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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家思想的发展，奠基人无疑是老子，关于老子的生平基本无考，就连老子究竟是谁都有三种说明，分别认为是：李耳（早于孔子）、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和太史儋（后于孔子）。老子的思想都在《道德经》中。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的宇宙起源论，还提出了世界存在与运行的原理是：“反者道之动”，而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应该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在书中老子提出了很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但重点都在于“保身”而不在于文明的“开创”。可以说他是以一套出于“智慧之道”的社会哲学与理论来应对混乱的世局的，而无意制造社会的新气象，因为在老子看来那些都不是“大道的根本”。
老子之后就要说到庄子了。庄子也是道家思想最重要的开创者，所以“道家思想”又称“老庄哲学”。庄子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有所不同，主要在于：庄子更详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可开创能力，包括智慧上、认识能力上和身体能量上等等。庄子同样站在“天道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人的“自我修养”到面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处世之道。《庄子》的内七篇是全书的重点，是庄子从“世界观”到“知识论”到“工夫论”再到“社会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之后就是列子，但现存的《列子》八篇并不是列子所作，而是东晋人张湛所作，可以说这本书反映了战国至魏、晋之间的道家思想。在书中对原本道家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有所改造，它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并认为人在一种“不任强使力”的生存状态下，“不忧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到三国时代，当两汉经学的发展已到尾声，社会政治一直处在动乱与不义的环境中，知识份子普遍转向玄学清谈的风气时，王弼以其对老子思想的深切体悟，注解了老子《道德经》一书。王弼的《老子注》中注重“体用之分、有无之别”，诠释出了：“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将易经的研究方向转以纯粹的玄学思想。(注：在玄学中主要分“贵无”和“贵有”二派，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无、有”同样重要！)
到了西晋，郭象注解了《庄子》，在他的《庄子注》中主张：“独化”理论。这是一种从高度抽象思想中发展出来的玄学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认为：宇宙万物都生于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种“物无大小、各顺其适”的思想，主张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在西晋之后，道家思想就没有什么“创新性”的发展了。但道家思想自它诞生起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代，老、庄整理出了道家思想的纲领后，道家的“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儒家的《易传》与韩非子的《解老》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社会政治上，道家思想则要到汉初才被正式试验。这主要是因为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子的政治、哲学观点才被重视。而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道家思想再次被丢到一旁！等到魏晋“清谈之风”兴起，道家思想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在西晋之后，道家思想逐步被道教、易学与儒学所吸收与借鉴。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也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这就是中国佛学史中的“格义佛学”时代。
关于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以说与儒家同等重要，只不过两者表现不同：一为“表显”，一为“裹藏”。另外道家在理论上的厚度与辩证也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在这方面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也不为过。当然，道家思想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得中国的知识份子不会因有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过于执着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道以自然为法则，以无为处世应物，成就了万物，也成就了自我。其义理可谓简易却又是那么深刻。
