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手绘的北京城墙和城门楼改造图稿
关于梁思成，可写的内容有一箩筐，他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一书的问世过程，就足以写一本书。这部著作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与他领导的古建筑研究民间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四川李庄一处普通农舍(“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中忍饥挨饿，他自己更是抱病6年，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而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建筑史稿。
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有两幅梁思成亲自手绘的图稿，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这两幅手绘图稿分别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宝殿的横断面”(以下简称“佛光寺绘图”)和“北京城墙和城门楼改造建筑图”(以下简称“北京城墙绘图”)。从这两幅手绘图稿中，笔者解读出梁先生的档案意识以及凝于其中的思考。
“佛光寺绘图”绘制于1937年初夏。当时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等一行4人先乘火车到山西太原，然后坐汽车开了128公里，半道又转骑骡子，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一路颠簸，最后到达五台山。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座唐代的伟大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宝殿，后来梁思成绘制了佛光寺手稿图。“北京城墙绘图”则绘制于北京解放后不久，在这份图稿背后，有着梁思成为刚成立的新中国辛苦奔波、竭力呼吁保护老北京城的故事。
梁思成的这两幅手绘图稿，于今而言，无疑当属珍贵档案。而说起梁思成的档案意识，可在其所著《中国建筑史》一书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代序)一文中领略一斑：“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尽管梁思成在这里没有提及档案一词，但在这段文字中，分明折射出他已意识到对抢救、保护古物的紧迫性，因此呼吁应抓紧为其建档的用心，而他的这两幅手绘图稿，正是他为此身体力行的有力写照。梁思成的躬身实践同样有口皆碑。他在《建筑师是怎样工作的？》一文中说道：“设计首先是用草图的形式将设计方案表达出来。如同绘画的创作一样，设计人必须‘意在笔先’。但是这个‘意’不像画家的‘意’那样只是一种意境和构图的构思，(对不起，画家同志们，我有点简单化了！)而需要有充分的具体资料和科学根据。他必须先做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还要‘体验生活’。所谓‘生活’，主要的固然是人的生活，但在一些生产性建筑的设计中，他还需要‘体验’一些高炉、车床、机器……等等的‘生活’。”这样的设计稿，无疑即是为日后留存的档案。所以在形成档案的过程中，梁思成强调首先就是“要有充分的具体资料和科学根据”，以及必须“先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进入具体“设计”时，还得深入“体验”，必须经历“生活”。以梁思成绘制“佛光寺绘图”来说，当年他在考查佛光寺的过程中，就曾手持手电筒，爬进积有几寸厚尘土的古殿天花板黑暗空间内，忍受着成百上千蝙蝠和臭虫的骚扰，以及它们身上散发出的难闻气味，认真地察看、丈量、照相，整整工作了一星期，才完成了对整个建筑的详尽记录，从而留下了一卷完整的档案，而“佛光寺绘图”只是这卷档案中的一小部分。
说起“北京城墙绘图”，笔者想到的不仅仅是梁思成具有先见之明的档案意识，从中感受更多的是他的一种“悲壮情怀”。在梁思成当年手绘的“北京城墙绘图”中可以看到，北京城墙和城门楼井然有序，站在北京城墙和门楼上面，可俯瞰城郊、远眺风景；城墙下面有开阔的空间和护城河，凭借四周的地理优势，可建成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当时在梁思成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他还对北京城市规划积极建言献策，其要旨为如下五条：一、北京应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二、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三、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墙城楼；四、限制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五、在城西建设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最终这5项建议只被采纳了一条，即保留紫禁城，这令梁思成十分沮丧。在他看来，要留存古都北京的城市魅力，仅有紫禁城是远远不够的。
令人惋惜遗憾的是，在当时梁思成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眼看着古都北京一座座坚实的大城墙和城门楼被轰轰烈烈地拆除，他的妻子林徽因曾丢下一句狠话：“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在今天看来，这位才女的预言竟成现实。笔者从“北京城墙绘图”中读出梁思成的“悲壮情怀”，盖缘于此。
梁思成先生于1972年1月9日永远地离开了世人，谨以此文纪念梁先生逝世40周年。（作者：陆其国 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