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三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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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伯翱

  最近读到长篇纪实文学《承载》一书，其首次全景式展现了故宫文物南迁、西迁史这段悲壮历程。《承载》记述了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马衡、易培基、徐森玉，吴瀛、庄严、欧阳道达、那志良等一批中国优秀爱国知识分子，抱着“文化之根在，中国不会亡”的坚强信念，立下“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的绝命誓言，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行程两万多公里，在另一个战场上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日”战争。其间，故宫人为保护文物蒙冤者有之，为护送文物献身者有之，为存放文物忘我工作者有之。不管是日机轰炸、土匪拦截、敌特跟踪，还是激流冲击、山道险峻、生活艰辛困苦，都没有难倒和吓倒这些中国文化战线的脊梁，他们用心血和生命保护着祖宗留下的珍贵的故宫文物，在十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故宫文物没有一件被战火焚毁，没有一件在途中损坏和丢失，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人类历史上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悲壮史诗”。

  由于与我有着总角之交的马思猛兄的关系，我有幸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当年肩负起率领故宫人护卫故宫文物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又结识了他的父亲——中国著名戏剧家马彦祥，与这个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马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屈指数来，我俩的友谊已历经58年风风雨雨，我耳闻目睹了这个家庭的变迁与兴衰，从马衡院长将其一生收藏数以二万余册、件计的文物稀世珍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到彦祥伯继承家风将自己收藏的数千册中国戏曲、小说古籍捐献给首都图书馆，再到如今思猛兄四壁徒空一无所有。而令我惊叹的是，现在这个家族后裔的普通居室中，虽已无任何一件古籍珍品，却仍然散发着马家第三代笔墨耕耘的阵阵清香。

  我们常常误认为许多事业有成的名人会有特殊的背景、经历和平台，因此才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综观马衡一生，他从来没有当过“愤青”，他似乎一辈子所做的都是他想做的，是他有兴趣热衷的事，他从来也不在乎自己的本事不被人知晓，总是勤奋耕耘，默默坚守其职责所在。他的一切成就好象都是天经地义，水到渠成的。

  马衡先生是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人，1881年生于苏州。他的岳父是清末民初上海滩的“五金大王”叶澄衷，家道中落的马衡婚后在叶家当“上门女婿”，做了15年“寓公”，享受着叶氏企业年俸6000大洋外加红利的董事待遇。叶家雄厚财力的不断支持，使他能够专心无忧地苦研金石学和广集文物、古籍。1917年，经其二哥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推荐，应蔡元培校长之聘，他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兼教马术。初到北大的马衡已经36岁了，一无高学历二无职称，凭什么得到大学者云集的北大青睐？3年后北大发现他精于金石学，才设立了一门金石学课程，聘他当史学系讲师。1923年，他又任史学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也许就是在这些岗位上展现的才能和业绩，又给了他1925年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负责人的机遇，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大展宏图。1929年至1931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其间，马衡邀请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专科的高年级学生帮助整理积压的西文书籍，公布新拟定的《图书馆借书规则》，整顿读者借阅书籍混乱无序的状况，同时组织出版《北大图书部月刊》，这是北大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出版月刊。如果你有兴去翻阅北大辉煌的校史，就会发现在那些灿烂的群星中醒目的闪烁着马衡名字的光彩。

  1933年7月，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所谓“故宫盗宝案”含冤辞职，由李煜瀛、易培基、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胡汉民、班禅额尔德尼（九世）、马衡、沈兼士、张学良等37人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右任提议，全体通过推举马衡代理院长。平心而论，在众多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理事当中，不乏达官显贵、学界精英，马衡既非中央大员，也从未在政府中任过任何职务，只是在故宫博物院兼任古物馆副馆长不拿薪资的一介北京大学学者；无论如何无法和原故宫博物院主要领导人李煜瀛、易培基、张继等人相提并论。之所以提名他来继任院长一职，实实在在是因为看重其在考古界，学术界的声望和他的人品啊！马衡深知当时故宫博物院内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且前院长易培基又陷入所谓“侵占故宫古物案”，该案尚未了结。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一向为世人关注，并为一些人所觊觎的职务，因此他再三婉辞。最后，身为理事会理事的蒋中正发话：“既然大家一致推举，我看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无奈之下，马衡先生才临危受命，从而使他于1949年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1951年12月3日，数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亲批50万元港币，并安排马衡、王冶秋、徐森玉秘密赴香港购回，故宫博物院专门为“二希”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马叙伦、陈叔通、章伯钧等闻讯而来，欣赏流连。