自然和无为是两个既不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教义名词。所谓自然，《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河上真人注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说明“道”的本性就是自然，道之自然的法则既是天所效法的，也是地所效法的。人生在天地间，其行为的最高法则也应是效法道性自然的法则。自然，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道生化万物，万物皆按其各自的本性自然生长，无持无待，不存在强加的任何因素，从而保证了自然界的和谐。而人修真道，就当效法道的自然之本性，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特性，致力于维护自然界的和谐。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东西，不要强求，要顺应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要知足、知止、知常，以使心神平和、精神得到升华。
然而，要真正进入或达到“自然”的境界，就要践行“无为”的处世方法。《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告诉人们，“道”就是践行无为的，并通过无为的作用成就万物，体现“道”之伟大的体性。所以，所谓无为，并不是消极不为，而是要反对“有为”，要遵循自然之规律，不要强求或对事物的自然发生和发展强行进行干预，自自然然才是完美的。为此，王景阳在《明道篇》中有诗说：“自然之道本无为，若执无为便有为”。告诫修道之人，体行自然无为之真道，不要有任何执著。所以，早期道教就曾把“无为”作为合道意、得天心、致太平的根本教旨。并指出：若修行能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于精神，治国则有益于人们。体现了道教对社会政治和处世修身的基本态度。
但人生在世，对尊名荣贵，华衣美食，珍宝广室和音色财货总是有所企求的，但企求超出了自然无为的规律就会出现种种有为之弊害，转化为贪欲。而修道者除了要遵守清静寡欲的教义外，还应持守朴素无为的人生态度。消灭贪欲，淡泊以明志，不有为强求，基本企求不要脱离社会实际，以全身修道为目标，却危离咎，最终达到忘其形骸，无所执著，自然无为的境界。对此，《云笈七签》中还从两个方面作了阐释：一是先当避害。远嫌疑，远小人，远敬得，远行止。慎口食，慎舌利，慎处闹，慎力斗。常思过失，改而从善。二是要能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事；通鬼神，通时机。在积极通晓自然、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更好地学道修道。
 《道德经》第十四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搏”应是“抟(抟)”字，“抟”是用手抓的意思。“抟之不得”是“道抓而不得”。“夷、希、微”分别是对“不可见、不可听、不可抟”的描述。
老子在此章连用了三个“不”，可谓极尽“不可名、不可字”：“视之不见”，是说道无形，目所不达，只能通过内观才能体悟；“听之不闻”，是说道无声，耳所不闻，只有通过内听才能体悟；“搏之不得”，是说道无物，触之不及，只能通过明性才能体悟。
看不见的东西称为夷，听不见的声音称为希，触摸不到的东西称为微。“夷、希、微”三者混为一体，它上无光亮，下不晦暗，无法度量也无法命名，最终归结为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没有一般物体所具有的表象；说起来有点恍恍惚惚，虚无缥缈；欲迎之却不见其首，欲随之却又不见其尾。
《道德经》第一章讲“无名，天地之始”，第五十二章中讲“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第十四章讲“古始”，以上均指无极之道。大道虽无形、无情、无名，但能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所以，无名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始和纲纪。
“道”的“无极”态还表现为：
1、“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2、“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3、“道”难以把握、难以捉摸，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将“道”归为“象”而不归为“形”：“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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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这个“无极”有别于老子所说的“道”，也有别于今人所说的宇宙，它是一种虚无至极（无极限）的状态。宇宙的本质就是虚元，是极度严寒和黑暗，只有恒星不断爆发产生能量的过程中才会有白光散发。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的模式，最后就能达到“无极”的状态。
“道”的“无极”态是最高本体，最高规律，最高法则。
一：道是最高本体，是万事万物万性本源，是创生门道。
二：道是最高规律，万事万物按此规律运行，是万性之理。
三：道是最高法则，天地万物效法之，治国、人道、修身、养生、齐物皆循此法则。
返朴归真，意为学道者通过修炼性命，摒弃伪性，返归纯朴天真的本性，如同赤子，而与道同一，这是道家生活中的主要追求，其来源于老子之道。老子将道运用在许多不同方面，例如他的社会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他的人生观是“清静无为、返朴归真”；他的修炼方法是“深根固蒂、长短久视”。老子认为人若以“道”为准则，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修炼，就可以返本还原、返朴归真，和“道”融为一体，而成为神仙，故老子说“谷神不死”。由此千百年来，道教中人恪守这一法则，认真探索，勤学苦炼，追寻着返朴归真、长生久视之道，可见返朴归真不仅是一种修炼方法，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老子返朴归真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
其一，清静无为。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就是说人若清静，就会正确地去立身处世，如做人要正派，做官要公正廉明等等。在老子《道德经》中“清静”、“无为”是两个颇相类似的范畴，同时，它和“寡欲”也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都是“道”的部分表现。在后来的道教中常以它的“无为”或“寡欲”作为一个连用的术语，如道经中所说的“清静无为”或“清心寡欲”。
