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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81岁。说广东话、上海话、英语和普通话，下身着瘦型牛仔西裤，上身穿粉红色衬衫，没有领带，外套深藏青色西装。胸口有一挂绳，上拴手机一部，放入西装暗袋…… 这样的人，在上海，被称作“老克勒”（具体可参见拙著《上海闲话》一书）。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店里的熟菜间外，看着里面切配的广东厨师要个鹅头吃，还特别关照“要带头颈的”。 店里的小妹对他很是客气，一面称呼他“李先生”，一面催促着厨师把鹅头剁开。 鹅头端到了老先生的面前，小妹问他要不要手套，老先生说要手套，还要筷子，还在一盆梅酱蘸着吃。另一个小妹大叫“不合算”，三块钱的鹅头还要手套、筷子和梅酱，最终老先生答应不要筷子了。 老先生坐下吃鹅头，戴着手套捏着鹅头，很是好玩。老板娘过来坐在他的对面，两人吹牛，有上海话也有广东话，依稀听他们说起“黄桥烧饼”，只听老板娘说“上次我去买，咸的已经全给你买走了。”老先生刚要说话，一滴油顺着下巴滴在胸口，想擦，又舍不得放下手中的鹅头；于是只能举着双手，挺起胸膛，高高地抬起头翘起下巴。老板见状，立马吩呼小妹过来帮忙，小妹拿着餐巾纸帮他擦干胸口的油渍，老先生继续品尝他的美味。 这一幕发生在上海宾馆对面的一家小餐厅，一家开了有多年且我也耳闻多年却从未得尝的餐厅；那天正好机缘凑巧，路过那里随便点了个烧味双拼，要了些酒独酌，便看到了上面的这一幕。 这家店是正宗的“港式”餐厅，老板娘四十出头，也会说广东话、也会说上海话，而厨师则只会讲广东话了。我点的是叉烧和烧鸭，看看小小的一盆，东西其实还不少，到底全是肉啊，另外加了一盆白灼生菜，一下子可吃不了那么多，反正已经是下午二点多钟，外面下着雨，店中倒也冷清，我正乐得享受，慢慢品尝。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店名为叉烧皇，实在名不虚传，叉烧有精有肥，瘦肉不柴、肥肉不腻，软硬适中，入味而不咸，能够在上海吃到如此的叉烧，实在不可多得。另外我后来外卖的烧肉，也远远超过上海那些大型港式餐厅，关键是有肉味。 老先生看得出是个很风趣的人，店中的小妹和老妈子都喜欢和他打趣，他也丝毫没有架子。这让我想起我那“杏元四块墙壁有伊一块”的伯父邵祖丞来，伯父晚年不开伙仓，每日在饭店吃饭，有些饭店常去，也和服务员亲如家人，伯父曾被誉作“上海滩最后的小开”，功架腔调都和这位老先生不相上下。 我呢，因为耳朵中“豁”进了“黄桥烧饼”几字，极是心痒，又不好意思上去搭讪，只等吃完了临出门去问老板娘。这时，外面走进两个矮个青年男子来，尚未开口，一看便是港商。好歹我也懂点白话，听他们的话也能明白一些，无非是些寒暄，但又离不开一个“吃”字。 真正心痒啊！想着他们说的，不经意间用广东白话又叫了一瓶酒。那个港商听见递了支烟过来，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坐到了那个老先生的身边。 原来那位老先生是这家店的主人，据他说，在上海还有其它的五家，其中包括“海上阿叔”和“采蝶轩”（音同，可能有误）…… 老先生的身份是香港人，那不用分说，就是解放前逃过去的那批上海人，上海人学广东话容易，广东人学上海话可不方便。据老先生说，他搞了一生的餐饮，管理了一生的饭店。 于上海菜，老先生说“上海滩上有只菜，叫熏鱼，现在呒没一家店会得做正宗的。请问，侬啥辰光吃到过smoke的熏鱼啊？” 于苏州菜，老先生说“苏州菜太甜，现在的苏州菜是改良的。侬想，老早红烧肉是用冰糖的，哪能会得勿甜啊？” 于菜谱，老先生说“阿拉姆妈在旧金山写过一本菜谱，几十年前用英文写呃，到现在还嘞卖。” 时间不早，问老先生讨了联系方式后，等下回再请教了。 噢，对了，老先生叫李忠权，店叫“叉烧皇合记茶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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