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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1881年6月20日—1955年3月26日），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20世纪20年代的马衡 富贵本天生 马衡的父亲和岳父都很有传奇性。 马海曙（1826~1895），族名有木，官名海曙，字薮香，号渔珊，鄞州邱隘盛垫村人。据传盛垫马氏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北宋末年南渡避乱，至明代永乐年间，其中一支入赘盛氏，马氏一脉就此发展开来了。马氏一族门庭显赫始于第三代的颐庵公，他官拜兵部尚书。但至19世纪中叶清朝末期，马氏家族已趋式微。这时，一位扭转家族局面的关键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马衡的父亲马海曙。马海曙也曾循规蹈矩地走科举之路，但几次应试之后，他反感教条僵化的八股文，竟冒天下读书人之大不韪，毅然外出经商。 马海曙经营着一家米店，当时正赶上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围剿南京时粮饷供应不足，看他收购粮食比较有经验，就给了他一个县丞的名分，让他去征收粮食。马海曙干了几年，非常有成效。灭掉太平天国之后，清廷便赏了他一个县令。因为没有科举资历，马海曙就一直只能当县官，在江苏省丹徒、吴县、金坛、元和、长洲及宝山等县，一干干了几十年，颇行仁政。马氏宗谱中说马海曙也曾为三品衔知府，同侯补直隶州知州，诰授朝议大夫，尝戴蓝翎，（后）尝换花翎。马海曙一共有九个儿子，但最出名的是其中五个儿子，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鄞县五马”的五位学者、教授。 清 吴昌硕刻“马衡“ 青田石章 1.9×1.9厘米 通高5.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四日（1881年6月20日），马衡出生在吴县（今苏州吴中区）的县衙里，族名马裕葏，字季明，又字寅生。作为县太爷的公子，马衡一直在县衙里生活了14年，直至其父在宝山县（今上海宝山区）任上去世。马衡早年读四书五经，十八岁时与弟弟马鉴一起考取了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届秀才，后兄弟俩放弃了第二年乡试的机会，经二哥马裕藻介绍转而来上海考入了新式高等教育学堂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马衡在南洋公学没有毕业（1901年肄业），他娶了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二千金叶薇卿为妻，婚后一直住在上海的洋房里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 叶澄衷也很是传奇。他原来只是黄浦江上的一个摆渡。有一天，某外国军舰上的一个军官带着公文包坐他摆渡的小船，不小心把公文包落在了他的船上。叶澄衷非常朴实，整整等了一天，等那军官回来认领。结果这位回来一看他还在这等着，原物奉还，里头钱、公文完好，非常感动，当时就抓出美元送他，他不要。这位军官说，这样，你不要可以，我轮船上有五金、罐头什么的，以后都由你拉送。叶澄衷就从开五金商店起家，并和那个外国人一直保持着关系，后来发家，成为了上海滩有名的大富商。 马海曙在宝山担任知县时，与叶澄衷联姻（叶也是宁波人），叶澄衷把二女儿许配给了马衡。据说当年叶氏的嫁妆是排队了两三天才进了马家乡下的宅子的。婚后，马衡在叶氏的公司里当挂名董事，啥也不干每年享用六千银洋的薪水，还和五位妻舅一家一幢大洋房。这几位妻舅还在江湾建了自己的跑马场，比上海市中心洋人的跑马场大好几倍，四舅哥还在旁边建了个大花园，即著名的“叶家花园”。马衡的几位妻舅每日花天酒地，但马衡不赌博、不娶小老婆，他根据赵明诚的《凡将集》（典出司马相如《凡将篇》）将自己的书斋叫做“凡将斋”，天天躲在书斋里看书、研究金石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他兴趣广泛，能诗文书画，善昆曲，也喜欢骑马，骑术非常不错。 马衡书法 马衡最开始时是鉴赏研究叶家收藏的铜器古玩，随后，他自己开始广收文物、碑帖拓片与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和金石学方面的知识。在上海，马衡被章太炎（详情参阅：）、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章太炎曾评价马衡的篆刻：“海内独步，堪称大师”。有一次，张继对马衡谈起章太炎的如此评价，马衡谦逊地回应：“不见得吧，吴昌硕的篆刻就在我之上。”张继说：“不然，章老不是指刀法技艺，是指印文，指篆文之正确无误，字字有来历，绝无虚造不可知者；同时，也指书体的多样，篆法华美，亦为他人不可比拟。”“五四”以来最有名望的学者几乎都存有请马衡刻的印章,如于右任、胡适、陈垣、徐悲鸿、周作人、郭沫若等。 1905年，吴昌硕 应马衡之请，题写斋名。“凡将斋”三字是吴昌硕独有的石鼓文风格篆书，迎首处钤“一月安东令”印，后附行书跋九行，说明了斋号来历，勉励其“笃学嗜古”，跋后钤“俊卿之印”“昌硕”二印。马衡对此十分珍惜，后请工匠将其制成楠木的斋堂匾。上世纪80年代，马衡后人将这两件（匾额与书法）见证了吴、马交往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此外，吴昌硕还为马衡刻了马衡、马衡印信、叔平三印，今具归故宫。 