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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先生与《金薤留珍》印谱

 攒菁堂 2022-11-30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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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旧藏“金薤留珍”古铜印及《金薤留珍》印谱,《西泠艺丛》已刊登郭福祥《乾隆帝与清宫玺印收藏》[1]、张小李《民国时期清宫旧藏“金薤留珍”古铜印的钤拓及衍生出版》[2]等文章,对“金薤留珍”印的概况、钤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在工作中检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籍库房,发现了一部《金薤留珍》印谱,楠木书匣上阴刻“金薤留珍 凡将斋藏书”(图1)。因“凡将斋”为马衡先生书斋号,可以确认,该书为马衡先生1926年参与《金薤留珍》印谱钤拓而分得的酬劳。目录页有马衡先生的批注,修订了部分印文,这些修订尚未被学术界知晓。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的发现,对《金薤留珍》研究、秦汉铜印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片◎ 图1  “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楠木书匣

一、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概况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号无咎,又号凡将斋主人,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图2)

图片◎ 图2  马衡先生像

故宫图书馆古籍库房所藏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楠木匣装,高42.1厘米,长29厘米,宽17.3厘米。木匣上阴刻“金薤留珍 凡将斋藏书”9字,端庄苍劲,与1919年马衡先生朱墨笔校抄汪日桢著《疑年表》的字体高度相似[3](图3)。可以确认,这9字出自马衡先生本人之手。

图片◎ 图3  马衡朱墨笔校抄汪日桢著《疑年表》

图片◎ 图4  “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各部

图片◎ 图5  “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书签

图片◎ 图6  “鄞县马氏凡将斋藏书”印、“故宫博物院藏书”印

匣中印谱共24册,分“序目”“东”“壁”“图”“书”“府”五部分(图4),每册开本纵26.8厘米,横15.2厘米,均有两张未粘贴的书签(图5),首页钤盖“鄞县马氏凡将斋藏书”印、“故宫博物院藏书”印(图6)。查“鄞县马氏凡将斋藏书”印为马衡先生自刻的青田石藏书印,印面长6.2厘米,宽0.9厘米,高4.8厘米,印款为:“此八年前作,以石有伤损,欲改作之,而人事冗迫,至今不果。顷以书籍整理毕事,特检出复治之。时廿有一年一月十有三日也。马衡。”[4]《凡将斋印存——马衡印谱》也收录了该印[5]。此印“因材施以单行行文,是藏书印常用的布局方法之一。此印以铁线朱文刻治,笔意借助纯熟的刀法,诸字的起笔、收笔和转折体势细密秀润,展示出藏书章的端正雅致”[6]。

图片图片◎ 图7  《金薤留珍》“序目”马衡批注

印谱“序目”部分,有马衡先生的朱笔批注(图7),这些批注是马衡先生对《金薤留珍》印谱梳理、研究的结果。其内容可以分为四类:第一,异体字替换。如目录第5页右面,“吴望私印”“郑望印”之“望”,马衡先生将“望”校正为“朢”,“朢”为“望”之古体字,更符合原印文的本来面目。第二类,纠正原目录的误读。如《目录》第9页右面,“孔年”,马衡先生批注:“'年’当作'千万’。”第三类,鉴定真伪,如《目录》第16页右面,龟纽“司马之印”,马衡先生标注“伪”。第四类,填补空白,先前未能识读的印文用“□”代替,马衡先生对部分“□”进行了识读,如《目录》第19页左面“胡□之印”,马衡先生批注:“'□’当作'次’。”马衡先生的这些批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来历

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为何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呢?这还得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下属古物馆的传拓事业说起。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逊帝溥仪出宫,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并接管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在临时理事会下设置负责馆务的古物馆、图书馆,负责总务的总务处。易培基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马衡先生任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

古物馆保管清宫流传下来的书画、瓷器、玉器、青铜器等古物。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古物馆筹建期间,马衡先生就建议传拓鼎彝铜器,并调齐念衡、庄尚严、吴玉璋和那志良等人办公。[7]1926年5月,紫禁城西路慈宁宫后的西三所辟为古物馆办公场所,古物馆正式运作,其下成立了肩负文物流传业务的流传课,其主要业务就是传拓器物。传拓器物有严格的标准:“凡各种彝器之文字器形,曾经审查考订,有流传价值者,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马衡先生还曾专门拟订传拓室办事细则。[8]