  周恩来打电话给马衡，要求将“二希”送给毛泽东主席过目。马衡、王治秋带着宝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都是皇宫里的人呐，我们是邻居，我还没有到故宫串过门呢！”马衡乘机邀请说：“毛主席，请您到故宫去视察。”“要去的，要去的。”毛泽东边说边请大家坐下，“辛亥革命后，皇宫变成了故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把故宫真正变成人民大众共享的博物院。”周恩来说，“主席，马衡先生在抗日期间组织故宫文物外迁，避免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呐。”毛泽东对马衡说，“我的老师易培基先生，就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为了文物外迁，含冤而死。我听到这个消息，悲痛至极。你们是在另一个战场上抗日，同样做出了牺牲。”毛泽东还说，“保护中华文化，其意义不亚于保卫国土。中华文化保住了，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周恩来说：“马衡先生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解放前夕，他坚守在故宫，坚决抵制国民党将文物迁往台湾。”

  “目前留下的故宫文岉一共有多少？”毛泽东关切地询问。

  马衡回答：“在南京的故宫文物，约有20多万件被迁去了台湾，包括《快雪时晴帖》，其他30万件都留了下来。故宫这里的数量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加起来应该不会少于上百万件。”

  毛泽东、周恩来欣赏了“二希”书帖。毛泽东表示，“二希”风格差异很大，他更喜欢《中秋帖》。该帖虽是米氏临书，但献之风范尚存，联绵映带，气韵生动，痛快淋漓，一泻千里。毛泽东吟诵清代诗人沈德潜《三希堂歌》后说：国昌，则文化兴；国强，则文物聚。

  临别前，毛泽东将收藏的王船山墨迹《双鹤瑞舞赋》、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交与马衡，送给故宫珍藏。（摘自《承载》第320页）

  马衡主持过燕下都（河北易县）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长足促进之功。郭沫若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从稿序》中给予马衡先生极高的评价：“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马先生复能诗，善书，工篆刻。一九三九年和余同寓重庆，曾以青田石为我治印一枚，边款刻‘无咎’二字。今以钤于文末，以见一斑。凡德业之以盖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的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2005年春，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其纪念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曾专此撰文《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赞曰：“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1952年调离，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马衡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

  马彦祥是中国著名戏剧家。原名履，马衡之次子。他自幼迷上了京戏昆剧，一度为了看戏而中断学业离家出走，令希望子承父业的马老爷爷非常失望。1926年未读高中的彦祥伯居然凭一张假高中毕业证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从洪深学习戏剧理论和欧洲古典戏剧名著，并参加复旦剧社的编导演剧活动。1932年在天津主编《戏剧电影周刊》。1934年曾与田汉等筹组中国舞台协会，又与曹禺等创办半职业剧团——中国戏剧学会。1934年后任齐鲁大学教授、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师，参加组织中国戏剧协会，导演话剧《雷雨》、《日出》、《汉宫秋》，还粉墨登场参加演出《回春之曲》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执笔参加《保卫卢沟桥》的集体创作，并和洪深一起导演，任上海救亡演剧一队队长。1937年底马伯亦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并在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期间第一次认识了让他崇敬一辈子的周恩来总理。1939年去陪都重庆，先后导演话剧《残雾》、《国家至上》、《李秀成之死》等剧目，并创作导演《国贼汪精卫》，此时还兼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1942年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3年尊照周恩来指示到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演出《南冠草》、《少年游》等抗日戏剧。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主编《新民报》副刊《天桥》，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北平分会秘书长，展示了马伯引人注目的文才、编辑和组织领导之才干。1948年赴华北解放区，出席第一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于进京前在西柏坡住所专门约他秉烛长谈，并要求他放弃本来长期从事、热爱并专长的话剧编导工作，而专事领导中国传统戏曲改革。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后任戏曲改进局、艺术局主管戏曲工作的副局长；“文革”后彦祥伯任艺术研究院顾问、文化部顾问；还历任中国文联第一至第四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三届副主席等职，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