1927年，吴昌硕逝世，马衡众望所归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他“遥领社职”，马衡担任此职直至一九五五年逝世。 马衡 刻 寿山石印章 金石学大家 回首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北京教育界、学术界和文化界，人们会望见一道昆仲群起、同宗同行的士林风景，即：吴兴沈氏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亦称“三沈”）、绍兴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亦称“三周”）和宁波马氏五兄弟（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亦称“五马”）。他们往往还与吴兴钱玄同（“一钱”）一起并称于世，均浙江人士也。 当年，马衡二哥马裕藻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四处网罗人才，如鲁迅一般名流皆为他引进。1917年，经马裕藻推荐，马衡先在国史编纂处任征集员，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说史学系讲师。因为马衡骑术不错，北大还让他兼任体育老师，专门教学生骑马。爱好学问的马叔平，毅然放弃在上海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跑到北平去当月薪一百二十银洋的北大教授，在他妻子、叶家二小姐的眼里简直不可理喻，时常揶揄他说:“又不是什么银行行长，你这破教授有什么可当的?”那时北大教授的薪资虽然在社会上也不算少（鲁迅800大洋买了阜成门的一套旧四合院），但经常发不出来。当时北大教授里也只有马衡和胡适有自己的专车，马衡花钱还很阔气，周作人甚为钦羡。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1922年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乃至东亚的专门考古学机构，聘马衡为主任兼导师，后陆续外聘罗振玉、王国维、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讯导师。马衡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次年5月，古迹文物调查会（随后改为考古学会）成立，马衡担任会长。 考古学会成立后，马衡到河南新郑县郑伯墓考察研究，这是当时在国内颇受人关注的考古发掘事件，马衡后来撰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次年，马衡再次奔赴河南，至孟津调查出土青铜器，搜购散落民间的出土文物，并到洛阳探访汉魏太学遗址及汉魏石经出土情况，随后写了《调查河南孟津县出土古器报告书》。马衡的两次河南之行，为考古的先声，此后的考古发掘大多按照学术规范展开。 1924年，马衡把在北大的讲义整理编印了《中国金石学》一书，三年后定稿为《中国金石学概要》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马衡在学术界的地位，使他声名远播。他曾应邀至日本讲学半年，在日本多所大学做“中国之铜器时代”专题讲演。 商 兽面纹斤 故宫博物院藏 马衡旧藏 1930年，以马衡为首的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姆台进行了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这次的科学考古发掘，获得文物201袋又26箱，出土大量战国至汉代建筑遗物和陶器，其中的珍贵文物运送至北京。 因为上述的经历和研究，马衡与李济被视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者。马衡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所以马衡被学界视为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现代金石学”的奠基人。其主要著作还有《凡将斋金石丛稿》、《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等。 一入宫门深似海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政府倒台。11月5日，满清末代皇帝溥仪被强行驱逐出宫。马衡和故宫结缘便始于该日。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等人叫了一批专家在现场审查末代皇帝和宫女、太监等带出宫的文物，据马衡说，情景很惨，皇室人员甚至跪下来，请求让他们把东西带走。马衡对那些豪华的服饰器物全部放行，但是碑拓被他留下来不少。11月7日，临时执政府颁发命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马衡以金石学家身份和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一起受聘于善后委员会。 鹿钟麟的军警查封乾清宫 1925年10月，在善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马衡和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等九人被推举为临时理事会理事，马衡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1926年12月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为了避免文物遭破坏，包括马衡在内的一批学者又自发组织“文物维护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文物的使命。