1926年6月,刚正式运作的古物馆就开始《金薤留珍》印谱的钤拓工作,8月24日完成,历时近3个月,这是古物馆第一次钤拓《金薤留珍》印谱。庄蕴宽先生在印谱序言中记述了参与钤拓的人员名单:“主钤拓之事者为王君禔、唐君源邺、马君衡、吴君瀛,襄助钤拓者为周君白吾、齐君念衡、庄君严、马君权。”[9]即钤拓者分别为王禔、唐源邺、马衡、吴瀛,襄助钤拓者为周白吾、齐念衡、庄严、马权。

《金薤留珍》印谱第一次钤拓24部(一说26部),参与者都得到了一部印谱作为酬劳。据参与钤拓的庄严先生回忆:“新拓印谱廿六部,以廿部公开发售,每部定价银洋百元,在四十年前,可谓奇昂,其余六部则分赠主持钤拓与襄助之六人以示酬劳,他人虽以院长之尊,亦无与焉,予得参与其事,幸获一帙。”[10]吴瀛先生在《故宫尘梦录》一书中述《金薤留珍》印谱有相同的表述:“正当鸟乱的时期,常常怕拓不完,居然成功了,我们每人得到一部,作为酬报,我们相当高兴。”[11]

图片◎ 图8  庄蕴宽先生题名的《金薤留珍》印谱楠木书匣

马衡先生的这一部《金薤留珍》印谱,进行了个性化的装潢,其楠木书匣的题字,不像这次钤拓的其他《金薤留珍》印谱那样用庄蕴宽先生所题写的书名(图8),而是自行题写,每册书签也没有粘贴在封面上。

当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传拓器物类别有鼎彝铜器、铜印、古镜、古砚、墨、宫殿阶陛刻石、建筑雕刻物、法帖、石碑、瓷器文字、玉器铭刻、汉瓦等。其中,古印是非常重要的大类,除1926年手钤《金薤留珍》印谱外,还有1928年手钤《毓庆宫藏汉铜印》,1931年手钤《避暑山庄藏汉铜印》。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之所以钤拓这么多古铜印谱,与古铜印的重要程度相关,也与马衡先生的见识有关,马衡先生认为:“印为古代用为凭信之物,或刻于铜,或刻于玉,或刻地名官名,或刻私人姓名,当然为史料重要部分,而在金石学范围之内。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在马衡先生看来,印是重要的史料,篆刻家一定首先成为金石家,这解释了他为何在金石学领域与书法篆刻领域同时取得不朽的成就。

1952年,马衡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1955年马衡先生病逝后,其子女遵嘱将家藏金石拓本12439件,图书1600余部(共14962卷)悉数捐赠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据马衡先生的孙子马思猛先生回忆:“临终前爷爷十分清醒,他再三叮嘱父亲和四姑,一定把他的一生所集,全部捐献给国家,捐献给他日夜惦念的故宫博物院,而对家事却只字未提。”[12]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由此进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籍库房。

马衡先生将自己的后半生以及所有收藏都奉献给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忘记马衡先生。2005年,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为表彰他的功绩,弘扬他的品德,故宫博物院特别编写出版了系列纪念书籍《马衡捐献卷》《马衡诗抄·佚文卷》《马衡日记书稿》,并选出200多件马衡先生捐献珍品,举办了“马衡先生捐献文物展”。

三、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的价值

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的发现,对《金薤留珍》古铜印及金石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也是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传拓《金薤留珍》的重要物证。

(一)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的研究价值

马衡先生非常重视《金薤留珍》古铜印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所以故宫古物馆筚路蓝缕之初就将“金薤留珍”古铜印作为第一批钤拓的印谱。

《金薤留珍》古铜印钤拓后,古物馆陆续钤拓了毓庆宫藏汉铜印、避暑山庄藏汉铜印,马衡先生为这两个印谱撰写的识语,都提及了《金薤留珍》印谱。1928年马衡撰写《毓庆宫藏汉铜印》识语谓:

