麟先生的说法，这个数字其实是“缩了水”的，报了户口就意味着要纳税，哪一家会傻到完全如实申报呢？据他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数据推测，广州至少有十万疍民，而当时全城总人口也不过百万左右，也就是说10个市民中，就有一个是疍家人。对此，老先生不禁感慨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惊的数目啊！”这个数字之所以可惊，是因为他经过详尽的社会调查之后，发现疍民的生活实在太困苦了。 建国伊始 专设珠江区 疍民有份参政 翻开古代和近代的地方史，你会发现，作为被排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贱民，疍民千百年来几乎与政治绝缘，他们虽然缴纳着沉重的渔税，但根本别想参通过科举考试入朝当官；到了清朝，雍正帝虽然豁免了他们的贱籍，但他们要想去考科举，仍有极端苛刻的限制。疍家人里头也有很多不甘久居人下之辈，他们选择的“晋身之道”大多是去做海盗，清朝嘉庆年间的番禺疍家仔郭婆带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由于他水上功夫了得，对手下小弟的管理也十分严明，官府一直拿他没办法。他还酷爱读书，日常起居的海盗船里摆满了书籍，船舱上则挂了副对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寥寥十六字，说尽了疍家人的千年委屈，郭婆带真不愧是个有文化的海盗。 辛亥革命之后，疍民在名义上算是与陆上住民平等了，1932年官方在调查全市人口时，还专门发出了《告水面居民书》，告诉他们：“忠实填报人口，才能获得市民和法律的权利。”但“市民权利”几个字说起来好听，落实起来就不易了。就拿1934年广州选举市参议员这事来说吧，有很多疍民要求成立水上自治区，方便他们参选，但这一愿望压根就没有实现，官方要求他们回各选区参加选举，在饱受歧视的现实情境下，疍民成功参选的概率几近于零，平等权利成了纸上画着的大饼。 直到新中国成立，疍民才真正赢得了与他人平等的法律权利。1949年11月，广州市委着手建立各区人民政府，为疍民专设了一个珠江区，其辖区卫东起猎德、西至白鹅潭的珠江江面，1951年中，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召开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规定疍民代表必须占到一定比例。1953年，珠江区还选拔了80多名疍家青年进入了政府部门，疍民里千百年里第一次出现了这么多“当官的”，想来，这一事件在当时一定颇有轰动效应。 其实，相对于参政来说，对疍民生活改变更大的是水上学校。从1950年到1955年，珠江上办起了8所水上小学，1950年，只有30多个疍家孩子入读，到了195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000多个，占到了适龄儿童的一半。记者翻到了几张水上学校的老照片，一艘高两层的木船就是一个学校，木楼梯下停着一艘艘疍家小艇，宽宽的甲板充作操场，供孩子们嬉戏。简陋的水上学校深受疍民欢迎，他们给孩子们穿上过节才穿的光鲜衣服，高高兴兴送他们登上学堂的木楼梯。 艰难适应 疍民上岸定居 历时30年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已有疍民开始上岸居住了。他们将打捞来的废旧木料聚在一起，在江岸边的空地上盖起一个个窝棚，一家挨一家，形成一个个简陋的聚居地。伍锐麟先生就曾对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对岸沙南（二沙岛附近）的疍民聚居地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发现多数疍民每家都有一到两艘小艇，但他们大多在晚间居住于窝棚（疍家人称之为水棚）之内，当然也有人喜欢住在艇里的，伍先生因此将他们称为“两栖人类”。 然后，这样的上岸居住并不能称之为定居，因为多数疍民的生活空间主要还是在水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疍民才开始大规模上岸定居。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广州，指示做好水上居民的上岸定居工作；1956年9月，广州成立了水上居民上岸工作领导小组，并决定拨出专款建立水上居民住宅；1959年~196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专门拨出约1700万元，以及数百吨钢材和2000多吨水泥，专门用于建设水上居民新村。考虑到当时的财政状况，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大手笔的投资。 当时，全国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珠江区也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手工业和农业合作社，以解决疍民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猎德、东望、大沙头、二沙头、滨江东、南园、基立村、素社、石冲口、科甲涌、如意坊、荔湾涌等近二十处渔民新村相继落成，疍民开始大规模上岸。据统计，从1956年~1966年，4万多疍民上岸定居，占了当时经调查得出的疍民总数的七成左右。他们中的一大半成了工人，彻底告别了水上生计，还有一些则选择留在江上捕鱼，日日早出晚归。其后，从1966年~1987年，广州市又陆陆续续投入百万元，帮助剩余的三成疍民上岸定居，历时30年的疍民上岸定居工作至此画上句号。 上岸后的疍民依然要面对很多挑战，渔民新村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建成，但隐形的歧视却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虽说疍家姑娘十分漂亮，但跟她们处对象的小伙子总会招来三姑六婆的嘲笑。再说，水上漂泊惯了的疍家人一旦扎根岸上，难免会“晕地”，一波波的时代变革也使适应社会的过程变得格外复杂。然而，上岸定居毕竟是他们融入现代文明的第一步，告别冻馁之虞和近乎100%的文盲率，要比渔舟唱晚的诗意想象重要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疍民上岸定居活动，值得我们撰文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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