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缺乏，故宫博物院处境艰难，马衡和各界人士一起为保存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自嘲：捧着金饭碗去乞讨。建院初期的故宫是靠一些知名人士的捐款维持开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专拨经费，到处要钱。马衡他们当时不拿故宫的薪水，只在北大拿工资。 1924年11月8日，北京大学国学门， 马衡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 东陵盗宝案 1928年7月，孙殿英率部开进清东陵，用炸药轰开陵墓14座，其中主要为乾隆、慈禧二陵，将陪葬珍宝劫掠一空。孙殿英盗宝案发，经英国路透社最先予以披露报道后，国内外各大报刊纷转载，一时间国内哗然，海外震惊。溥仪等满清遗老遗少在天津遥祭哭拜。 东陵被盗文物流向文物市场，马衡是从琉璃厂的古董商尊古斋老板黄伯川处获知的，遂会同有关方面一同向当局举发。8月1日，马衡又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写信呼吁严查。1929年6月，北平组织了军事法庭会审，特请马衡作为考古专家到庭鉴定赃物并作证。在法庭上，马衡义正辞严。孙殿英看到情势严重，于是到处行贿，结果不仅他自己逍遥法外，还把已经被捕的要犯师长谭温江也保释了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邀孙殿英出任北平卫戍要职。孙乘机提出条件，要求先通缉马衡。当时北平主政者为山西方面的李服膺，他一面答应，一面着人透露信息，通知马衡暂避一时。此時，马衡正在燕下都主持考古发掘，获得情报后，他仓促回到北平，从前门车站坐火车，在胡适的陪同下，从天津上船经上海转道杭州住了近三个月。在杭州，他刻了一枚“无咎无恙”的印章，表明心迹。 商 青铜削 故宫博物院藏 马衡旧藏 故宫文物万里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迁至上海，史称“南迁”。1933年2月6日，故宫南迁文物分5批次踏上了惊天地泣鬼神、历时16年的万里大迁移。南迁文物先后运抵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亲自研究石鼓的装运办法，并监运数量最大的一批文物（4635箱零2包）到上海。 1933年，易培基院长因被诬盗宝，马衡开始担任故宫博物院代院长。次年易培基被迫辞职，没几年便含恨逝世。此时战事日紧，北平尚有文物未能运出，到沪的国宝也没找到安顿的场所。在此危难之际，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一致推举，蒋介石亲自劝说，马衡毅然担起了院长的重任。1934年4月，马衡正式上任，立即组织开展对故宫博物院留北平文物的清点及南迁运沪文物的点收工作。 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南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和马衡的领导下，于南京沦陷前抢运出分3批运往西南大后方，史称“国宝西迁”。 古物装箱
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几经辗转，穿越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文物丢失，也没有发生一起因失职而毁损事故。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马衡所说的“国家的福命”，那志良说的“古物有灵”，正是在严格的制度、忠诚的守护下创造的奇迹。文物南迁10多年，历经种种险阻磨难，还有故宫工作人员因深夜押运不慎堕水而亡的。南迁始终为国人所关注，沿途得到了各级政府通力协助，文物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曾为护卫国宝立下不朽之功的、可歌可泣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故事。马衡后来还特地写了匾“功侔鲁壁”，由国民政府赠给四川乡民。
故宫博物院旅渝同人南泉修禊 余负典守之责 抗战胜利后，全部西迁文物安全东返南京。故宫文物回迁南京的准备工作是从1946年1月开始的。待到分散各地的文物在重庆集中完毕，马衡向国民政府呼吁，争取西迁故宫文物直接迁回北平，但遭到行政院拒绝未能如愿。1947年8月底，回迁南京任务基本完成。此时，国内局势已经急转直下。马衡看到故宫南迁文物回迁北平故宫已无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由徐森玉副院长主持，庄尚严、欧阳道达、那志良、吴玉璋等参加南迁、西迁的工作人员也大都留在了南京分院，自己回到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工作。 1948年9月，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南京动荡不安。11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故宫理事长翁之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召开谈话会，在马衡院长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从南京分院所藏西迁文物中择选精品疏散运台的决议，并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负责筹划。庄尚严是马衡北大时的学生，奉命押运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马衡说，故宫的文物到哪儿，你的人到哪儿。庄尚严等人到台湾后，典守故宫文物至生命最后一息。