在《道德经》中，还有一个与它相对的名词，那就是“浊”，并且还有着相生相化的关系。老子曾说过：有道之士，性体圆明，湛然清澈，处于万物之中，与天地浑然一体，民之所乐则乐，民之所忧则忧，和光同尘，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谁能除尽后天的七情六欲，荡尽尘俗一切污浊，使其心宁静呢?只有返回其先天的虚明体性，就如浊水慢慢而静，才能澄清而重现。所以有道之士，身虽处尘俗之中，其性顺物而自然，不染不着，不滞不留，相似浑浊一样，其性体常住。
这段话说的不仅是道家清静功夫，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说，人处在一个纷繁芜杂的社会里，如何去避开尘世，达到清静，那就要做静功，当静功做到一定境界时，更要继续坚持下去，即会见到光明。老子认为这都是“道”的表现。对此，《清静经》则说得更直接了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指出“清”和“浊”是“道”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侧面。所以，在老子的宇宙观中，“清静”是大自然最根本的形态；在人生观中，“清静”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就清与浊这两个方面而言，后者必须服从于前者，因为老子是本着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宗旨来阐述大道的，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须与自然相协调，这样才能以万物养育群生。故而《清静经》说：“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这里所说的“无形”、“无情”、“无名”都是说明“道”的“清静”，不但要“清静”，而且要“常清静”，要“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常应常静”就是“清静”。在经中又叫“真静”，就是要“心无其心”、“形无其形”、“物无其物”，能够“唯见于空”，并且“观空亦空”，最后达到“湛然常寂”。然而，这里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其意与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相对，指遵循自然，按照天道自然的法则办事，不妄作为。简而言之就是天道自然无为，人法道也应当无为。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治”才是“无为”的真正宗旨。《老子河上公章句》说：“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可见“无为”既是修身处世的原则，又是治理国家的政治准则。从修身处世方面来看，“无为”是道教人生哲学的主要原则，也是做到返朴归真的主要方法。《淮南子·原道训》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为者，因物之所为。”进而《淮南子·诠言训》又举例说：“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并且强调“无为者，非谓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莫从己出也。”指出“人无为则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天地，为者不能有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所以圣人内修其本质，而不外饰其华表，保养精神，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淡然无治而无不治。其二，见素抱朴。《道德经》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朴”就是“朴素”的意思，《说文》讲：“朴，木素也。”在《道德经》中“朴”字有时也作“敦厚”来解释，如说：“敦兮其若朴。”有时也可以当作“道”来理解，如说：“朴虽小，天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有时也说成“归朴”，如说：“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可见“朴”是道之本，人之性，物之情。上古之世自然古朴，上古之人自然古朴，人生之初自然古朴。然而由于情欲之弊，世人离道愈来愈远，身不得保，国不得治。道教讲“抱朴”，就是去除后天之伪，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素之道。 “朴”是大道之法，法道治世，社会自然古朴。《淮南子》和《列子》中均给我们描绘了素朴的社会。《淮南子·本经训》中说：三皇治理天下的时候，和顺处下不逆天道，寂寞平静不挠民众，朴质无华而情真意切，悠闲自得而不骄不躁，人事转移而没有变故；在内在修养上合乎于道，在外在表现方面符合于道义；变化而顺成于道理，行动而有利于万物；说话言简意赅而遵循于事理，行动敏捷而合乎于情理；心情愉快而不虚伪，待人接物朴实而不爱慕虚荣；所以做事时不去选择时间，不去占卦预卜，不去猜想开始，不去考虑结束；恬淡平安就心满意足，动荡不安就努力改变：身体力行均以天地为准则，以阴阳为标准；同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天地相和顺。列子也十分推崇“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自然古朴社会。《列子·仲尼》说：尧治理天下达五十年之久，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好还是不好，不知道老百姓拥戴他还是不拥戴他，于是他环顾并寻问左右的近臣，近臣说不知道；问宫庭外的官员，回答说不知道；再问民间贤德之士，也说不知道；于是尧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闲逛在大街上，听儿童歌谣道：种出粮食养老百姓，无不是你的崇高美德，不用知识，不用智能，只依天帝的法则。可见尧治理天下，自然古朴而不知。