  1953年初春，与我在北京育才小学同班同学的马思猛兄带我去他家玩，这是我进京后第一次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爷爷家去玩。那是马衡老爷爷倾岳父所留遗产购下这座坐落在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的一座深宅大院，宅门左门楣上书有“鄞县马”三个字，似乎在告诉来访者，主人是浙江宁波人氏。这座宅院的前门在小雅宝胡同路东（丁字路），站在大门外可穿过整条小雅宝胡同遥望车水马龙的南小街，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延长线一直面对着他曾终身相许的故宫的东华门。不知是风水先生匠心所指，还是偶然所成耳，我们后人已无法得知了。院落格局与一般北京的四合院不大相同。据说是马衡先生从上海初到北京大学任教时相中买下的旧院址，而后他又自行参加设计重建的。院分前院、中院、东院和后院4个院落，穿过前院入中院，经南屋前檐至北屋正房前檐东侧有一漆画走廊相连，院中有葡萄和藤萝架、多年生木本开满白花的太平花，夏令时节满院郁郁葱葱繁花似锦，时见蜂来蝶往，使典雅的院落有声有色。走廊中间有一扇通往东院的大门，东院南屋屋顶是平台，每逢国家庆典可于其上观赏到天安门广场燃放的五彩缤纷的礼花。东院北屋则是一幢与中院北屋相通的二层六角小洋楼，院中靠东墙还有一座半地下的小亭阁。整个院落和房屋汇集了中西方和我国南北方不同风格的建筑，可惜这完全可以列为文物的深宅大院现在早已面目全非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幼小的我刚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时，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我好奇地仰视着。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线装古籍。接着映入我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着的徐悲鸿、董希文二位中国最著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一幅吴昌硕题写的“凡将斋”书斋楠木斋匾，而更加醒目的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幅黑乎乎的碑帖立轴。右面东墙上伏案于窗前写字台的一位留平头、蓄短须、着一身青呢面料中山装、和霭可亲的老人，见思猛带来一位小朋友，竟然像接待成年客人一样摘下花镜，放下手中狼毫缓缓地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和我打招呼，还拿出一把糖果递到我小手里，而后又回到他的故纸堆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那时候，少不更事的我，虽然并不知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古稀老人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这位老人家有多么大的学问，只知他是思猛兄的爷爷而已。但也许正是这儿时短暂的所闻所见，让我后来走上了对“文化与艺术”热爱和孜孜追求的漫漫之苦旅。

  我和思猛兄是小学二年级开始同班的，最令我好奇的是他肚子里的故事这么多，经常给同学们讲历史故事，“金兀术败走黄天荡”等《说岳全传》里的故事情节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也很慷慨仗义，经常私自挪用其家长给他在校订牛奶补身体的钱（每月二万元，折现币值二元），轮番请我们几个小同学到东安市场“荣华斋”吃甜香可口的奶酪、栗子粉，这样的“享受”，对刚从解放区随父（万里）进京的“小土包子”来说，真是开了洋荤。又因为我们都是小戏迷，思猛兄的父亲是编、导、演集一身的大戏剧家，时任中央文化部艺术局主管戏曲工作的领导，其继母是当年中国京剧院二团的当红文武旦角主演云燕铭，看戏是近水楼台。因此，他常请我去大众剧场、中和戏园、吉祥戏园、长安戏院看京剧。这样难得的经历，又使我与京剧艺术结下了不解渊源。更想不到步入花甲之年，我竟然也成了中国戏协会员和北京振兴京昆的理事了！论起我个人业余爱好来，就连钓鱼（注：笔者现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执行副主席，《中国钓鱼》杂志名誉主编，著有成名作——20万字的散文集《元戎百姓共垂竿》）也是思猛兄带出来的。1953年暑假，我和思猛在其四叔马文沖的带领下，出大雅宝胡同城墙豁口（今雅宝路东二环外），城外一片荒芜，不见一间房屋，只见遍地杂草瓦砾，到处是坟头和大窑坑。那次是我生平第一次钓鱼，鱼场就是天然积水的窑坑，鱼具则是用马衡老爷爷家的竹杆绑上绵线和三分钱一个的鱼钩，鱼饵是马家厨房用香油和的杂面团。持如此简陋的渔具，首战居然有几尾“船丁”小鱼的斩获，从此钓鱼和撰写垂纶文章成为我的一大爱好。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的是，由此开始续写了我和思猛兄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友程，并由我们二人延伸到万、马两个家族的交往。从那时起，历经岁月苍桑，我们的交往甚至相互影响着我们各自的人生之旅，在各自走过的人生道路上，都留下了对方深深的人生印记。

  马衡先生于1955年3月26日因病仙逝，享年74岁。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北京西城嘉兴寺主持了马爷爷的治丧仪式，家属尊其遗嘱将先生一生所集文物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所捐文物主要包括价值连城的青铜器、铭刻、碑帖拓片、工艺品、书画和图书等。作为金石学家，马衡先生的收藏颇具专业特色，与其一生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是一致的，极具收藏研究价值。他在古器物不断出土的情况下，为扩大自己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将凡刻写有文字、图画、雕刻的靑铜器、甲骨、竹木、砖瓦、陶瓷、金、玉器等器物均纳入收藏和金石学的研究范畴，从其捐赠的青铜器、陶器、漆器及骨笄、骨失镞等器物可见一斑。马老先生共捐藏书1600余部，经整理并详细著录者为1275部。金石类占其全部藏书30%。作为藏书家，其藏书种类之丰富，涉及《四库全书》分类中的经、史、子、集4部44类中的35小类。可分为五部分：一、钤印拓片类，此类图书在其藏书中占三分之一且多为稀世之品；二、访书之精品；三、友人赠书；四、马衡校阅之书；五、所藏版本珍贵的图书等等。

