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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动态<div>“农业起源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植物考古学新进展”会议纪要</div>

 思睿小阁 2014-03-26

 

      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农业起源与传播暨中国植物考古学新进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加拿大、美国、日本和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五十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代表就东亚地区农业起源与传播、单个物种的驯化与早期传播、植物考古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植物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等问题展开讨论。植物考古学自上世纪末传入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一个资料快速积累的阶段。本次会议论文涉及的植物遗存材料,覆盖了江淮、西北与西南、华北与东北、新疆等地区;植物遗存分析类别包括木炭、种子和果实、植硅体、淀粉粒以及稳定同位素等。

      新的植物考古资料为研究宏观区域的农业起源与传播提供了基础材料。九州大学宫本一夫通过辽宁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出土陶器的谷物印痕,结合朝鲜半岛无文陶器和日本弥生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分析,指出上马石遗址反映了早期农业可能在偏堡时期由辽东半岛传至朝鲜半岛,最后传到日本的过程。

      研究理念、方法与手段是本次会议的热点问题之一。多伦多大学贝喜安以铁生沟遗址裴李岗时期6件磨盘磨棒的淀粉粒分析结果为例,指出不同的遗存类型造成研究者获得的认识和结论不同,而多种证据正是研究的最佳方法。复旦大学潘艳在对跨湖桥遗址自然遗存分析中引入生态位构建理念,探讨了动植物种类的生态特点和有关人源干扰的线索,并阐述了它对研究长江下游农业起源的意义。中科院孔昭宸以朴属为例讲解了植物遗存在考古研究上的意义。兰州大学董惟妙探讨了现代粟δ13C组成及模拟炭化过程对同位素分馏的影响。

      研究单个物种起源与传播的证据主要来自植物遗存和古代文献两个方面。有学者对古代水果、蔬菜和植物在宗教中的利用进行了有意思的探讨。多伦多大学加里·克劳福德与其合作者郑云飞梳理了中国在距今8500~6400年的 24个遗址中发现桃子的考古学证据,指出长江下游是桃子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有意识的选种和驯化可能始于7500年前,并在至少6700~6400 年前传播到日本。中科院植物所高天刚则通过对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探讨了茄子这一重要蔬菜在我国的驯化历程。此外,北京自然博物馆冯广平还考察了七叶树这一重要的植物资源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圣树”的历程。

      中国旱作和稻作农业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中科院地理所杨晓燕对东胡林等遗址早期陶器的残留物分析显示,中国北方陶器与粟类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同时出现的。中科院地质所张健平团队介绍了对谷子和青狗尾草植硅体进行判别区分的新成果。中国科学院大学吴妍与郇秀佳都关注了包括浙江上山等遗址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水稻植硅体的演化历程。山东大学吴文婉结合近年来出土的植物遗存对中国古代大豆属植物的利用以及大豆在中国的起源地做了探索。学者们还就考古遗址出土的小麦族淀粉粒及其意义进行了广泛讨论。

      基于微体植物遗存的植物考古新发现,为研究古代水田及其生产力、器物功能以及早期食谱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在对茅山遗址古稻田土壤的植物种子和植硅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田生态进行了复原,并对当时稻田生产力水平进行了评估。南京农业大学沈志忠基于宁镇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该地区早期农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居中课题组对距今8000年前后的顺山集遗址进行的淀粉残留物和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水稻已经是当时人们的食物来源之一,植硅体形态显示其为偏粳型,且驯化程度较低。山东大学王强通过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石器及陶器上提取的残存淀粉粒观察得出了四千年前该遗址居民的植食性食谱。厦门大学葛威对黑龙江二百户遗址石磨盘的残余物分析显示,这种双区磨盘具有多种用途,包括脱壳、臼捣面粉等,包括小米、小麦族、稻属等在内的植物种属组合为中国东北在大约4000 年前存在的广谱农业经济形态提供了证据。中科院地理所马志坤对青海喇家遗址石刀上提取的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表明,石刀主要功能之一为收割粟、黍和麦类植物,也可能用于处理豆类或块根块茎。中国科学院大学屈亚婷通过淀粉粒分析研究了广西崇左更新世步氏巨猿的食性及生存环境。

     伴随植物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发掘将浮选法应用于系统获取植物大遗存,新的浮选结果在探讨区域作物结构、作物传播路线、作物加工等问题方面显现优势。兰州大学董广辉展示了其课题组在甘肃庄浪县的植物考古调查与研究收获,揭示了庄浪县史前至历史时期的农业发展历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兴涛对豫西晋南地区近年来新石器时代多个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系统梳理,从中得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生业经济发展脉络。山东大学陈雪香介绍了近年来鲁东南地区考古调查所得龙山文化植物遗存,并探讨了遗址规模与农业活动的关系。来自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加里·费曼根据鲁东南地区龙山早期到汉代聚落面积和不同小区域聚落密度的变化,指出影响聚落景观的不只是单纯的环境或者农业,政治、军事等因素都应在综合考虑之内。

     会议涉及的植物大遗存资料涉及全国各地。中国科学院大学蒋洪恩研究了距今约2200~2050年前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出土的植物遗存,发现其粮食作物包括麦类和粟类粮食作物,水果类中葡萄在当地已有较多栽培,保存完好的植物遗存还为小麦收割和加工活动的复原提供了重要线索。杨瑞平和邱振威则分别对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作物遗存以及牛粪化石做了综合研究。其他新的浮选结果来自甘肃东灰山遗址、四川汉源龙王庙和西昌横栏山遗址、河南荥阳官庄遗址、淮南小孙岗遗址、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小兜里、茅山和玉架山遗址等。兰州大学李虎介绍了来自5个齐家文化时期遗址的木炭鉴定结果及其在环境考古中的意义。上海博物馆周云介绍了广富林遗址开展的植物考古综合研究新进展。在同一遗址中开展多种植物遗存的提取与分析等工作,成为未来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还收到来自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研究生提交的海报十余份,分别报道了来自陕西、山东、云南、浙江、上海等地的植物考古新资料。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年11月8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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