印之有谱,盖始于宋徽宗之《宣和印谱》,前此未之闻也。徽宗之于古器物搜罗不遗余力,虽以玺印之微亦皆著为专书,可见当时学术之盛矣。清之高宗,嗜好与之略同,其所著述亦略同。既著《西清古鉴》等书以继《宣和博古图录》,复以藏印千余纽著《金薤留珍》五集以继《宣和印谱》,其提倡之功,岂在宋徽宗之下哉?《宣和印谱》虽已不传,而前人之言印者尚时见征引。《金薤留珍》一书,则仅钤拓成册,秘藏内府,并四库亦未收入。世人几不知有此书。去年秋本馆依据原谱重拓流传,而后始显于世。[13]

在这篇文章中,马衡先生将乾隆皇帝与宋徽宗类比,将《金薤留珍》印谱与《宣和印谱》类比,而且指出了钤拓《金薤留珍》印的重要价值,即《宣和印谱》虽然没有整套流传,但后人通过文献征引知道其大致内容,而《金薤留珍》印深藏深宫,秘藏内府,外界全不知情,而传拓成《金薤留珍》印谱行世后,才为社会公众所知。

1931年古物馆手钤《避暑山庄藏汉铜印》,马衡先生撰写识语,再次提及《金薤留珍》:

故宫印谱已印行者,前有《金薤留珍》,后有《毓庆宫藏汉铜印》,都计所收约得印千四百纽。

马衡先生对《金薤留珍》如此看重,所以才潜心揣摩,认真批注。其“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首册目录页的批注,纠正了对部分印文的误读,识读了部分以前未能识别的印文,并鉴定了个别铜印的真伪。马衡先生的批注,虽未写成专文,但为当今古铜印、古文字、书法篆刻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而这些批注目前学界尚不知情,如西泠印社于2019年8月印行的由钟妙明、叶伯瑜、李兵编的《金薤留珍》印谱,并没有体现出马衡先生的修订成果。

(二)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是该印谱传拓版本的重要物证

1929年10月10日创刊的《故宫周刊》从第一期开始连载《金薤留珍》古铜印谱,其第一、二期加了编者按语:“《金薤留珍》古铜印谱五集,本院曾先后传拓两次,第一次拓二十四部,第二次拓二十部,每部定价银百元。又用石印影印一次,每部八元,寒俭之士不能得也,兹再于本刊,按期分登,以期普及。”[14]从这一则材料可以得知,《金薤留珍》印谱手工钤拓了两次。

图片◎ 图9   故宫图书馆古籍库房藏有三种木匣样式的《金薤留珍》印谱

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籍库房藏有三种木匣样式的《金薤留珍》印谱(图9),除开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还有庄蕴宽先生题写款以及另一种待确定题写人款。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的木匣比庄蕴宽先生题写款稍大,印谱开本相同。而待确定题写人款《金薤留珍》印谱,木匣明显偏小,高33.4厘米,长27.7厘米,宽17.3厘米,里面所装印谱的开本也偏小。可以确定,待确定题写人款印谱是《金薤留珍》古铜印的第二批钤拓本。

如今,《金薤留珍》古铜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留在大陆的供学人研究的只有各种版本的钤拓本、影印本。马衡先生“凡将斋藏书”款《金薤留珍》印谱的发现,不仅让我们追忆起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先贤传播文化的拳拳之情,缅怀马衡先生爱国爱故宫的高尚情怀,也让我们了解了马衡先生对《金薤留珍》古铜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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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福祥:《乾隆帝与清宫玺印收藏》,《西泠艺丛》2016年第4期,第66—75页。

[2]张小李:《民国时期清宫旧藏“金薤留珍”古铜印的钤拓及衍生出版》,《西泠艺丛》2016年第12期,第41—49页。

[3]故宫博物院编:《马衡捐献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4]同上,第129页。

[5]马衡:《凡将斋印存——马衡印谱》,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6]方斌:《青田石“鄞马氏凡将斋藏书”章》,见故宫博物院网站。

[7]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黄山书社2008年版, 第6页。

[8]施安昌:《〈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序言》,郭玉海、方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第1册),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9]庄蕴宽:《〈金薤留真〉序》,《金薤留真》印谱,故宫博物院1926年传拓。

[10]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

[11]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12]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13]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编:《毓庆宫藏汉铜印》,1928拓印本。

[14]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编:《避暑山庄藏汉铜印》,1931拓印本。

[15]吴瀛主编:《故宫周刊》(第一期、第二期),京华印书局192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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