  在堆积如山的马衡先生捐赠品中，其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多达12439件，其中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造型、石经为主要部分。这批拓本是他一生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大多拓本上有他精细隽秀小楷行草题跋，现为故宫院藏碑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篆刻仅是马衡先生的业余爱好，其治印延续时间之长，搜集历代印谱之巨，沿袭传统艺术之深，为很多专业篆刻家所难于比拟而望洋兴叹！在其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源邺、钟以敬、吴隐、王褆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各种字体的印章，其篆刻风格可归纳为战国秦汉古印类、仿金文、碑铭人印类、流派印类等等系列。

  2005年4月28日，故宫博物院专门举办了《马衡先生捐献文物特展》。据报道：“今天，随着故宫博物院内的景仁宫首次打开大门完全向游客开放，一个镌刻有自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682位向故宫无偿捐赠文物者名录的‘景仁榜’也在这里正式落成。同时，为表彰这些捐赠者做出的不朽贡献，故宫博物院将把景仁宫建成‘捐赠文物纪念专馆’，今后将在这里举办捐赠文物系列特展，作为系列展首展的《马衡先生捐献文物特展》今天也在景仁宫内开幕。据悉，景仁宫此前只在举办临时展览的时候短暂开放过，此次借故宫百年大修的机会，景仁宫得以修缮并实现了常年对外开放。今天在景仁宫开幕的《马衡先生捐献文物特展》，是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以及纪念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而特意举办的。此次展览共展出197件马衡先生捐献给故宫的文物，包括青铜器、印章、漆器、骨器、陶瓷、书画、碑帖拓片、图书等。展览将免费向故宫内的游客开放。马衡先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人之一，也是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起为故宫博物院工作了27年，担任院长19年。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保护文物和保存故宫都做出极大贡献。据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介绍，马衡先生于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故宫。1955年病逝后，其子女遵其遗嘱，将家藏金石拓本12000余件、图书14000余卷全部捐给故宫。而本次所展示的只是其捐赠品中极少的一部分，分别为青铜器、印章、漆器、骨器、陶瓷、书画、碑帖拓片、图书等197件(套)。”

  1955年4月底，天气爽朗，艳阳高照。已抢先穿戴上红领巾白布衬衣、蓝短裤的思猛兄随彦祥伯搬到西城北海后门三座桥5号院了。这是文化部分给马伯居住的公房，此宅原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的宅邸。是一座大门朝西，正房座北向南的三合两进院，东跨一座小花园。东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现郭沫若故居）毗邻。院子已比他父亲马衡私宅小了许多许多，但一架玫瑰香葡萄和几盆青枝绿叶的石榴花、红白相间的夹竹桃的春花秋实和那小院中央的两口大青瓦荷花缸，把这小小庭院装点得春意盎然。到了仲夏季节，荷花缸里刚刚初花绽开的胭脂般荷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与那在水中浅跃深翔的尾尾金鱼，更让我感到主人的典雅和谐和勃勃生机。北屋大三间，中厅待客，东屋是彦祥伯夫妇的“主卧”和卫生间，西屋是夫人云燕铭的化妆室和西耳房相通。西厢房三间是彦祥伯的客厅和书房，东厢房三间思猛、思敦和阿姨同住，屋內还叠放着一排彦祥伯的红色书箱，使原本不大的室内空间挤得更加狭小。外院另一间是厨房兼餐厅，好像是为了便于主人用餐与东厢房打通相连。我记得还有一间小门房里住着看门人王师傅，此外这院中已没有任何多余的房间了。客厅悬挂着彦祥伯与云阿姨结婚时徐悲鸿大师画赠的《双骏图》。那泼墨而又娴熟勾线双马飞鬃奋蹄的千里驹不正是这对才郎俊女结合的写照吗！而书房藏书之巨好像不亚于其父马衡先生，书架、书柜、书箱拥挤得书房几乎无立足之地。但他的藏书多为自己专门研看的文学、戏剧、戏曲古籍、古典名著及一部分英文原版书籍和工具书等，要知道马伯还翻译过《西线无战事》等许多外国小说和剧本呢。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万伯翱，祖籍山东省东平县，中共党员。1962年秋，其父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万里同志送他到艰苦的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河南西华黄泛农场园艺工人），1972年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郑州总参炮兵学院，曾任外训大队办公室主任，北京炮台科研所参谋，北京武警总队（九支队）团政委，后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先后任对外宣传出版处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副社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发展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7年当选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代表作品为《贺帅钓鱼》、《大西北人》、《元戎百姓共垂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