所以《道德经》说：圣人在天下，处处谦虚谨慎，含藏内敛，不露锋芒，与百姓和光同尘，不论尊卑，不分贵贱，对大家一视同仁，平等看待，其心与万民之心浑为一体，如初生婴儿之心，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治世如何才能返于古朴呢?老子认为，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样才会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并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其三，少私寡欲。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同时他还说过一些“无欲”、“不欲”等和“寡欲”相类似的名词。在老子思想中，对于“人欲”的节制，是非常重要的。《道德经》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他的这一认识，是从他的“道”中体现出来的。《道德经》说：大道广泛流行，无所不至，无所不遍，它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可顺可逆，在方为方，在圆为圆，向无定向，形无定形，任其物性，顺其自然；它化生万物，创造世界而不推辞，作出巨大成就而不自以为有功，养育了万物而不加以宰制；它不求名利，无私无欲，可称它为“小”，万物归附它而它不自以为主，可称它为“大”，由于它从来不自大，所以能够成就其伟大。他说：“道”的伟大是说不完的，从大的方面来讲，是万物归焉而不辞；从小的方面来说，就是“无欲”，但圣人务小而不务大，而结果却能成其大。他认为“道”的本来面目就是“无欲”，“无欲”的后果是成就了“道”的伟大，所以他主张寡欲，“少私寡欲”是“返朴归真”的起码的要求。在此老子不但提出了“返朴归真”的思想，还为广大修道之士指出了“返朴归真”的修炼方法，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并将之奉为三宝，身体力行。他任周守藏室史其间，为官清廉，衣着朴素，不求华饰；后见周室衰微，于是就弃官西行出函谷关，留下了一部流传千古的伟大著作《道德经》。
列子和庄子继承了老子思想，对于清静无为，庄子认为：无所追求天下就会富足，无所作为万物就会自行变化发展，深沈宁静人心就会安定。并说：处于保持本性、无所修饰的心境，交合形气于清静无为的方域，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没有半点个人的偏私，天下也就会治理得好。不仅如此，庄子还认为“无为”方能安其性命之情，方能用天下而有余。将老子“无为”思想发展为“逍遥游”，主张不要成为名誉的寄托，不要成为谋略的场所，不要成为世事的负担，不要成为智能的主宰，游心于四海之外，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列子在《黄帝》中描写了一个华胥之国，他说：华胥氏之国，不知道距离中国有几千几万里；不是船车和步行所能够到达的，神游才能达到。这个国家不设首领、官位，听其自然而已；这里的百姓没有嗜好和愿望，听其自然而已。人们不知道生的快乐、不知道死的厌恶，所以婴儿和青少年没有夭折和死亡；不知道爱护自己，不知道疏远别人，所以没有爱憎；不知道违背迕逆，不知道趋向顺从，所以没有利害；全都没有什么爱憎，全都没有什么畏忌。入水不被淹，入火不被烧，刀砍鞭打没有伤痛感觉，飞腾空中好象脚踏实地，睡在虚处好象躺在床上，云雾障碍不了视线，雷霆扰乱不了听觉，美的恶的迷惑不了内心，深丘山谷阻滞不了脚步，这不过是精神在运行罢了。可见华胥氏之国是顺其自然而治的，他所说的“自然”，事实上也就是指“无为而无不为”。
关于见素抱朴，《庄子》和《列子》中谓之“复朴”。庄子说：“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列子则说：“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它们的含义差不多，“朴”字都是指朴素之道。。针对当时人欲横流社会，庄子提出了返归淳朴的措施。从原则上讲，也就是“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见《庄子·秋水》)即不要用人事去毁灭天然，不要用造作去毁灭性命，不要因贪得去求声名。这样“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关于少私寡欲，庄子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见《庄子·在宥》)是要求人心要清要静，思想才会纯洁，就会去追求素朴的生活。而列子则一反常规的论述方法，他在《杨朱》中以讽喻的手法先提出“厚味、美服、好色、音声”是获得尽情享受的前提，并称之为“达乎生生之趣”，然后反戈一击，抨击为寿、为名、为位、为货的行为，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认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不违自然所好”，只有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才能保持人的天性，进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并指出名声是虚伪的，并以古讽今对子产准备私授其弟禄位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嘲弄了一番。“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对于社会不公平，对于人心险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揭露和批判。这就是要求人们放弃名利和各种私欲，做到返朴归真。
以上三方面是道家、道教人生观的重要内容。道家、道教追求返朴归真，“朴”、“真”是大道本质的反映，是圣人德性的最高境界。《道德经》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把“赤子”作为“朴”的典范。并在描述“真朴”之士时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涣兮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庄子和列子亦主张返朴归真，遵循无为的原则，以复归原始混沌淳厚朴实的自然状态，后世许多高道大德铭记古训，均以返朴归真作为修身的重要原则和理想，加以继承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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