1948年11月9日 张庭济致马院长电
1948年11月10日 马衡回电 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又电令马衡择原留北平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安排疏散运台。这时已在华北人民政府任职的马衡次子马彦祥，通过北平城工部地下党与其父取得联系，更坚定了马衡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的决心。他一方面佯将精品文物编目造册报南京做准备文物南迁状，另一方面再三吩咐同仁：“……只要求稳重妥当，千万别求快；安全第一，绝不能损伤文物。记住！不要求快……”当时，行政院督催装运古物的公函如雪片一般飞来，马衡一概答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他顶住压力，采取拖延的办法，使装箱进度缓慢，延至平津战事日益激烈。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平生没有记日记习惯的马衡，却在这一天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14日，马衡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通行，以致选装之文物精品一件都未运出。解放后，朱家溍问马衡：“你是不是本意就不打算空运古物？”马衡微笑着说：“我们彼此会心不远吧。”
1949年1月13日晚，儿媳妇林裴宇（次子马彦祥之妻）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马衡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说“决不南来”。马衡还把已经到台湾的三子马文冲也召唤回国。 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之际，马衡表示“余负典守之责，愿任正面交涉”，虽然最终他没有参与直接的谈判，但一直关心、助力颇多。 故宫就是自己的家 1949年3月6日，北平市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马衡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全体员工原职留任。 1950年1月26日，欧阳道达亲自押运的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1车厢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11箱石鼓也同车运抵。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2211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尚滞留南京，归江苏省文化厅保管。所以，准确地说，1933年从北平故宫南迁文物，除运台文物约2972箱外，现仍存留南京2211箱，其余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批南迁文物经过70年后，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大力搜集文物精品，有些旷世之珍就是经马衡之手入藏的，比如，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二帖。它们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合称清宫“三希”。《快雪时晴帖》被运往台湾。《中秋帖》《伯远帖》清亡后被人带出宫，最后流落到香港，抵押在英国汇丰银行。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购回，但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年事已高的马衡、徐森玉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前往香港鉴定，最后以35万港元购回。 多年来马衡在文物收集下了很大工夫，他是把故宫博物院当成家了，什么都想往故宫弄。溥仪带出宫的文物后来流落民间，马衡就多次向行政院提案要求收购回来。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沈阳博物院把它的文物运到北平。后来东北解放，北京也解放了，东北就要把文物要回去。马衡在里头看到有一部书《天祿琳琅》，这个不行，要扣下。后来通过调节，用故宫的缂丝交换，终于把书留下了。
1932年3月，徐悲鸿为马衡画像 捐赠 1952年，“三反运动”把马衡和故宫一批干部打下台，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在有人看来，马衡在故宫30多年，不会没有贪污盗窃的隐情，“深山必有老虎”，因此质问马衡的司机，马文冲还记得司机的话：“马院长来上班下班，从来空手来去，连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车全部在大厅广众下进行，怎么会贪污？”当时有的干部甚至被吊起来殴打，终于有人受不了，乱说一气，马衡也因此被解职，调任北京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马衡的三个儿子在随后的运动中也分别被打击、改造多年。
马衡与子女。前排左起：长女马珍，长孙思猛，马衡，长子马太龙；后排左起：二子马彦祥，二儿媳云燕铭。 “尽管他精神很苦闷，但是还是准备把所有文物捐献给故宫，1952年就捐献了一批，当时姐姐劝他卖两件文物，修修破了的房子。”马衡说不卖，也不留给你们，死后全部捐献给故宫。 马衡1952年离开故宫，这一年，他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1955年3月26日，马衡因肺癌病逝于京城，终年74岁。在京子女遵嘱将其所藏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其中有手稿、古籍、碑拓、青铜器、书画篆刻等，共计14962万余件（册）。其中藏书1600余部，经整理并详细著录者为1275部。金石拓本多达12439件，大多拓本上有他精细隽秀的小楷行草题跋。在其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源邺、钟以敬、吴隐、王褆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的各种字体的印章及个人藏品。如今，我们在《马衡捐献卷》中可以看到他的旧藏，其襟怀和境界，连同他经历的时代，都在一卷书中。 马衡的次子马彦祥逝世时也将全部藏书等文献资料捐赠给国家。现在走进马家第三代马思猛在通州太玉园的住所,家中已无一张悬挂四壁的名人字画，更没有一件古籍、古董之类的珍藏。
马衡晚年 若干轶事 有一年正月，周作人、马衡和钱玄同逛厂甸时聚在一起，又遇到了另外的朋友，这位手里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地给马衡看。马衡把石头拿得远点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地说道：“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贾）的。周作人与钱玄同不禁莞尔。 1926年初，有古董商将得自山西稷山兴化寺的壁画《过去七佛说法图》运至北京，准备悄悄卖给外国人，被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教授查悉。后由马衡出面，教授们集资以4000大洋买下壁画，交北京大学收藏。1952年，壁画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
元 兴化寺壁画《过去七佛说法图》 高320厘米 长1810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1933年秋，马衡带着北大学金石学的十几个大学生，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衡指导学生观察，并讲解这是“商器”，那是“周器”。讲解时，有个学生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衡停住，沉思片刻，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学生抢着问：“那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衡又陷入沉思，思索片刻，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觉得马先生什么秘诀都没有说。 南京有一古董商，叫张熙园，擅长作伪。1935年冬，大量萧梁时期的五铢钱土范在中华门外一带出土，现场还发现一方石碑，上书“谓山窑”，并刻有“梁普通元年三月建”的字样。张熙园根据《古泉辞典》，先伪造了一批所谓新出土的五铢钱范，发了一笔歪财。又在唐志残石刻上“谓山窑”三字，又刻上“大通纪年”，并制作拓片分送专家学者。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见此石刻，惊为稀世宝物。张熙园很大方，干脆将石刻献给古物保管委员会，获60块大洋奖励，报纸上还对此进行报道。正担任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的马衡看出了破绽。朱希祖遂将张告到法院，结果张姓古董商行贿法院，反而胜诉。胜诉理由有些强词夺理：你一个考古专家无法鉴定赝品应该自担责任，且“奖金”也是自愿颁发的，古董商未强要。朱希祖深感愧疚，引咎辞职，被慰留，从此再不轻易鉴定文物。 斯文赫定盗窃敦煌壁画，是马衡和北大教授们一起发起了呼吁阻止他。 参考资料 马文冲《缅怀先父马衡》 马思猛访谈录 马思猛《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 刘宜庆《金石梦中故宫情》 故宫官网 万伯翱《我所认识的故宫掌门人马衡》 王恺《马衡:儿子眼中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郭晶《鄞州马氏家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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